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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远望忆晶文


--作者:土家野夫

 

1

 

还是前年之冬,台北的雨夜,雨如水注,夜也凛冽。

 

晶文兄驾着他的越野车,要带我去他在阳明山赁居的别业小驻。车轰隆在飘风泼水的蜿蜒山道上,仿佛重返我们曾经的滇藏路。晶文兄原本寡言之人,疾风骤雨中的浓夜,似乎加深了他的沉默。别业在密林深处,周边虽有稀散人户,却已阒寂。这样夤夜的抵达,如入聊斋故事之萧森背景,似有几分惊惧。

 

他把他借来的楼上朋友的房屋让给了我住,我去他楼下的蜗居看了看,很逼仄的空间,堆满了书和碟片。一张单人床,冷冷清清地孤悬在那。我在想,这么些年,他是如何热爱上这种山居枯寂的?他就这样独自往返于他的清冷生活中吗?一个曾经的影星,早早就别过了灯影衣香,低调踏实地埋首于工作和行走,这是怎样获得的一种定力呢?

 

但是,我从来没有问过--关于他,关于他的生活,关于爱与哀愁……我以为我们还有漫长的余生,可以一起行走,可以慢慢地释疑我的好奇。我们甚至不久前还电话相约了,今夏就带他和阿渡一家去我的故乡,大巴山深处,那子规啼血的僻野。那是他喜欢的远足,那绿杨深处杜鹃唤“不如归去”的古老乐句,一直是我们心动肝颤的声音。

 

可是,就在几天前,他却猝然长去,永归道山了。夜半接到子华的电话,我彻夜无眠,抽搐在故乡的薄衾寒舍中,五官歪斜地呜咽着。而今,子归余未归,阳明山那风雨冥路,隔着刀口般的海峡,我却无法去陪他最后一程行脚了。

 

2

 

初识晶文兄也就几年前,我第一次去台湾时。回国后我写了一篇《民国屐痕》,其中一段是这样写我和他的缘分的--

 

我们这一代对真实台湾的最初了解,大抵多由文艺而来。从邓丽君的歌侯孝贤的电影,到郑愁予的诗白先勇的小说。是这样一些偷听盗版和传抄,使我们渐渐确知,在严密的高墙禁锢之外,在毫无人味的革命文艺之外,还有另外一些中国人在享受着另外一种温软生活,在抒写着另外一些明心见性的文字。

 

澎湖湾基隆港都是随歌声一起飘来的地名,忠孝东路淡水湾从吉他的弦上延伸到我们的视角。一个海外孤悬的小岛,从罗大佑到周杰伦,润物有声地浸透着此岸两代人枯燥的心灵。尽管今日之台湾电影,似乎远不如大陆贺岁片的卖座;但是重温侯孝贤那些散文电影,依旧会让那些擅长法西斯盛典的导演相形见绌。

 

《恋恋风尘》是侯孝贤早期的叙事,讲述一对青梅竹马的男女,打小并不自觉于所谓的爱情。后来一起去城市打工,女孩的妈托付阿远,“你要好好照顾阿云,不要让她变坏了,以后,好坏都是你的人”。--听着就温润的嘱托啊。阿远应征入伍了,阿云送给阿远的礼物是一千零九十六个写好自己地址姓名并贴好邮票的信封。结果是阿远退伍之前,阿云和天天送信的邮差结婚了。看这个电影,我常常想起沈从文的小说《阿金》,一样不可捉摸的命运,透出悲凉的黑色幽默。

 

电影的外景选在基隆山下的小镇--九份;也因为这个电影,使这个寂寞无名的矿区,成为了今日台北郊野的旅游胜地。这是大陆旅游团不会光顾的地方,我决定去这一陌生所在,是因为陪我去的,竟然就是电影的男主角阿远的扮演者王晶文。

 

晶文兄应与我同代,岁在中龄却依旧如当年剧中人一般纯净腼腆,不似我一般顽劣。一个当年的明星,重返他使之扬名的古镇,却丝毫没有一点我们所习见的张扬。说话轻言细语,低调得生怕惊动了那个曲折深巷。在那早已废弃的乡村影院断墙上,依旧悬挂着多年前那幅《恋恋风尘》的著名广告--他扛着一袋米挽着阿云行走在矿山的铁轨上。但是已经没有人还能认出,他就是那个不知将被命运之轨带向何方的青年了。看着曾经的俪影,他低语说那个演阿云的姑娘,后来去了海外。

