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这样走过熊景明:田伯母
分类:

 

田伯母

 

----作者:熊景明

 

1974年的昆明,文革的红旗依然招展,政治机器开足马力轰轰运转了七、八年后,许多部件失灵。虽然缺衣少食,一个可以透气的空间悄然出现。远离政治中心的昆明城中,玩音乐,学英文,读古诗这类“资产阶级杂草”,在破四旧高潮过去数载后,不待春风吹,零星出土。我偶然闯进的一个英文学习小组,是城里水准颇高的聚合。老师只比我长几岁,无疑一位语言天才。年龄最小的学弟,刚二十出头,我们称他小哥哥。聪明纯善得好像来自别的星球。一看就知道是 “爱”中浸泡大的。爱的源头是他的母亲,后来成为我忘年交的田伯母。

 

我认识他们之前,小哥哥度过一次生命危急,故事有点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味道。小哥哥家庭出身不好,不是一般地不好,父亲曾挂国民党将军军衔,50年代初被枪毙。那个时代,伴随每人一生的不是出生证明,而是“个人档案”,它关乎你在社会上属于第几等人。表格最关键的一栏为:直系亲属中有无关(押)管(治),杀。父亲被枪毙,儿子被认定对新政权有杀父之仇,自然永世不得重用,不能享有作为国民的平等的权益,包含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女方家长的态度,可想而知。

 

女孩被家人锁在家中,禁止双方见面。小哥哥决定自杀,先禁食,准备用更快的方式自我了决。他周围的人,据说母亲在内,都无奈地接受了他的选择,几个好朋友约他去照相馆拍照留念。我还真看到这张照片:四位神情肃穆的男生。后来小哥哥从致命的烦恼中醒悟,危机化解了。与维特不同,小哥哥生命的阴影来自社会,来自连孩子也不放过的政治。“她母亲也接受独子自杀吗?”,“是的,她也接受了,很平静”。

 

这个亲密的朋友圈子中,小哥哥是大家喜爱的小弟弟。传说中,父亲被枪毙时,母亲怀胎7月,决定自杀,不果,儿子早产,给了她活下去的理由和勇气。朋友们称她做田伯母。她出生于湖南世家,知书达理,通诗词。此时在一个民办的刺绣手工合作社做车衣女工。

 

那时候,昆明人成为朋友的话,必然要约对方去家里坐坐,碰到吃饭时间,就一道吃饭,无须事先准备。小哥哥家住在昆明一条石板街和一条小巷交口的木头房中,独门独户,一楼只是过道,吱嘎吱嘎响的木楼梯通向二楼,这里也只有一间房及隔出来的做饭处。窗呈半圆,看到街上来往行人,听到自行车在石板上颠簸的声音。小楼独特,简陋,诗意,正像它的住客。

 

第一次见到田伯母,和我想象中完全一样。一看就知道是外省人,皮肤白而细腻,额头高,短发拢在耳后。素色的衬衣外加毛衣,当时中年妇女的标准打扮。慈祥两个字透露在她的笑容里,她不笑的时候,眼睛、嘴角也带着笑意。听到我会留下来吃饭,由衷地开心。我至今还想得起她蹲在蜂窝炉前煽火,及俯身切菜的样子,记得那天她做自己的拿手菜,红烧茄子。

 

小哥哥讲述的童年故事,都被我安放在这间小阁楼中,可以像电影画面一样回放。他上小学时,正逢大跃进。全民加班,超时工作。田伯母每天出门,男孩还没有起床,等她回家,儿子已经熟睡。她急忙做为他准备第二天的饭菜。小哥哥很快学会写字,给妈妈留条子。40年后,我才有机会听田伯母自己提起这段往事。她说大跃进时,手工业合作社也要“放卫星”,向祖国献礼,不时还得通宵干活。母亲半夜归家,开始生火,烧水,灌满七个暖水瓶,倒进木盆里。将儿子唤醒,从床上抱起来,替他洗澡。他还在梦中,不时唤声“妈”。田伯母将钥匙交给邻居,一位上海婆婆。出门,将门锁上。等到差不多该上学的时间,阿婆去给他开门。儿子聪明乖巧,到小学二年级,母子可以相互留字条。“妈妈,你看,我的都是5分,4分”,这张和成绩单放在一起的字条,永远留在母亲心间。

 

