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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中国留学历史的两封私信


--作者:熊卫民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影响力。居于权力之巅、直接做决策的人,能够改变历史的进程。所以,教育、交往、疾病、嗜好等能直接影响其状况的因素会得到广泛的研究。但即便处在威权或极权制度下,他们也并非完全凭借变幻莫测的个人意志来作出决策。有时候,辗转流传到他们那里的民间人士的言论或文字,也可能成为决策的依据。换句话说,四两确有可能拨动千斤。

 

改革开放初期,停止中国的追缴奖助学金制度、改变中国留学历史的,就是由民间人士发出的两封私信。

 

从互派交换生,到单派进修人员

 

事情得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说起。在那次里程碑式的访问之后,紧闭国门多年的中国开始重启与西方的教育交流。只是,连续多年都属交换性质--互派人员到对方国度留学,留学期间的费用由对方支出。由于西方国家很少有人来中国留学,所以中国派出的人员规模极小,且所学多为所去国度之语言。

 

打倒“四人帮”后,一些领导人表现出了强烈的改革愿望。往什么方向改?并没有长远、全面而明确的设计。但即便是“摸着石头过河”,也必须先对外开放,打开眼界,引进新的思想、资本和人才。而留学工作是其中的极为重要的一环。

 

197788日,第三次复出、分工主管全国科教工作的邓小平在科教座谈会提出,“接受华裔学者回国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具体措施,派人出国留学也是一项具体措施”[1]1978623日,在听取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达汇报工作时,邓小平再次作出指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现在我们的格格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今年派三千出去[2]。他的意思很明确,除每年互派少量交换人员去学习语言外,我国还应单方面大量派出留学、进修人员去西方学习自然科学等。

 

虽然邓小平发了话,教育和科研部门在开展留学工作时仍然十分谨慎。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保守势力还相当强大。尤其是,“文革”中上位的那些人还有不少继续在位,他们主张两个“凡是”,对推行开放政策存在很大疑虑,既怕引进的新东西会冲击乃至摧毁他们的权力之本,又怕派出的人员在遭到“精神污染”后,“叛逃”到他国。第二,长年的残酷内斗,使得中国十分贫穷,外汇尤其缺乏。而当时主持留学工作的一些领导人不熟悉国际惯例,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大学奖励学术、向研究生提供大量资助的情况并不了解,曾笼统表示费用可以“由我自理”,以至于公派出去的进修人员不但要自付生活费,甚至还要向对方交纳大量实验费用,而这是积贫多年的国家所难以负担的。

 

在收入方面,包括交换生在内的获得了西方国家资助的留学人员要远远超出国家公派进修人员[3],当然也要超出国内的工薪人员。为了积累资金公派出更多的进修人员,也为了平息部分“红眼病”患者的嫉妒,中国的外交和财政部门秘密推行收缴留学人员从西方所获得的奖学金、助学金的政策。

 

舒雨上书

 

1979530日,刚刚回国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教师、老舍的女儿舒雨写了一封没有抬头的信。次日,该信经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张致祥转给了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兼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

 

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舒雨的感受和建议。她和另外12位教师于19787月被交换到联邦德国学习语言,得到了德方的资助。除房费外,他们每人每月尚有750马克或更多一些的生活费。按照有关规定上缴之后,“除了伙食费在200马克内凭发票向使馆实报实销外,零用钱只有23马克(约合人民币20元)”。

 

这给他们的生活和交流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他们不敢入乡随俗去酒吧和德国朋友交流,因为买不起啤酒;也不敢接受邀请去德国朋友家吃饭,因为买不起鲜花或小礼物;买包括食品在内的任何小东西他们都索要发票,引得周围的人颇为惊诧,因为德国的很多商店都不提供发票,只应要求提供手写的收据;他们还不得不每月花上三四个整天来仔细核对各种帐目……所有这些都损伤了他们的尊严。有些人躲了起来,不愿意见外人,而这又使得外国朋友认为中国人很孤僻。在这封辞真意切的信中,她个人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应该适当提高进修人员的零用费”、“应该简化伙食费报销手续”、“实行勤工俭学,减轻国家负担”。[4]

