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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四大银行的探索


--作者:陆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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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建军队建银行”才有了的中央银行

 

中央银行,是西方人在探索了近150年银行业务后出现的银行中的银行,而在清末民初当中国人刚刚剪掉小辫子,就欲想创办中央银行,其困难可想而知。其时,孙中山先生和宋子文博士对民国时期中央银行的创立起到了重要作用,前者提出了建立中央银行的思想,后者则创建了中央银行的基本框架。

 

19232月孙中山控制了珠三角的大部分地区,可谓小荷才露尖尖角,同年4月即开始筹建中央银行,并任命宋子文为中央银行筹备员。当时国民党内对借入外商和中国银行1100万元巨款不建军队,而作为中央银行的资本金难以理解。孙中山以不可杀鸡取卵的生动比喻,阐述了通过银行积累财源支持革命的道理。孙中山还对宋子文草拟的中央银行条例逐条审阅,提出修改意见。

 

20年代建行初期,广东的金融格局是英商汇丰、渣打(麦加利)银行、日商台湾银行信用颇著,是官僚、富商、军阀的主要经办行,华商除嘉华、东亚等小银行外,便是四五百家银铺,因政局动荡金融风潮时有发生。针对复杂恶劣的金融环境,宋子文主持拟定了中央银行的条例、章程等,其业务范围就有:买卖国库证券及经理国库;办理汇兑及发行金融票据;买卖生金银及各种货币;收存各种存款,买卖政府担保证券及股票;贷放定活期抵押贷款等。面对军阀混战辖区的中央银行经常发生军阀武力强行借款事项,宋子文一方面向军阀设词拖宕,一方面宣布暂停营业,待平息军阀混战后即刻实施足额兑付。

 

1925年,孙中山与廖仲恺两位国民党主要领导离世,使民国政府受到严重威胁,谣言四起,商民挤兑,宋子文百方筹措现金,挺过难关,在社会上建立了信誉。到1933年他辞去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职位之时,中央银行业务有了较大发展,除上海总行外,分别在南京、天津、汉口、杭州、福州、郑州建立了近20个分支行,同时在纽约、伦敦、巴黎、柏林设立了代表处,资产总额比1928 年增加了10倍,存款增加了17倍,纯益增加了6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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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大清银行的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前身为清政府户部(财政部)银行,创办于1905年,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辛亥革命后改组为中国银行。性质为官商合办,各占50%股份。在中国银行初创阶段,江浙财团核心六人之一的张嘉璈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嘉生于1889年,上海宝山人,15岁考取秀才,17岁入北京高等工业学堂,次年留学日本庆应大学,攻读货币银行和政治经济学专业。在留日期间,张嘉系统接受了西方财经金融理论,并认识了梁启超,1914年由梁启超介绍入职中国银行,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做起,一直做到中国银行总经理,一干20余年。

 

中国银行初创年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北洋政府管辖的北方税源稀少,加之连年征战,财政空虚,不断向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二行透支,到了19165月又下令中、交两行停止兑付所发行纸币,改发行不兑现的流通货币,意在政府赖账。消息泄露传出,北京、天津等地的中、交两行被来势凶猛的挤兑风潮搞得信誉扫地,停止营业。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是独立发钞机构,如听命北洋政府的停兑令,不仅使本行一蹶不起,也将引爆上海金融界的地震,引发数十家关联的上海钱庄倒闭,从而严重影响上海工商市面。在此危急关头,时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与副经理张嘉冒坐牢与杀头危险,决定坚决抗命北洋政府停兑令,经过一整套组合拳,向上海民资银行筹现银200多万两,另加外资银团200多万元。512日,上海分行开始兑付,2000多人一拥而上,场面几近失控,来兑现银者大多是手拿1元或5元纸币,或持几百元存单的低层民众,中国银行足额兑付,13日营业始兑付者仍有1500 多人,14日即减为700多人,至15日基本恢复正常。风暴平息后,中行上海分行声誉大振,社会各界对它信任有加,存款额直线飙升,江苏、浙江、湖北、安徽、四川等都开始流通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钞票。宋汉章、张嘉成为一代金融领袖,名垂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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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路、电、邮四政发端的交通银行

 

交通银行成立于1908 年,鉴于晚清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的兴起,清邮传部大臣上奏朝廷,经慈禧太后批准设立。主要经营轮、路、电、邮四政往来的银行业务。总资本1000万两银,官商合营,各占40% 60%。然而到了北洋政府年代,财政空虚,并于1916512日发出了停兑令,使交通银行信誉一落千丈,几乎停业。在此危急关头,董事会进行了改组,并派出张謇出任总理,钱永铭出任协理,张謇是清末民初的秀才实业家,产业宏大,交行的实际掌控权其实由钱永铭担任。

 

钱永铭,祖籍浙江吴兴,1885年出生于上海,江浙财团核心六人之一,1902年入天津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学习财政经济学,1903年获官费赴日本神户高等商业学校学习。钱永铭接手交行时是一副烂摊子:停兑风潮使交行信誉大跌,钞票发行额的准备金不足发行额的15%(规定需占65% 以上);应付未付票据和积欠债务数额巨大,无力清偿;财政部、交通部等向交行借入的巨款根本无力归还。钱对交行进行了以“发行独立、准备公开”为核心的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发行业务从其他业务中独立出来,按期聘请著名会计师事务所公布发行准备情况,接受公众监督,取信于社会。设立政府欠款清理处,全面清理和催讨政府机构欠款,根据欠款不同性质,采用不同的办法催讨。追加政府部门欠款以海关关税作为担保,精简各类机构30%。到1925年,交行发钞额高达4528万元,超过该行历史最高水平,扭亏为盈,并坚持将盈余归还旧欠,进一步建立社会信誉。钱永铭对交行的3年改革,奠定了交行日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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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孔、陈先后出任负责人的中国农民银行

 

中国农民银行19334月在汉口成立,委员长蒋介石自任理事长,银行享有军事护照和军用交通的特权。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蒋兼任理事长的目的是接受部队存款,代购国军军粮。1935年,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建立新的“中国农民银行”,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兼任董事长,1945年,曾任国民党组织部部长的陈果夫出任董事长,并亲自制定“中国农民银行经营方针”十八条,提示中国农民银行必须成为“为中国农民谋福利的银行”。三位民国大佬先后出任中国农民银行负责人,足见民国政府对“三农”金融的重视程度。

 

转自《我是投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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