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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一碗林风眠的葱油拌面,理直气壮地活下去


--作者:李舒

 

越到年底越忙,一忙就来不及做饭。

 

我家的偷懒菜最寻常不过,一碗葱油拌面,一碗紫菜蛋汤。

 

葱油拌面的关隘不在葱油,而在最后那一点酱油。

 

那酱油用的是林风眠的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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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在香港功德林学到的。香港功德林开在铜锣湾的告士打道,老板说起来鼎鼎有名,是当年上海滩国泰影业公司老板柳中亮的公子柳和清和他的夫人--著名电影明星王丹凤。听说前几年,夫妇俩已经把功德林卖给他人,归隐乡里,不过那碗拌面,却依旧好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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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凤夫妇在功德林

 

柳和清和林风眠是共过患难的至交好友,林风眠在吃上并不讲究,他家对面有一家规模很小的米店,他经常在那儿买五分钱的面条,这是他每天中午的午餐。柳和清去看他,他就拿出自己的拿手菜--菜干烧肉,这道菜的好吃,秘诀源自他自己加工制作的独家酱油:将买回的酱油加上白糖、生姜,煮沸后冷却。柳和清记住了这个味道,到香港开功德林时,也用这样的酱油进行调味,这是那道拌面能够吃出家乡味的关键。

 

林风眠的美食秘诀还有很多,比如,他很会煮咖啡,他家的咖啡里会放一点白兰地;他吃西瓜的时候,也会在西瓜里挖一个洞,往里面倒一点白兰地,这样吃起来别有风味。我亲测过,确实好吃。

 

但吃着菜干烧肉的林风眠,已经顾不上这些风雅了。他曾告诉柳和清,自己“每个月都会煮一两次这道菜,一天吃不完就隔天再吃,后天再吃,一直要吃到菜干发黑为止。”

 

1951年,年过半百的林风眠离开杭州,和法籍夫人及女儿定居上海,住在南昌路53号一幢新式里弄的住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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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林风眠和妻女

 

天天吃五分钱面条的林风眠,那时候已经捉襟见肘到连房租都没办法支付(每月津贴80元人民币,房租则为160多元)。为了减轻生活负担,他的太太爱丽丝和女儿离开上海去巴西定居,他把楼下的房屋退掉,一个人住楼上的一层。

 

生活的窘迫并不是林风眠心中最大的哀伤,他吃着发黑的菜干烧肉也颇为自得,他为了另外的事情伤心--没有人欣赏他的画,那是每一个画家最大的心痛。他的知音米谷写了《我爱林风眠的画》发表在《美术》杂志上,却有人突然批判这篇文章,并指责林风眠的画作不为社会主义服务,思想感情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是“黑画”。柳和清回忆,“这对林先生来说是极大的打击……有一次,他甚至无奈地对我感叹道:‘今后,我的画恐怕只好挂在自己家里孤芳自赏了!’”

 

林风眠,似乎是生来孤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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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风眠《双栖图》

 

1900年,他出生在广东梅县的一个小山村里,爷爷是石匠,这似乎是家族职业。后来他到法国第戎美术学院求学时,校长杨西斯先生和他交谈,他毫不避讳自己的出身,杨西斯校长误把“石匠”理解成“雕塑家”,林风眠非常坚持地对校长说:“不不不,我是个石匠,不是雕塑家。”

 

林风眠的一生,总在与人告别。第一个是母亲。灾祸的源泉来自村上的那家染坊,年幼的林风眠每天陪着祖父上山雕刻石头手工后,常常喜欢去那里,看那些天然的颜色。回到家中,他还不忘告诉母亲,那些神奇的印染,氤氲在大染缸中富有层次的蓝色,母亲和他一起去看,也喜欢上了那些颜色,同时喜欢上的,还有染坊老板。

 

这样“有伤风化”的事情当然不能被容忍,乡里的人们把母亲捆绑在林家祠堂前的屈辱柱上拷打示众,商议要将她浸猪笼。因为少年林风眠的再三呼救,母亲幸免一死,但当夜还是被逐出家门,卖到了异乡,这是他和母亲的最后一面。后来,他画了很多沉香救母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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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风眠作品《宝莲灯》,画的是沉香救母的故事。

 

