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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遍全国,一群大学生和走过长征的红军女战士聊了聊


--作者:Rendrol、壳

 

长征岁月对我们而言,已经太过遥远,其中的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战士,也都变得面容模糊和沉默。来自一个大学性别研究社团--复旦大学知和社的同学们不愿相信影视剧中符号化的女性面孔,他们选择去寻找和追寻,选择面对面地感受当年,感受历经风雨的伟大女性们的情感和久远的疼痛。长征,以及长征中的一张张面孔,值得我们的重视和研究,而以他们巨大牺牲换来的和平年岁,也需要我们的珍视。


时值长征胜利80周年,我们应号召而回望。但今日我们不宏大叙事,不谨小慎微,不去承认什么,也不去质问什么。我们希望藉由她们和她们身边的眼睛,拾起长征中那些为洪流所淹没的点滴,刻画长征的另一张面孔。

 

她的长征:牟炳贞


--作者:Rendrol


1130日,笔者作为复旦大学知和社成员来到四川成都,拜访了1922年生的红军西路军女战士牟炳贞的家,老人专门穿上了红军军装来迎接我,非常亲切和蔼。坐着轮椅的老人虽近百岁,但仍然精神矍铄,只可惜老人听力有些不好,故采访由她的儿子王家源代为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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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巾帼


长征开始后的第三年,红四方面军来到四川宣汉县做宣传。为了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年仅11岁的牟炳贞随哥嫂参加了长征,被分配到军总医院当护士。


当时不论男女,参加红军都没有什么要求,只要抱着“打土豪,分田地,让劳苦大众过上好日子”的信念,就可以随军长征。当时女战士中最小的只有9岁,很多也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换做今天,这些孩子上下学都该被父母接送,而在战争年代,却要早早担负起解放与和平的重任,在恶劣的环境下艰难地生存。


长征中,红四方面军存在着这样一支纯粹由女战士构成的正规编制的军队,即王泉媛女团长带领的妇女独立团。这支在世界上都属级别最高、人数最多的纯女战士部队,立下了无可替代的赫赫军功,承担着前线战斗、后方警卫、后勤、医护等工作,与男子武装几乎没有分工上的区别。而牟炳贞,就是妇女独立团的一员。


西渡黄河时,西路军总共有一万两千多人,而军中的女战士,包括独立团和后勤,总共有三千多人。这是一个不可低估的数字,而女战士在军中也负起了沉重的责任。


“我妈妈当时的工作是护士,按理说她就应该只做些护士的工作。但是她还要上前线抬伤员,晚上要值班站岗,还要当外科医生,拿一个硬钩子取出伤口里面的子弹,还要当宣传队唱歌。她一个人就是护士、担架队、警卫、大夫、宣传队。所以当时妇女在一个部队的作用不亚于一个男人,男人还只是上前线,她们要做好多种工作。”


作为护士,救助伤员是牟炳贞最重要的工作。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每个护士都分配了几个轻伤员来随时照顾和看护,保证不让他们掉队,这已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她们的工作不限于此,还要直接到前线去,从战场往下抬伤员。三四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合力抬一个担架。老人回忆,抬担架的时候子弹就在头上飞,抬的时候腰还不能直起来,要蹲着走,不然也会被流弹伤到。


除此之外,当时在军队中,妇女最重要且最无可替代的工作,就是要组成临时宣传队。由于麻药、抗生素等的缺乏,伤病员的伤口疼痛无法缓解,这就要靠她们用唱歌来代替麻药、鼓励士气。老人现在对很多事情都回忆不起来,但是对当时的歌词还是记忆犹新,随口就来。我的采访告一段落时,老人还热情地为我唱了两首歌,其中一首叫做《十劝伤病员》(文末有录制视频),歌词内容就是讲伤病员的饮食宜忌与康复活动之类,非常有趣和鼓舞人心。