不知底细,会以为小哥哥家境富裕。学英文,学提琴,还有一把好琴,一块名表,都需要那时非常虚缺的东西钱。 田伯母从不犹豫尽全力去成就儿子的爱好,包括变卖家中财物,换来他的所需。儿子先天不足,田伯母用家中仅有的积蓄去买克林奶粉来喂养他。小哥哥记得大约三岁时,和母亲去街头摆卖。呢子大衣,绸缎旗袍等放在一只皮箱中。母亲躲进路旁小巷,小男孩站在箱子旁。有人问津,立刻跑去唤出母亲:妈,有人来看了。

 

小哥哥以优异的成绩从小学毕业,深得老师宠爱,却没有被正规中学录取,进入一所半工半读的民办学校。他觉得完全是自己的错,内疚,对不起母亲。田伯母不能化解他满心的委屈,无法对他说明,因为父亲的关系,他被打入另类。母亲可以给儿子无尽的爱,宁愿为他牺牲性命,却无法让这个小男孩,在社会上得到最起码的公平待遇。文革很快来到,不仅他一人,全中国所有青年一下子失去上学的机会。

小哥哥那时不过十来岁,被分到郊区的农场。算是照顾他小,给他派了赶马车的活。耀舞扬鞭,合他的性格。做母亲的则担惊受怕。后来的确出了事故,幸而未留下后患。农场管治不严,之后病退回家,投入自己的爱好,学习,尤其是学历史。家族是云南的世家,他从先辈的事迹往上追朔,对云南历史钻研非浅。刚认识,他问起我曾祖父的名字。“熊廷权”,“号是不是仲青?”。这个小孩居然知道!每天收听BBC的新闻,是他必作的功课,练小提琴,念古文。。。要愁那得功夫?

 

当时,我们这些在知识无用的时代依然好学的人,根本想不到所学的东西会对个人前途有什么意义。学习只是一种习惯,爱好,是对得起自己生命的行为。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后来机会出现,给了这些“有准备”的人。1977年恢复高考,小哥哥得到当年云南省的文科最高分,仍未获得录取,显然还被认定为政治不可靠者。他给当时的大救星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不知道有多少人给邓写了信,不知道邓是否看过这写封信。历史按反省文革,反省1949年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向走。终于,将近30年之后,家庭出身,政治表现,作为中国大陆学子进入高等学校的关卡,被废除了。小哥哥进入大学。

 

他的故事代表了一批人,反应了一个时代。顺理成章,80年代初,他拿到美国一所常春藤大学的博士研究班录取通知,获得全额奖学金。同时与相爱的女孩订了婚,双喜临门。田伯母此时心事重重。她终于鼓足勇气,要政府解答数十年存在心中的疑问:丈夫为什么被枪决。来到翠湖边公安局,找到群众接待站的“同志”,递上事先准备的信件。“查询需要时间,你下周再来”。难以成眠的7个夜晚之后,她来到公安局。人家告诉她,时间太久,查不到档案了。“30年前的事了,对你们母子没有影响了”。走出公安局,她久久站在翠湖边,看柳树枝条在风中摇曳,看水中白云的倒影。仿佛第一次看到昆明的翠湖这么美。

 

1919年,民国八年,田伯母本姓邱,她出生在湖南长沙书香门第,人口多,家道殷实。她的外婆家劳氏,也是望族。不记得是她父亲还是母亲的家族,曾经中过两位状元,得皇帝赐匾。田伯母说,我在《家在云之南》中描画的外婆家融洽、充满欢声笑语的大家庭和她的外婆家一模一样。田伯母的母亲长得漂亮,随父母在北京住了八年,一口京片子。陪嫁时,为了不让邱家小看,尽其家中值钱的东西作为嫁妆。邱家秉承书香之家的使命,田伯母的大姑妈在长沙办了“幼幼小学”,二叔、三叔送到天津,进入北洋大学。由外籍老师用英文授课。田伯母小时候学会一句 Very good

 

对付人类主要疾病的药物没有发明以前,富人、穷人的生命在致命的病症之前都一样脆弱。20年代,邱家一共四个年轻人先后死于肺结核。田伯母的父母在长沙正月的寒风中,前后三天过世。她对父母几乎没有印象,听大人说她满月时,母亲身穿一袭大红裙子,抱她出来向祖宗磕头。这成了她脑海中母亲的形象。大家庭的孤儿一点都不孤独,儿时印象是田伯母一生最欢乐的记忆。她的小名叫雁栾,好像从早到晚都听得到大人亲切地声声唤:雁栾!大约5、六岁时,过生日这天,她跑进客厅,正好大姑爹有客来访。小女孩给他磕个头说:今天是我的生日。结果得了两枚银元。哥哥笑她“生财有道”。

