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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就跟这个破厂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作者: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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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昆明这个城市的了解,不出位于环城南路的云南纺织厂厂区周围方圆两三公里的范围。云南纺织厂,厂里的工人和家属,以及周边的市民都习惯把它简称为“云纺”。后来厂子经历改制、改名,但在人们提及它的时候,还是说“云纺”。

 

三岁多的时候,因为爸妈离婚,我跟着妈妈搬到了位于西岳庙的云纺厂区宿舍,和另外一位青年工人合住。楼下的厨房两家共用,我和妈妈住在楼上不到20平米的房间。屋里没有自来水,街道的公用自来水龙头平时被一个铁皮箱锁住,定时开放。妈妈常常在晚饭过后搬出凳子和脸盆,坐在屋门口的水井边,借着月光洗衣服。

 

到了该上幼儿园的时候,我顺理成章地被送进了位于书林街口的云纺幼儿园。因为是工厂子弟幼儿园,老师和家长、家长和家长都是熟人,相互知根知底,环境单纯而封闭,人与人之间几乎没有什么隐私可言。那个年代,单亲的家庭似乎不多,妈妈花了很大的力气来保护我免遭欺负。

 

幼儿园的很多活动是和工厂互动的。比如春游,厂里给派车;比如庆祝儿童节,服装和道具是从厂里借来的,而节日汇演的场地就在工厂礼堂。有一年儿童节,我参加了一个集体舞节目表演。上台一看,台下有不少熟面孔,都是妈妈科室的同事。一位阿姨举着相机站在台下,追着我拍照片。实际上在很多时候,子弟幼儿园办活动,既是给子弟办的,也是给工人办的。

 

早年的云纺,有上万名职工,配备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教育系统,有规模堪比一家小型医院的“医务室”以及图书馆、电视台、礼堂、食堂等等与日常生活有关的机构设施。那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也是一个独立的小社会。

 

云纺是个老厂子。追溯云纺的历史,可以倒推回民国时期。龙云主政云南期间,缪云台在地方兴办了一系列工矿企业。云纺的前身裕滇纱厂便是由缪先生一手创建的。我的外婆解放前就在裕滇纱厂工作,80年代才从云纺退休。所以严格来说,家里从妈妈一辈开始,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云纺子弟了。妈妈小时候常常和小伙伴们在厂区露天堆放的一人多高的棉纱包之间嬉戏打闹,沾一身棉絮回家,让外婆很不高兴。到了我这一辈,已经见不到这种露天堆放的棉纱包了,我的游戏场,转到了厂房里。

 

妈妈是知青,下乡8年,于70年代末期通过招工进入云纺工作。她所在的部门,是厂里技术科下属的检验室棉检组,负责检验棉条、棉纱。检验室的工作有一定的技术含量,没有车间里整日不停的嘈杂噪音和棉花粉尘污染,也不需要24小时白班、中班、夜班三班倒,是厂子里很多人都羡慕的地方。

 

偶尔,妈妈会带没人照管的我一起上班。走进厂房大楼,沿外楼梯上二楼,从楼梯间进入车间的每一个入口都挂着又厚又重的棉帘。掀开棉帘,机器的轰鸣声和棉絮特有的干燥香气扑面而来。女工们戴着圆筒形的白布帽子、白口罩,系着白围腰,在机器之间穿梭。我问妈妈,为什么上班要戴帽子呢?妈妈说,一方面是为了安全考虑,曾经有蓄长发的女工上班时不注意,一把头发被带进机器,险些没命。其次,也是为了产品质量,头发等杂质落到棉纱中,织出来的布就次了。

 

在噪声中穿过巨大的车间,一座宽敞的玻璃房子坐落在厂房最靠里的位置。房间里灯火通明,摆放着烘箱、天平等设备,这就是检验室的工作间。玻璃墙和弹簧门阻隔了噪音,在这里工作的检验员在穿戴上与其他工人有些不同。她们也戴白帽,但基本不戴口罩,也不系围腰。房间的最里面,用木板隔出了一个小小的衣帽间,每个检验员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柜子,用于摆放自己的个人物品和工作服。

