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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张家旧事》


--作者:戴晴

 

这是一本近年来见到的最可爱的书,是一本你带在路上看、放在枕边看、看过之后又会跑去再买它几本送朋友的书。

 

张家的人,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他家的三姑爷小说家(后来的古代服饰研究者)沈从文,以及二姑爷,也就是本书叙述者的丈夫,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当然嗜昆曲之方家,会知道张家的大姐和她的夫婿,但这已是多么久远的事情了。只举出这么几个人,是没有包括他们的远近亲朋--那些出生、成长于钟灵毓秀之地的杰出青年。如果那样,一大串文化与非文化名人就都给没完没了地扯出来了。

 

著述人四姐妹、六兄弟。他们的父亲和母亲,以笔者九十年代的眼光看,属于现代中国的开拓人。这里说的开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军人、政客、革命家者流。他们生于十九世纪晚期的这第一代剪辫子、兴天足、读《天演论》与《新民丛报》的一辈,快乐胜任地自己“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将孩子们放到光明里边。以我的观点,这才是改造旧中国的的正途,是远在夺权、发财之上的硬道理。

 

家有万顷良田的著者父亲张吉友先生(两广总督张树声之孙)对理财与享乐都没有兴趣,只爱新知识新事物。辛亥后,张家举家迁往“开化早,文明隆”的苏州,“家里有书房四间,父亲一间,母亲一间,孩子们共用两间。别人家的书都是放在架子上的,我们家的书到处都是,连地板上都堆满了书报。父亲不光是收藏各种各样的书,还把当时所能看到的所有大报小报都配齐。” 不光如此,著者父亲 “捐出巨资,让出宅园二十余亩,建校舍四十余间”,办幼儿园、小学、平林男中、乐益女中--还梦想办苏州复旦。为保持独立,他不接受当局津贴--虽然那年代即没有全国统一的教材,也没党中央宣传部--同时以十分之一的名额,免费提供贫家子弟入学。始料未及的是,以他的开明,乐益成了“载入史册”的一代革命家的摇篮。当然看得开些,这也是世界通例,比如司徒雷登的燕京。

 

张家姐弟出生于19071926年间,他们的幼年、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和(留在大陆的几位)老年,几乎没有离开过战火与动乱。这是一整批受足了教育、一心报国,却终生在多难的祖国里颠沛流离的一群。他们纯洁的爱心和本应焕发而造福中国的创造力,都毁在政客们为争夺权势而造下的世纪之孽中。

 

著者1925年从乐益毕业后,入师范、入中国公学、入光华大学(与储安平、赵家璧同学),然后到日本、到美国、到欧洲……。她出去,只为看世界长见识;回来之后,一心作职业妇女:当教师、当编辑,敬业乐业,并不大在乎当权的人吆喝的是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无奈“新中国”容不得天真烂漫,更容不得凭本事吃饭有话就说。第一场运动(195152年的“三反五反”)她就没能过去--在共和国最缺智慧、最缺知识人的年代,她丢了公职(可以想象这在大陆意味着什么)。到这本书面世时,这位十多岁就办家庭杂志、荣任光华女同学会会长、因为讨厌“花瓶”这一泛称而在自家花园里终生只种草的新女性,已作了48年的家庭妇女。

 

著者也许不是自我意识很强烈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只因在一个自由的时代、在一个宽裕的现代文明家庭环境长成,人性尊严和个性自由对她来说已成寝入骨髓的天性。为了私人信件被领导“审查”这一在当局看来的“区区小事”,我们的张二姐痛哭失声,委屈、哀痛到掉了满口的牙。她从此彻底退出中国政治生活(在那个时代基本等于全部社会生活)。这是一个敏感心灵对革命暴政坚韧无声的反抗。她没有从社会底层一路拚杀求存的经历;也不能了解,在张扬无产革命的中国社会,想要维持哪怕仅一点点基本权利所要付出代价。她没想过要去战斗,而一旦“战事”降临,则毫不犹豫地勇敢加入。看上去被动、倒霉,往深里想想,或者回过头想想,又何尝不是主动,不是幸运?大大咧咧的张家皮猴“小二毛”,可以忍受一切,却绝对不愿如她同龄、同阶层、同教养、而今正名声显赫的人一般,交出自己的心灵,任被权势者玩弄于股掌:表面一派堂皇,比方说,不但没有丢掉公职,还刹是令人艳羡地成了国家级领导,享受着当局赏赐的种种,却在内心最柔嫩、最须全力呵护的地方任人作践。

 

这才是大家闺秀。不在旗袍怎么裁剪合体(虽然著者姐妹于此小道堪称正派女界楷模),而在一种坚守理念、能拼能舍的气概,一种清澈的、刚柔并蓄的内在气质、一种“润”的气象(见李渔解《四书》“德润身、富润屋”)。而这,正是我们晚生了数十年的中国男性女性,不必说上亿吃不上饭、读不上书的穷苦人,只说我们这一批批荼毒于革命与奢靡的衣食无忧之辈,因暌违得太久,反倒陌生起来精神园地。

 

其实,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不免心中忐忑。不为别的,只为近年来,一部部炫富的作品(《最后的贵族》《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可列此类之首)如葫芦藻般不断冒出,弄得好几代中国人已经快要忘记(或者根本无缘领略)什么叫优雅、什么叫富而好礼、什么叫雍容坚贞,什么叫对璀璨华夏文明的承接。

 

张先生今年91岁,她的郎君,《语文闲谈》系列的作者95岁。历经磨难,却依旧保持品味纯正的先行者们,快要从这方饱受“现代”苦难的土地上隐去了。

 

1999 北京

 

转自《“春秋话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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