 

家中的藏书陪伴她度过少年时代的晨昏。哥哥将家中书房称为藏书楼,其实就是二楼的一间大房。讲到此,田伯母偷笑道,我其实只看小说,对占满书架上是经典和学术书一眼都不瞟。她觉得自己当时完全不懂事。“等到我懂事时,好日子过去了,一去不返”。日本侵华,改变了中国和亿万家庭的命运。邱家大宅也毁于1938年长沙大火。19岁的花样少女,没按原先的梦想去上大学,进入战时儿童保育会的长沙分院,做一名音乐老师。

 

1938年,由几位社会上活跃女性发起组织,以宋美龄为理事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长沙成了分院,“凡阵亡将士遗孤、前方作战将士及救亡工作人员子女暨战区难童,年龄在15岁以下、4岁以上者,均可前往中山堂该会或青年会报名。经审查和体检合格,即可入院。72O日左右,首批难童约9O人”,后来湖南一共成立了五个分院,一共收留保护了2000多名孤儿。

 

给她取名“雁”的长辈,大概联想到她是一只失去父母的孤雁,不曾料到她的一生居然与此关联。自小父母双亡,第一份工作在孤儿院,婚后两年即失去丈夫,儿子成了遗孤。在对她百般呵护的家人中度过童年与少年,她一点不孤苦。战火烧起,没有比保育院更适合的场所安放她的温柔与爱心。她依稀记得当年教孩子们唱的歌:“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掉土地,我们失掉老家。我们的大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他的军阀。我们要打到他,要打到他!打到他,我们才可以回老家;打到他,才可以看见爸爸妈妈”。

 

年轻貌美,慈爱端庄的音乐老师自自然然成为孩子们心目中的“母亲”。有个调皮的男孩很能利用老师的心情。他跟在潘老师后面,叫她“妈妈”,然后就要糖吃。不只一位老师中了他的计。我在认识田伯母几十年后,才听她说起在战时保育院的经历。共产党红旗下长大的一代人,对八年抗战的认识限于敌后武工队这类的党领导下的对敌斗争。前方主战场是如何打的,后方民众如何参与,一片模糊,也不深究。保育院的孩子,在70年后也才开始相互联系,寻找当年的老师。这年夏天见面,田伯母一遍遍对我讲述当年的经历,给我看当年学生办的一份同仁刊物,上面有她写的文章。那个骗糖吃的孩子也年过七旬,打电话对她说:现在你儿子在美国,有事找我,我就是你的儿子。田伯母笑道:你小时候骗我,现在老了还骗我。

 

1947年初,报上刊登台湾空军子弟学校招聘老师的广告,田伯母古文基础扎实,报考即中,派往台中分校教小学六年级。不知道是哪位有远见的政府官员提出的政策。 后来对台湾文学有卓越贡献的作家齐邦媛,也是当年台湾从内地招募而至。田伯母教授的这班学生,次年全部考取中学。她因为表现突出调到台北总校,从少尉一级升到少校三级。

 

49年暑假,住在昆明的三姑妈邀请她去玩。此时她30岁,亲友心中有何算盘不难猜到。她生性贪玩,好奇,正好有足够的积蓄,开开心心地上路;懵懵无知,跨进人生的转折。从暑气蒸人的台北,来到清风送爽的昆明;从举目无亲的都市,来到视她为己出的姑妈身边,心情大好。一张情网,此时向她张开。

 

对方算不上英俊,个子不高,和她满腹爱情小说中的男主角相距甚远。男生却对她一见钟情,一首首情诗箭一般射过来。她渐次被这位书呆子的学问吓倒,与他相处,好像对着一本永远读不完而趣味盎然的书。他同样出生世家,父亲是云南杰出的学者,本人毕业于昆明的东陆大学。这所创办于1923年的云南第一所大学,得益于创建者,云南王唐继尧的视野:“东陆大学,非滇人一省之大学,乃东陆人之大学也”。建校的宗旨是沟通中华与欧陆的文化,攫取双方文化之精华。