 

剩下的空间,一侧是各种检测设备,另一侧是一溜七八张办公桌。因为检验工作后期涉及大量的数据计算,办公桌上往往还放置着算盘或者计算器。妈妈就在工作中练出了一手惊人的珠算技艺。

 

读初中时,我在学校里获得一个“学习委员”的“官衔”,每学期都需配合各科老师统计考试分数。全班每个科目的总分、平均分,每位同学的各科总分、平均分……我按计算器按得眼花手软,妈妈取出算盘,先啪啪甩两下正位,随即噼里啪啦一阵木珠乱响,加减乘除很快搞定,并且从无差错。

 

妈妈是检验室的生产组长。她的顶头上司,技术科的秦科长,是一位上海老人。听妈妈说,秦科长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纺织专业大学生,正儿八经的行业专家。秦科长身量颀长,头发花白,说话带有软而斯文的江南腔调。他不仅技术过硬,为人也很严谨,在工人们中间威望极高。带着几分敬意,大家都叫他“老秦工”。

 

早年,厂子里有非常严格的劳动纪律,除了不允许迟到早退、离岗脱岗,也不允许非工作人员进入工作场地。但工人家庭,总会遇到孩子没人照看的时候,因此厂子里总少不了工人子弟的身影。

 

有一次,我在玻璃房子里玩了一天,下午快下班时,遇到老秦工来查岗。一位阿姨忙忙地跑进来,招呼我:“快点快点,老秦工下来了,快躲起来。千万别让他看见啊,不然要扣妈妈工资了。”我紧张得心扑通扑通直跳,立刻钻到一张中通的办公桌底下,大气也不敢出。不一会儿,老秦工走了进来,转了一圈,又站住简单交代了几句话,便往外走去。我从桌下望出去,看着他从近及远,快到门口了,突然一回身,眼睛正正对上了我的目光。糟了,我想,这回被抓到了。没想到他严肃的脸上微微松动了一下,什么也没有说,背着手走了出去。多年以后,回想起这位严谨的老人在那一瞬间不经意显露出的无言温情,我仍能感受到心口的暖意。

 

90年代初,我到了上学的年龄。作为云纺子弟的我,应该到子弟学校报名了。不过妈妈好像并不这样想。她开始表现出一种焦虑,四处托人打听普通社区小学的招生信息。“上子校,以后升学怎么办?”妈妈对朋友说。

 

因为云纺子校的存在,普通的社区小学都不招收云纺的工人子弟。但不只是妈妈,家里有同龄小孩的工人们,也在想尽办法让孩子入读社区小学。那个时候,工厂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企业效益不好,一些非生产性的附设机构,从过去的福利变成了现在的累赘。拿云纺子校来说,它的高中部已经撤销了,剩余的小学部和初中部师资不佳,教学质量也非常不理想。再加上小升初是校内直升,工人们都不愿意把孩子耽误在这里。

 

在妈妈的努力下,我隐瞒了云纺子弟的身份报名,以“议价生”的身份进入了一所普通社区小学,第一次接触到工厂圈子以外的老师、同学和学生家长。

 

有意思的是,在开学之后不久,我又陆续在校园里遇到了几个幼儿园时期的小伙伴。我们故作深沉谨慎地相互招呼,好像分享了一个叫“原来你也在这里”的小秘密。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厂里要盖新房了。没有参与过福利分房的人都有资格申请新房,我们家也在分房名单上。这意味着我们即将告别与人合住的日子,妈妈的喜悦表现得很明显。

 

新房的选址,在工厂背后,紧邻螺蛳湾批发市场。那里原来是一大片农田,叫做“八亩地”。在新房动工的同时,地基附近也盖起了几溜平房,给等待分房的职工们做过渡之用。因为是临时建筑,房子盖得简陋,没有卫生间,要方便只能上公厕去。住户们就地取材,在公厕周围开辟出大大小小的菜地,种上辣椒、白菜、豌豆,甚至还有人种了葵花。葵花成熟时节,很多住户都能获赠大饼大饼的葵花籽。

 

这一批和妈妈一起等待分房的工人们,大都是30来岁的年轻人,不少家庭中都有和我年纪相仿的小朋友。孩子们常常结伴在农田里疯跑,或者互相串门,玩得忘记时间。炊烟升起,各家父母便在几排平房的通道口大声招呼:“格玩够了,快点回来吃饭啦!”