在事后笔者查阅到的资料中,妇女独立团中还有一批机警勇敢的女侦查员。在执行侦察任务时,她们常常扮成农妇或是乞丐,深入敌军腹地刺查敌情和观察动向。她们靠学鸟叫、吹口哨等方法传递消息,层层向下,这种传信方法被称为“打土电话”。


由此可见,女红军在军队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和无法替代的。在人们对于长征、战争的印象中,女性总是被浓缩成一个模糊、沉默的身影,常以护士、后勤人员的形象出现。而战争中机智勇猛不亚于男性的红军女战士们,她们立下的功劳和承担的责任是被忽视的。人们津津乐道的“战火英雄”中,缺少女性的名字。战争中女性的牺牲和奉献,值得我们更加认真地评估和重视。


痛回忆


河西兵败是红军长征的一个惨痛且无法磨灭的伤口。河西兵败后,西路军仓皇撤离,由于被马家军和国民党部队围剿,西路军妇女独立团伤亡惨重,活下来的全部被俘。历史和现实不像影视作品,它们是残忍的。女性没有反抗和”英勇就义“的机会,几乎所有被俘的女战士都遭到了强暴和凌虐,有些甚至被性虐待至死。“他们把俘虏的女同志,拿去集体轮奸以后,把衣服裤子脱下来,阴道上插高粱杆,捆到树上示众……”


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主张性别平等和女性平权,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脆弱的政治运动和宣传口号,需要和平、完善的法制来保护。我们几乎无法想象在残酷的战争年代,男女性在生理上的差异,会对这些女性造成怎样惨无人道的侮辱和虐待。


牟炳贞是连夜逃出来的。当时才十五六岁的女孩,流落青海、不分方向的南方兵,仅着单衣在冰天雪地中挣扎着,还要提防黑夜中的野兽,一切努力只是寻找失散的队伍。后来,牟炳贞被张掖北乡白家寨子一家姓白的老乡救下性命,并认白家夫妇为干爹干妈,以此保存性命并留在甘肃。后来老人还经常去拜访白家,直到文革后因为“种种原因”而断了联系。百度牟炳贞老人的姓名时,首页就跳出老人上央视《等着我》节目寻找救命恩人的消息,原来老人一直惦念着救命恩人,并且至今不忘寻找白家后人。


在解放后,老人由于曾经被俘虏过,遭受了很多歧视和不公平的对待。这些伟大的女性,为了和平和“大家过好日子”的美好愿望,付出了如此巨大的难以想象的牺牲,历经苦难,艰难地生存下来,却在和平时期遭到了歧视,这是何等的悲哀。


苦难不曾远离


由于被俘的历史和其他原因,直到1984年中央平反西路军,并下发了相关文件后,老人才得到了久违的“红军战士”的政治身份和荣誉。这对于一个历经苦痛,做出如此牺牲,并在紧要关头都不忘追寻部队的老战士来说,姑且可以作为一个补偿。


可是时至今日,由于当地政府的不作为和严重的失职,老人仍然不享受任何红军待遇,老人甚至不在“西路军在乡流落人员”的名单中。不论是70周年还是80周年的抗战胜利纪念,老人都没有得到长征胜利的纪念章,这成了老人最大的遗憾。这位每次接受采访都要坚持穿上红军军装的老人,一生飘摇苦痛历经风雨,蒙冤半生,至今却仍然得不到一个公正的认可和对待,这让人多么心酸。


关于老人的身份待遇事宜,笔者将持续追踪调查,希望能在最终为老人寻得迟到80年的尊重和名誉。

 

她的长征:梁金玉


--作者:壳


1120日上午,苏州,天色灰白。


在某医院,我见到了梁金玉老人和她的儿子张晓明。


我走进病房时,老人正侧卧在病床上休息。她的身材本就瘦小,患了病,愈发透明。


“她现在睡觉了。我母亲得了脑萎缩,很多事情已经记不清了,需要我们提醒才能说一两句。你来得有些不凑巧,她睡觉,喊不醒的。”张晓明告诉我,“她现在的状态,回答不了需要思考的问题。她很多事情,都记不住了,只能由我代答。”