 

毕业后他去到南京,进入国民政府工作。一路获重用,升至处长级,战时文员均授予军衔,30岁出头,已为少将。1949年内战大局已定,国民政府决定撤到台湾。父母在,不远游,他不做二想,离职回到昆明。像当时绝大多数对自己谋生技能自信的人一样,他选择留下。万万不曾料到,这个决定将以自己的性命,以妻儿的惨淡岁月为代价。他们相信执政党做出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新中国的承诺。那时,也许连党的领袖也真如是想。殊不知,专制集权制度有它自己的规律,由践踏众生的铁蹄带着它驰骋。

 

这位文学系毕业生其实一点也不书呆,感情丰富,拉小提琴,和两位朋友结为“岁寒三友”诗词往来。年过三十,堕入初恋。带女友登西山,泛舟滇池。最主要的节目是看电影,昆明那时分区停电,他们满城跑,找不停电的影院。女友喜爱的好莱坞爱情片,在昆明电影院受城中男女捧场,几乎场场满座。此时的中原大地,抗战八年之后,内战惨烈。 枪鸣炮轰,血腥的厮杀,伤者的呻吟,丧失亲人者的悲恸,战乱造成的灾难与饥荒。。。传到昆明,化为《正义报》上的一则消息。对恋爱中的年轻人,引起一番感叹,甚至几行清泪。。。而已。

 

当婚当嫁的恋人,很快结为夫妇。幸福的日子何等短暂,一年多后,腹中胎儿七个月,丈夫被莫名其妙地逮捕,莫名其妙地枪决了,家属没有得到任何通知。大街上的公告上,连他在内,一共处决了三名“反革命分子”。让她回忆已经够残酷了,我没有问她的感受,问她如何自杀未遂。多年前,我问过她,为何可以平静地接受儿子自杀的打算。她说,我已经想好了。他走,我也走。他从小是个好孩子,受尽委屈,连中学都不给他上。以后这辈子,背着父亲被枪毙的名分,不知道还要受多少罪。死了就一了百了。

 

革命的巨轮没有因为政权成立暂停,和平到来,一批人作为胜利的祭品被杀、被送入大牢。 要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政治高压比政权的合法性更能起到立即的效果。被镇压者主要的“罪行”在于曾经“站错队”,像田伯母的丈夫,在国民政府任高级职位(不是最高,否则会受到统战政策保护);或者因为财富,沦为土改或50年代初政治运动的斗争对象。丈夫被杀,被关,妻儿从此被打入另册,为社会所不容。昆明人严玲玲的回忆录《母亲和我们七兄妹》详尽地描述了遭逢此厄运的母亲如何支撑起一个破碎的家,如何受尽凌辱而不失尊严地养育儿女。处境与严伯母、田伯母相似者,那时一大批。作为妻子,她们的世界崩塌了。她们哭得天昏地黑,痛不欲生。作为母亲,她们必须揩干眼泪站起来,支撑起这个家庭,必须在孩子面前保持笑容,去谋三餐,找一条活路。

 

变卖衣物、首饰以及家中任何值钱之物,是这些原先的太太小姐最简单的活命方式。田伯母祖母从小教导她,身外之物不足贵。“命中有的终须有,命中无的莫强求”,她并不心疼将身边物件贱卖。田伯母的三姑妈大学英语系毕业,曾经做过省长龙云的英文秘书。她有七个孩子要养活,连不怎么值钱的东西都卖得差不多时,她用100元买了一架缝纫机,学习做裁缝。田伯母学她的办法,先学做最简单的内裤,接着学做小孩衣服。她本是一位优秀的教师,和她的三姑妈及许多知识妇女一样,因地主,富农,反革命。。。的家属的标签,被排斥在体制以为。而这个社会主义的体制囊括了几乎所有职业。

 

车衣女工被称为小手工业者,到1958年大跃进开始,连最后的空间也没有了。他们被要求入社,带着自己的“生产工具”缝纫机,进入集体所有制单位。田伯母从此成为“昆明机器刺绣厂”的一名女工。这年她39岁,同事叫她老潘。她也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在嘎吱嘎吱的缝纫机声中低头劳作,手扶着布料,脚踏踏板踩机器。每天八小时,踩啊踩,送走了半生岁月。只要能每天按时下班,回去照应儿子,田伯母就满足了。

 