 

有时妈妈来不及做饭,就从职工食堂打现成的饭菜回来。食堂的米饭散而硬,不大好吃,但菜做得还算可口,价格也实惠。记得很长一段时间里,云纺职工食堂的饭菜票是可以代替货币在周边流通的。在厂子附近的小卖部买个冰棍,在烧烤摊吃烧豆腐或者烤鱼,都能用饭菜票支付。

 

小平房条件简陋,人情味却很足。邻里之间相互帮忙接送孩子,照看着吃个饭过个夜,那是很平常的事情。谁家有什么好事,也都会让大家一起沾沾光。

 

有一次,妈妈的同事小李阿姨在单位参加义务献血,作为鼓励,厂里不仅发了奖金,还发了好些红糖和鸡蛋作为慰问。周末,小李阿姨在家煮红糖鸡蛋,招呼邻居们去吃。我正在附近玩耍,也被她牵进了屋,不一会儿就有两个红糖鸡蛋煮好端给我。我胃口小,小声说一个就够了,小李阿姨却说:“吃得掉吃得掉,才两小个鸡蛋。”转身招呼其他人去了。

 

吃完一个,我觉得自己已经很饱了,剩下的一个怎么办呢?四处看看,好像没有人注意我,于是我悄悄把剩下一个鸡蛋的碗往桌边一放,扭头就跑回了家。好笑的是,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很忐忑,担心小李阿姨找妈妈告我的状,也很牵挂剩下的鸡蛋最后到哪里去了。

 

我们在这片小平房里“过渡”了三年,在我小学毕业前夕,终于搬进了楼房。那时候已经是90年代后期。而这也是云纺最后一次为职工集中建房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国有工矿企业改制的风声吹进了云纺,工厂不再是铁饭碗。破产、下岗,这些意味不祥的词语,开始出现在工人们的日常谈话中。

 

厂里的电视台节目单调,最重要的(似乎也是唯一的)一档原创节目,是傍晚的“云纺新闻”。有一段时间,每天的新闻里都有“某地某厂某时砸锭若干”的消息。看着画面上满地狼藉的砸锭现场,我觉得很不解。纱锭和棉锭,是工人子弟最熟悉不过的东西。在大人的教训中,我们都知道这是工厂的财产,是要用来搞生产的,为什么要破坏掉呢?我那时不知道,作为云纺子弟,我正在经历着全国纺织行业的转型。而云纺,作为一家老牌纺织企业,卷入时代的浪潮,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转型的第一波,是股份制改革。厂里要搞股份制,动员职工们出资认购股份。那时候股票在国内出现还没有几年,在观念保守的工人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将股票与“投机”联系在一起,认购不大积极。

 

厂里开了几次职工大会,做了大量宣传。回想妈妈的只言片语,当时说服她掏出6000多元的“巨款”去买厂子股票的,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厂里宣传说,大家都是工厂的主人翁,买了股票,以后就是股东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还说,这是内部股份,不会在市场上交易,所以没有风险。”一位厂领导的妻子与妈妈相熟,知道她不想买,就说:“莫憨啦,当然要买。不怕得,这是好事。每年拿拿分红,很快也就回本了。”

 

妈妈认购了股份,却显然并没有把这次改制当成一件很要紧的事。拿妈妈的话来说,“股份制就是花钱买了一个‘小本本’(股权证)。”

 

对于工人们来说,他们似乎不习惯也不愿意从宏观上去理解工厂在生产、经营决策层面的事情。大家将厂里发生的所有变迁都简化为自己的生活变动,以此来判断这样的变迁是“好”还是“不好”。

 

股份制改革之后,纺织厂更名为宏华集团,开始发展“多元生产”,兼并了昆明蓄电池厂等一批企业。纺织生产规模越来越小,工人的去留问题被摆到了台前。

 