除了母亲,还有妻子。1923年,在法国学了三年绘画的林风眠,和好友林文铮,还有学雕塑的李金发,去柏林游学。在那里,他认识了德籍奥地利姑娘罗拉。罗拉出身贵族,毕业于柏林大学化学系,两人一见钟情。虽然他的德语很糟糕,但丝毫不影响两个人的眉来眼去--他们用字典谈情说爱。婚后不久,罗拉因产褥热去世,孩子也没有留下。半个世纪之后,林风眠重回巴黎办画展,曾去寻找过当年的墓地,人们看见他坐在那里,坐了半日,一句话也不说。

 

1926年,蔡元培邀请林风眠回国。在新加坡中转上船时,林风眠与徐悲鸿不期而遇。徐问林风眠回国什么打算,林老老实实地说,还在找工作,没有着落。林风眠哪里知道,蔡元培已经保荐他为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只是介绍信寄去时他已上了轮船。他们的船刚在上海抵港,就看见岸上大红条幅写着“欢迎林校长回国”。一名学生挤上船喊着:“我们来接林风眠校长,谁是林校长?”林风眠连忙躲开说:“我是林风眠,但我不是校长。”年仅26岁的林风眠,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架”到北京,当了全国最高艺术学府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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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岁的林风眠(中)在巴黎

 

林风眠上任后请了齐白石任教,那时齐白石65岁,还未真正成名,是正统国画家讥笑的“野狐禅”。艺专国画系教师群起反对,说齐白石这个木匠从前门进来,我们就从后门出去。齐白石也自嘲是个乡巴佬,不肯到洋学堂教书。但林风眠一再坚持,并且一次次登门劝说老人来学校上课。齐白石上课的时候,林风眠专门准备了把藤椅让他坐着,下课,林风眠亲自送他出校门,齐白石握着他的手说:“林校长,我信得过你了。”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一年之后,林风眠的同乡好友、一同留学欧洲的熊君锐在中山大学被暗杀,深受刺激的林风眠深抑制不住愤懑,挥笔画下了他的名作《人道》。他组织学生到民间写生,了解民间疾苦,举行北京艺术大会,提出美术是改造社会的利器。

 

有“枪毙部长”之称的教育总长刘哲十分顽固保守。他认为人体艺术有伤风化,更扬言林风眠是“共产党”,向张作霖建议把他抓起来枪毙,幸亏张学良为林风眠说了句公道话:“林风眠一个画画的,没什么了不得的,放他一马吧。”一句话的救命之恩,林风眠记了一辈子,1989年,他去台北开画展,还专程去看张学良,那一年,距离林风眠逝世,还有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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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风眠《白衣仕女》设色纸本

 

不过,林风眠确实不适合当校长,他没有要主持画坛的领袖欲望,历任艺术教育界要职,却最讨厌在社交场上应酬。有作家去拜访他,回来后写道:“一只白木桌子、一条旧凳子、一张板床。桌上放着油瓶、盐罐……假如不是泥墙壁上挂着几幅水墨画,桌上安着一只笔筒,筒内插了几十只画笔,绝不会把这位主人和那位曾经是全世界最年轻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的人联系起来。”他只想画画,醉心于水墨和油彩的交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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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风眠(中)在巴西和女儿林蒂娜

 

1931年,林风眠在北平辞职,到杭州筹建艺术院,这一次的恩人还是蔡元培。为了给林风眠壮大声势,蔡元培亲自主持开学典礼,并题写校名,介绍自己的长女、油画家蔡威廉来当老师。典礼结束后,蔡元培当晚住在林风眠西湖边的小木屋,而不去住已给他安排好的豪华旅馆新新饭店,杭州的各界名流要拜访蔡元培,都得到林风眠家,成为一时的大新闻。

 

林风眠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画家:吴冠中、李可染、赵无极、董希文、席德进、苏天赐……他鼓励学生释放天性,口头禅是“画不出来,就不要画,出去玩玩”。

 

后来成为美学家的洪毅然在艺专上学时绘画拘谨,林风眠劝他作画前先喝酒,这样就会狂热起来。学生赵无极平时只喜欢西画,国画考试不到十分钟,在纸上涂了一个大大的墨团,题上“赵无极画石”,就收起画具扬长而去。老师潘天寿愤怒至极,认为是“目无师长,戏弄国画”,向校方提出开除赵无极。林风眠欣赏赵无极的才情,遂劝说潘天寿:“赵无极上课逃课,考试不认真,是要严肃处理,但念其年幼无知,先由吴老师批评教育,看看态度,如果能认错,我看这次就不必开除了。潘先生你看行吗?”这番话既照顾到了老师的尊严,又保护了值得培养的学生,息了事,宁了人。

 