这些一下子跌到社会底层,不善体力活的妇女,为子女,只要有稳定的收入,哪怕微薄,哪怕苦和累的工作,都可以接受。 田伯母与我认识的其他在同样处境中的母亲不同的是,她对儿子的教育十分在意,并且有自己的教育理念。找寻合适的幼儿园,今天的父母视为理所当然。而5060年代,绝大多数人相信孩子是祖国的花朵,交给什么园丁去照料不关家长的事。田伯母则认为必须将儿子交托到有爱心的人手中。“多数幼儿园都是在民房里。我去到一间,看见小孩站在天井里哭,有小孩只穿着一只鞋。小娃娃哭,我也站在旁边跟他们一起哭”。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一间满意的,租用了一名医生的住所,主任幼师毕业。

 

文革开始,半天工作,半天开会,人人要发言。每个人限定写10张大字报。大家很快发现老潘的毛笔字一流,大字报写得又快又好。班上20多人,都来求她帮忙。常常写到别人都回了家,她还在“代笔”。这个发现,让田伯母赢得同事的敬重。30年后,有位同事带着人参来探望她,感谢当年相助。

 

同事间不多交往,领导则知道这些人的底细。文革中一天,车间主任早上宣布:今天让你们这些小姐、太太去挖老板田(挖地)。大家拼命挖,人人手上起了血泡,到下午四点已经完成任务。平时相处较好的八个人突发奇想,坐船到西山去玩。田伯母在船边洗饭盒。不小心饭盒被水冲走,一船人大笑,田伯母笑得最响。回市区路上,天已黑。大家站在路边截顺风车,叫田伯母站在前面。结果一辆卸货的翻斗军车停下来。整天关在车间里,机器声中低头工作的人,这辛苦的一天好像节日。半世纪后,96岁的田伯母给我讲这个故事,脸上的笑容依然青春调皮。

 

和田伯母熟起来是80年代初,我到香港之后。他们母子和我父亲及弟弟成了邻居。后来两家人干脆一道吃饭,我的家人享了她好大的福,我对她感激不尽。夏天和女儿回家。小女孩成了田伯母的至爱。昆明那时没什么水果,田伯母每天给她做一份糖番茄。回到香港,女儿还记挂着“番茄婆婆”,至今不曾忘记。田伯母看她永远看不够,有时干脆坐在小凳上,就这么咪眼笑着,看她吃东西,看她玩耍。小女孩跌倒,哭了起来。“哟,她哭起来那个小样子太可爱了!”

 

这年夏天,我做了一件非常冒险的事。约上十多位朋友去澄江玩,包括我70岁父亲和田伯母,四岁的女儿。17个人挤在一张手扶拖拉机上,从澄江县城来到抚仙湖边,租了两只小船,去到湖对岸我心爱的小村庄绿冲。船行至湖中央,风雨大作,小船左右摇晃。我吓得要命,父亲和田伯母却无事一般。到绿冲天已黄昏。一行不速之客,个个像落汤鸡,闯进我的学生家。男主人生篝火给我们烤衣服,女主人下厨煮鱼汤。

 

第二天一大早,众人来到湖边,被这梦幻般的山光水色迷住了。湖边一行苍天古木,向四方伸出茂盛的枝叶,舒张于天地之间。湖水之清澈,令人惊叹。父亲站立在水中,大声道:连脚趾甲也看得清清楚楚。田伯母牵着我女儿的手,被她拖着跑来跑去,和水里的妈妈打招呼。此情此景,像梦一样留在我心中。数十年后,绿冲成为著名旅游景点。听人赞美绿冲,赞叹抚仙湖水,心中感叹。那最美的水,最可爱的小渔村一去不返。我的父亲和田伯母也已作古。

 

70岁这年,儿子将三个月大的孙儿从美国带回来交托给她,圆了她的梦。

独自将孙子带大的六年,是田伯母一生中最操心,最忙碌,也最幸福的时光。

我夏天回昆明,照例去看这奶孙两。小男孩非常之纯真可爱。我女儿最擅长和比她小的孩子玩,分手时,他硬是不舍得小姐姐走,一遍一道地恳求她留下,情真意切。指着奶奶的大床说:今晚你就和奶奶睡。找保姆是田伯母最头疼的事,几乎每年一换。后来找到一位非常能干可靠的,一年后,一次田伯母发现她擅自去附近工地拿了两块木板。严肃地对她说:工地上的东西,都是公家的。你这是偷窃。于是就让她走了。孙儿对小保姆都称姐姐。每天午睡起来吃水果,第一块给姐姐吃,然后才轮到自己。