 

64日,方毅认真阅读了这封信,还在前文第一处引文边批注:太不合理了。他随即把此信转呈给邓小平阅,称此信“反映了不少问题”。66日,邓小平批复:请方毅同志商同有关方面,提出具体的改进办法,迅速组织实行。610日,方毅要求中国科学院秦力生副秘书长等将此信及有关批示告知财政部。

 

李政道来信

 

令方毅不满的是,此问题并没能迅速得到解决。1979930日,他又收到了诺贝尔奖得主、CUSPEA(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计划发起人李政道的信。在强烈建议国家应多派研究生出国攻读学位的同时,李政道还在信尾(第四页)提出了“一个连带的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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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李政道在研究生院讲学,这次讲学后,带去5名学生,并促成了CUSPEA计划

 

信摘

 

最近听说国内有文件,要向哥校五位才自中国来的研究生,从哥校给他们的奖学金中扣钱上缴。闻讯后,大为吃惊,难以置信,这是不宜亦不能做的。奖学金并非薪金,给奖学金是有其固定目的的,奖学金的数目,是按在使学生安心研究学习的原则下,依当地适当生活的最低要求,经慎重考虑后,才决定的,是不能再减少的。

 

假使这消息是真的话,这必然使将来送研究生出国这条路受极大的打击。在学习上,这会使中国失去这重要机会,去透彻地知道和了解究竟美国对本国科学工作者如何训练的真相内况。在经济上,每一学者以后的出国,中国必须全部负担他们一切的费用。我想,您一定不会同意。这是有害无益,因小失大,对四个现代化绝对不利的事情。

 

希望这消息并非正确,亟盼您能在百忙中给我指示,不胜感激。

 

李政道所讲的“每一学者以后的出国,中国必需全部负担他们一切的费用”并非空话。事实上,威斯康星大学、马普学会、洪堡基金会等外国机构已对中国政府收缴他们给出的奖、助学金的相关规定提出强烈批评,有的机构还提出要压低或取消对中国留学、进修人员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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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李政道夫妇与第一、二届CUSPEA学生合影

后排左起:陈天杰、钱裕昆、吴真、裘照明、陶荣甲、陈成均、任海仓

前排左起:李政道、秦惠君、徐依协  图片来源《CUSPEA同学恭祝李政道老师90华诞》

 

1019日,方毅将李政道的信转呈给邓小平,并写道:第四页李政道先生所说的问题,请特别批示一下,因为我批了不顶事。但这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李政道先生的意见是对的。1020日,邓小平批示:李政道的意见是对的,请方毅同志召集有关部门讨论,改变现在的不妥的办法。

 

不久,国家果然废止了以往的做法,阻碍留学工作一个重要障碍就这样被消除了。而获得国外资助的人员因此增加了交流机会,过起了有尊严的生活。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7.

[2] 田正平主编.中外教育交流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017-1018.

[3] 当时,国家给赴美公派进修人员的经费为每月410美元,扣除20美元医疗保险后,实发390美元;而得到国外奖助学金的人,每月能有1000美元左右的收入。据笔者对19822月赴美进修学者姚蜀平的访谈,201715日。

[4] 舒雨同志给方毅同志的信.中国科学院办公厅档案,1979-2-14-1.

[5] 李政道给总理的信.中国科学院办公厅档案,1979-2-14-3.

 

致谢:感谢施蕴渝院士(1979年作为进修学者留学欧洲)、董洁林教授(1981年作为CUSPEA学生留学美国)、姚蜀平研究员(1982年作为进修学者留学美国)接受笔者的访谈。

 

熊卫民:1974年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主要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

 

转自《思考者iT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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