19378月,日军铁蹄南下,终结了林风眠在杭州建设“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重镇的梦想,也击溃了他安稳美好的生活。他托陈布雷在政治部设计委员会谋了个虚职,领着微薄的薪水维持生计,隐居在嘉陵江边军政部的一座仓库里。

 

这仓库是土墙黄泥地,与他西湖边的小洋楼天壤之别,在这里他生活了近七年,自己买菜、生炉子、烧饭、洗衣、打扫,屋里只有一张木桌,菜刀、砧板、油瓶堂皇列于画纸毛笔之侧。国民党中央委员刘建群来拜访林风眠,见如此陋室,感慨道:“住在这种地方,不是白痴,就是得道之人了。您得道了。”林风眠事后对人讲:“在北京和杭州当了十几年校长,住洋房,乘私人轿车,身上一点人气几乎耗光了。你必须真正生活着,能体验今天中国几万万人的生活,身上才有真正人味。首先是‘人’,彻底‘人’化了,作品才有真正的生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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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风眠作画

 

194953日,杭州解放,林风眠十分兴奋。他虽然从不参与政治,但对共产党抱有天然的信任和好感。跟他乘同一条船去法国的蔡和森、蔡畅、向警予后来都成了中共早期领导人,在法期间,他还认识了周恩来,两人结成君子之交。林风眠与中共高级将领叶剑英的关系更不一般。他俩是梅州同乡,读中学时坐同桌,还一起办了诗友会。林风眠激动地对学生们说:“共产党来了,叶剑英肯定会支持我,说不定这个学校就能按我们的理想办!”

 

现实很快证实,林风眠太naive了!

 

学校很快被改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原有教学体系一概推翻,把“线描形式,宣传画题材”当作唯一信条,甚至挂出石膏像让林风眠当场写生作为“考试”,这和林风眠原本的方针背道而驰。

 

“与其受批判,不如早辞职。”林风眠携眷回到上海,他没有任何职务,只靠卖画为生。

 

山雨欲来风满楼。

 

林风眠20多年的挚交傅雷夫妇在家中双双自尽,林风眠受到的打击很大,他决定亲自毁掉自己几十年来所有的画。

 

这是中国美术史上多么讽刺而残酷的一幕:林风眠先用火烧,后来怕烟囱冒烟被人发现,又改成先撕碎再泡成纸浆,然后从马桶冲下去。这一切都是他自己完成的,来帮忙的学生舍不得其中的精品,林风眠毫不犹豫:“我不要连累任何人,我不要留下任何一张可以作为证据的作品,我要亲手毁了它,我还会再画……”

 

画还没毁完,抄家的红卫兵就到了,橱柜都被贴上封条,林风眠被送到上海美术馆进行政治学习,接受审查。1968年,刚刚从美术馆放回家住了几天的林风眠被公安人员带走。直到预审,他才知道自己的罪名是“特务”。

 

林风眠拒不承认“罪行”,他的双手被反铐起来,手腕肿得厉害,手铐都嵌进了肉里。吃饭时也不给解铐,他把嘴凑到饭盆,向牲口一样吃饭,尽管每天都听到朋友们自杀的消息,林风眠说,“我绝不自杀。我要理直气壮地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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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风眠《山村秋色》设色纸本

 

1974年,林风眠的画作《山村》受到严厉的批判,处境几近绝地。有一天,忽然接到“上面”通知,要他参加会见外宾。匆匆赶去,外宾竟是三十余年未见面的学生赵无极。在众多造反“首长”的众目睽睽之下,林风眠正不知如何应对,赵无极已疾步来到面前,长跪不起。

 

林风眠老泪纵横,这一生,总算有人还记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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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氏与林风眠、赵无极的合影,文字为照片背面的说明。

 

再次见到妻子家人,已经是文革后。他被允许带走34幅旧作,换得一张从香港到巴西的单程机票的外汇,转机四次,飞行40多个小时,到巴西看望妻儿,这时他们已经分别22年。

 

临行前,他把带不走的画全部送给朋友。好友巴金收到的是一幅《鹭鸶图》,这幅画至今挂在上海武康路113号巴金故居的客厅中。学生吴冠中收到的是芦塘和归雁,吴冠中想到先生此去孤雁离群,不禁潸然泪下。

 

然后,他便一直客居香港,深居简出,凭记忆重画在“文革”中被毁掉的作品,一直画,画到生命的终点。19917月,心脏病突发住在医院里的林风眠,应傅聪之约,题写了“傅雷纪念音乐会”几个字,落款林风眠。这是他留给人世的绝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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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山河小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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