首先是“铁饭碗”真的没有了,工厂与全体职工统一签订劳动合同。很多老职工对此都有看法,私下议论,所谓“合同制”就是为了找到“赶人”的借口。“白苦了那么多年,到时候说是合同到期,不跟你续签咋个办?”抱怨归抱怨,周围也没有听说谁拒签了合同。

 

为了分流职工,厂里还出了非常宽松的“内退”政策。一些女工参加工作早,人也就40出头,却已经有20几年的工龄。按照厂里的规定,她们可以办理“内退”,由工厂按月发放比正式退休工资要低的“内退”金,直到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

 

还有一种是“买断工龄”,由工厂支付一笔钱,“买断”职工与工厂的劳动关系、福利关系,任由职工自谋生计。比起“内退”,“买断”是更为彻底的了断。作为一名工人曾经所固执珍惜一切:身份、工龄、劳动关系,都终结在这几万元的补偿款里。对于一直生活、工作在工厂里的人来说,其实很多都不能想象在外面的世界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很多人就此离开了工厂。妈妈也办理了“内退”。

 

与工厂生产的逐渐消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墙之隔的螺蛳湾市场的极度繁荣。这个形成于80年代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经过近10年的发展,已经形成汇集服装、鞋帽、纺织品、礼品玩具等等品类的综合性市场,成为云南省最大的小商品批发交易区。

 

螺蛳湾发达的商贸氛围,当然也引起了云纺管理层的注意。他们决定将纺织厂房整体搬迁至市郊。因为路远,厂里还开了一段时间的交通车,专门接送工人上下班。

 

原厂区经过改造,开辟出建材、袜子、服装、礼品、文化用品、家用电器、小商品等几个交易区。那恐怕是云纺最热闹的几年。厂区里熙熙攘攘,每一个角落里都穿梭着各种满载货物的运输工具和提着巨大购物袋的小商贩。而且,这个以批发为主的市场并不拒绝零售。相对低廉的价格和丰富的品种,吸引了很多市民到这里日常采购。读初中的时候,我有了零花钱就喜欢去市场乱转,买好看的文具或闪亮的小首饰。

 

似乎也就在那几年间,云纺幼儿园、子弟学校、电视台、医务室陆续消失了。轰鸣的机器、戴着白帽子的纺织工人也消失了。在厂区里,已经完全没有了曾经的纺织企业的影子。

 

而我作为一个云纺子弟的故事,也接近尾声了。

 

2009年,我大学毕业回昆明后一年。有消息说螺蛳湾要搬迁了,按照政府规划,迁往市郊新建的大型综合性批发市场。新市场保留了老市场的品牌名称,叫做“新螺蛳湾”。老螺蛳湾市场被要求关闭,云纺市场除建材交易区外,也要关闭。临近限期的那些天,一些商户的情绪激动,他们有组织地集中,向管理方、向政府提出抗议,却在强势的行政手段之下被迫迁出。

 

在强制搬迁前的一个周末,我穿行在厂区的主路上,一个黑衣的青年男子手里拿着一摞抗议传单,边走边撒,满脸怒意。

 

那是云纺的又一个转折点。十多年的热闹一朝退去,厂区变得空前萧条。后来的几年间,云纺又陆续开展了几个新的商贸项目,比如东南亚商品城、珠宝交易中心、国际商厦等等。然而受电子商务潮流冲击,这些新开的实体项目一个都没有能够重现过去的兴盛繁忙。

 

2012年,厂里贴出通知,说是企业引进了一家投资者,要回收职工手中的企业股份。对方给出的收购价远远高出预期,平均每人都可以通过退股拿到数万元现金。熟识的老工人们奔走相告。

 

当年股改,很多工人都是抱着“不得不”的心态勉强参与,十几年间,似乎也没有体会到多少“股东”的荣誉或者“好处”。消息一出,没有人计较这十几年中货币贬值了多少,大家都对这突如其来的好事充满感激。“云纺的老工人真是可怜,好几个人说这辈子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多钱啊!”从银行回来,妈妈又喜又叹:“以后就真的跟这个破厂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转自《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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