 

四岁多,田伯母就开始教孙子认字,算算。到五岁,毛笔字已经写得有模有样。六岁,需要回父母身边上学了。父亲问他,你愿意来美国还是留着昆明。“奶奶去我才去”。这时田伯母的儿子已经拿到博士学位,在大学任教。一家团聚,此其时也。小男孩去到美国,开学第一天,老师让每个人站起来,告诉小朋友们暑假做了些什么。小男孩看到大家起来,叽叽嘎嘎说了一通他完全听不懂的话,他只知道那是英文。轮到他站起来,他将自己唯一认识的英文流利地一个个念出来:一个个的汽车牌子。奶奶对他教育的最成功之处,是培养了他的自信。

 

和儿子一家在美国住了将近10年,在田伯母记忆中留下的都是美好。刚到美国,就遇到一个非常友善的台湾人,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带田伯母去中文图书馆,接触当地的华人社区。田伯母还为当地的华语小报写了一篇文章“东迁记”。暑假,儿子带她遍游美国国家公园。她每回顾自己的一生,都以各种令她重返青春的自然风光做背景,以有如此孝顺的儿子知足而自豪。心中烦恼,用愉快的回忆去抵销。

 

年过八十,孙子进中学后,田伯母越来越感到必须回昆明。去美国陪伴儿孙的老人大多都顺从这个规律,当自己对下一代的生活在实际(非情感)层面上,不再是不可或缺的时候,双方宁愿忍受分离后的牵肠挂肚,服从理性的考量说再见。昆明已经是田伯母的故乡,衣食住行都习惯,还有亲戚朋友。来探望她最频繁的是儿子的好朋友们。刚回来的一、两年,对儿孙的思念常令她茶饭不思。她将儿子和孙子的头像放大,框在相框里,吃饭的时候,放在饭桌上,好像一家人在一道进餐。儿子固定每周六和她通电话,每个暑假来陪她住些日子。

 

大概在2003年夏天,她刚回昆明不久,我回昆明去看她。她家里有个17岁的小保姆小琴,来自乡下彝族村寨。她在厨房一面洗菜一面哼歌。她叫田伯母“奶奶”,称我做“香港姑姑”,和田伯母笑着抢电视遥控器,举止就像个孙女。每年回去看田伯母,她们都留我中午在家吃饭,小琴的厨艺越来越好。两人记得我上次来喜欢吃哪几道菜。小琴天生的悟性和性格,田伯母的身教言教,几年下来,令她们好像成为一对奶孙,小琴的谈吐像是受过很好的教育。

 

她的父母和村里其他人没有两样,指望用她的嫁妆替哥哥娶媳妇。曾说替她找到当地邮电局的职工,将她哄回家。回家才知道是一场骗局,父母连对方姓什名谁都不知道,她立即折回田伯母这里。我问她,“你们那里如何重男轻女?” “这样说吧,我有两个姑姑,我爷爷奶奶从来不问她们的死活”。她说,我要陪奶奶到她百年之后才嫁人。小琴一直遵守承诺,不为旁人,包括田伯母自己的劝说所动。

 

2005年起,一连几个冬天,田伯母都因为肺部感染去住医院。田伯母看到医生在查房后,开处方挂在病床头的病人档案夹里,便让小琴将药一一抄下来。第二年冬天犯病,就去买同样的药来吃,觉得管用,以后很少住医院了。她的抽屉里放着儿子从美国买回来的维生素补充剂,还有许多小瓶子。上面写着:腰疼、胸闷。。。。照料好自己的身体就是对儿孙最大的关心。她和小琴按照一本书《第一营养》上的建议选择食品。不知道是基因还是健康饮食的缘故,到96岁田伯母仍然耳聪目明,脸上很少老人斑。最难得是头脑非常清晰,乐观幽默,和她聊天是一大乐事。“你看我是不是很狡猾?每次儿子来前,我就另外安放一下桌上的照片,等他走掉再还原”,那是我们之间的一个小秘密。两人坐在沙发上笑得前仰后合。

 