 

我很好奇于他这个当年电影科班出身且早早成名的男人,怎么不再继续活跃于影视的名利场上。他说我就像那男主角一样,演完电影就去金门岛服役了--这是当年台湾每个大学生都要完成的一段使命。他在金门,爱上了运动和写作,于是成为了今天大报的体育记者,成为了一个远离镜头灯光的自行车漫游人。

 

九份是日据时代的一个废弃的金矿开采区,至今仍保留着浓郁的殖民特色。沿山蜿蜒的小街,俯瞰着海市蜃楼一般的基隆港。家家门脸都在经营着各色点心和特产,一样的喧哗却有着迥异于内地古镇的干净。我们去一个挂着《恋恋风尘》景点招牌的茶肆吃茶,古旧的桌椅恬静的茶娘,木炭火上温着的陶壶咕噜着怀旧的氤氲。茶具和茶汤都那么好,只许一个好字似乎其他皆难以形容。

 

没有人还能认出这就是当日少年,我们在两岸各自老去;我们隔着几十年的政治烽烟,艰难地走到一起温一壶中年的午后茶,像董桥所说那样沏几片乡愁,然后再迷失在海峡的茫茫之中。临别我说,我在云南的古镇茶肆,等你来骑车。我们多么渴望这是一个没有驱逐也不需签证的世界啊,我们这些大地上的漫游者,祖国的浪子,可以自由丈量自己的人生。

 

就是这样一次郊游,我和晶文兄成了好友。我也如约安排了我们的滇西之行,让他第一次看到了我的江湖生活。

 

3

 

温润如玉,是古人对君子男的美誉。这样的赞叹,我一直在心底加给了晶文兄。与他相处,他的文雅,他的谦逊,他的腼腆甚至羞涩,都让我的粗野相形见绌。他不烟不酒,但在大理丽江这样的豪迈之地,在我的力劝下,自然也只好浅酌一杯。每饮必顿时脸红,眸子中闪出波光来。酒后的他稍微话多一点,但更多的时候依旧只是倾听,或者跟着傻傻地笑,只有灿烂面容而没有声音的那种笑。

 

晶文善烹茶。前年在丽江的客馆,在女主人的茶舍,他为我和阿渡煮茶解酒。两岸的三个文艺中年,酒兴未阑,我又接着劝醉。他依旧只是点到为止,但竟也有如痴如醉的飘然。我们不知怎么就开始拍打起手鼓,比赛似的唱起各自童年的老歌来。我的老歌多是他们闻所未闻的旋律,而他们的民歌和校园歌曲,却多是从80年代便开始灌入耳膜的。不得已,他们只好唱起了闽南话民歌,我只好傻眼地听着,再也无法插入合唱。

 

那时,依稀记得他说,他的祖上来自山西,落户台湾已经许多代了。他算“本省人”的孩子,从小讲闽南语长大。他想去山西的王家大院看看,似乎祖上传说就是从哪里走出来的。他因为酷爱旅行,走过大陆很多地方。但是,大陆实在太大,我说我每年请你走一个值得一看的地方吧。

 

于是去年夏天,我又专程从德国赶回来,陪他和阿渡一家去了康区。我们从香格里拉出发,环绕了甘孜州一大半的藏区;巴塘理塘,稻城亚丁,每一个名字都是背包客向往的圣地,但沿途却又多的是崎岖和风险。他热爱徒步和自行车运动,攀登过台湾最高的山峰。我们行进在川藏高原,他喜悦得像一个孩子,没有任何一点高原反应。

 

我一直深信他有最好的体质,深信他的良好习惯和训练有素,会保证我们未来去慢慢丈量大地。可是最终传来的噩耗却是,一杯薄酒,阻击了他那蓬勃的心脏……我再也无从邀约他的出行了,剩下的路,我们这些手足兄弟,还得形单影只地继续走下去。

 

陶潜诗云:“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这些年,我算是见惯生死的人,于幽明暌隔的亲故,早已修得些许旷达。但是,对于晶文兄的骤去,还是无限惊心。此际中国,柳眼当春,依旧雾霾千重。隔着远山远水,唯自心香遥祭。云天外,恍闻晶文兄依然如故的声音--不送不送……

 

转自《七个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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