田伯母的知己是几位和她年龄相仿的亲戚,我看过几封他们之间的书信,大为惊叹,彼此唱和的古体诗,对仗工整。吟诗作对的传统,还保存在这些被挤压到社会边缘的贤妻良母,昔日的大家闺秀之中。我对田伯母说明要将她的故事写下来,就像写我去世的父母和亲戚,希望让文字留下他们的音容笑貌,留下一点时代的影踪。除了这些书信,田伯母写过一份自传。想到有丰富的资料可用,只是和她天南地北的聊天,不想令她太累,怕往事勾起心酸,没有当成做口述史那样采访。何况我不是个合格的采访者,关键处不忍追问。我问不出口,她30岁出头失去丈夫,之后有人令她动心吗,有人追求过她吗。有时候她会插一句,这件事我连儿子都没告诉过。对哪些可以留在纸上,哪些载人她的故事中,彼此有默契。有一次约好去看她,她说身体不舒服,过几天再说。到再见面,田伯母一脸歉意,“对不起,景明。那些信我烧掉了”。她留下一封大概实在舍不得烧毁的长信,递给我。三页纸,一页是诗词。我看了一眼,还给她,不再继续原来的话题。

 

小琴原来就学会电脑打字,可以代田伯母写邮件。后来有了微信,更方便。收到我传给她的孙女小糯米的照片或者视频,田伯母一定作答(见下)。到2016年初,许久没有田伯母的信息。打电话给小琴,才知道田伯母住进医院的重症观察室。此时她已不能言语,知道是我,一定要和我说话。除了“我们的友谊”这一句外,我完全听不明白。她不停地发出喉音,我在她的努力“说话”的每个空挡上回答:“我知道了,是的,你放心,田伯母。”

 

2015年夏天儿子回美国,田伯母看着他拖着箱子离开的背影,对小琴说,叔叔也老了,还要这样奔波。年底,田伯母生病,在北京工作的孙子乘夜班机赶来,田伯母好心疼。小琴父亲病重,却走不开,也令她于心不安。和我父亲去世前一样,田伯母意识到生命已经走到尽头,开始禁食。决定离开却不是那么容易,拖了近两个月。她不只一次说,比起许多老人,我的晚年非常幸福了。她年轻时就有过两次不堪痛苦,只求了结的经历;活下来,对世界的留恋莫过于儿子,然后孙子。终于看到儿孙长大,事业有成,惟愿不拖累他们。

 

我听到她走得平平静静,为她高兴。我想起文革中那个夏天,她和同事去田里做苦工,意外地赢得一个黄昏。 终日在缝纫机嘈杂声中低头做活的“老潘”,来到山水之间,仿佛变回青春美丽的自己,直想开怀大笑,连饭盒掉进湖水也觉得好笑。她大半辈子都以儿孙,以亲友的快乐而高兴,因他们的挫折而忧心。在那个美丽的黄昏,夕阳映照的滇池上,她曾那么开心,为自己开心。。。。

 

熊景明

2016/6/20 (糯米四岁生日)

 

---------------------

 

来自田伯母的微信:

 “谢谢你送来赞母爱的画册。善良的人总以为人都是如自己一样善良,其实不尽然。你、我、立立可以说是极具爱心的慈母。我当然了解自己是怎样爱传刚。爱他远胜过爱自己,可以用“忍辱负重”来说明。你对立立的爱,我也基本了解。至于立立,一方面我觉得她太像你了。另一方面,从视频也看出对小糯米的慈爱。那次她带糯米来江岸小区看我。我们都是慈爱的母亲,我们就一同发扬伟大的母爱吧。2015927

又见糯米的成绩极高兴。她生性积极进取,我祝她的一生,不断争取第一,做永不言败的冠军。20151021

你们三代快快乐乐游澄江,令我羡慕不已。好的摄影发给我看看。谢谢你的关心,几十年的友情转成了情亲。20151016

小糯米太像立立了。从小就会关心别人的感受是天赋,是与生俱来的情商。富有同情心,平易近人,给人快乐,自己也快乐了。这么小的孩子会说眼明手快,不可思议等等,则是她平时很注意大人说话时的态度表情。她体会了,在合适的时候使用正确,这些最有表现她爱学习,而且努力想快融入到大人的谈话中去。她生活在有文化的家庭,耳濡目染,没有刻意教她,自然学会。中国人自古以来很重视婚姻要门当户对,意义深远。

 

熊景明

2016-7-11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