张晓明依循母亲说过的话,代她回答了我们的问题。


为什么要参加长征


“……她当时就在地主家干活,日子苦,十四五岁的小女孩,经常挨打。后来红军来了,一起打土豪、分田地,他们这个时候肯定想‘红军好呀,帮农民说话,又不欺负人’,她的爸爸、舅舅、外公、弟弟都参加红军。要说有什么思想觉悟,那肯定是没有的,就是一种很朴实的想法。”


“到后来,她可能慢慢坚定起来了,‘要跟着党走,跟着部队走’。不跟着部队走,掉队了,爬雪山、过草地,那是要死人的。”


受保护、受歧视,还是基于事实的合理差别


梁金玉所在的班,都是女性,负责运输这类的后勤工作,虽不轻松,但真枪实弹、血淋林的东西,不怎么见;而(她所在的)部队里,男性,多是投身流血战场的。


部队供给不足,相对体弱的女性亦是部队劝留后方的首选对象。梁金玉所在的运输队,就曾被部队用“运输通讯器材到后方兵站”的借口“留下”。但她们对“女同志不如男同志”是不服气的,且离开部队,她们也迷失了方向。所以在班长常玉琴的指挥下,她们又日夜兼程,追上了部队。


“当时的草地与现在的草地还有些不同。现在很多草地都干了,以前的草地是有水的。”夜里睡觉时,男性往往会把干燥一些的草地让给女性,还会在外围围成圈,为女性挡风。


男性不可知之痛


生理期的时候,“她们只能拿一张羊皮或者类似的东西随便垫着--那个年代本就没有今天这样的产品,更别说在长征的时候了。因为这种皮比较硬,长征行路又是很艰苦的,有的人身体都磨烂了。我母亲算是有不幸中的幸运吧,她那时可能因为吃树皮、野草等等原因,体内失调了,所以十六七岁的那段时间,(月经)一直没有来。”


有些女孩因为裹小脚而遭受了更大的痛苦,但梁金玉年纪尚幼时,扯下了那层束缚,还告诉她母亲:“我不裹,太难受了!”尽管她的脚仍微微有些畸形,却不会令她的行走更加艰难。我好奇当时梁金玉老人勇气何来,可惜她从未向子女提过。


梁金玉她们也许确实是相对幸运的,因为一行人年纪尚小,并无配偶,也未经历路上怀孕生子又不得不抛弃孩子的痛。


“不能救”和“丢在那”


过草地时遇上宽急的河流,人们只能手拉着手,若是一人被水流冲走了,是不可能再去救他一把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如果去救,只会搭上更多人的性命。很少有人会有梁金玉那样的幸运--她被水流冲倒时,旁边的人伸了一根电线杆,又是在边上,她抓住杆子后被拉上了岸。


“长征途中若有伤病员,常常也只能把他们丢在那里,”张晓明回忆着母亲讲过的话,“伤病员不是自生自灭,就是托付给当地群众了,但那里没有医院、没有医药,最后往往……长征死的人那么多啊,我母亲她们班,12个女孩,最后只剩3个人,但书里一般是不会讲这些的。”


如此的永别在长征路上实在是屡见不鲜,但梁金玉并不因其频繁而逐渐麻木。“每一次看到,都是很难受的。”对她来说,那是无可奈何地放弃一条生命,而不是数字少了一个“一”,或者消灭了一个敌人。


性别意识的淡化


“路途紧张又艰苦,大家都顾不得,也累得无暇顾及什么男女之分。夜里休息,倒在一起,你挨着我,我挨着你,就睡了。”


她的娱乐


“唱歌啊,我母亲最喜欢唱《打骑兵歌》,”张晓明回答,“她后来还常给我们唱,一大家子人听得欢快,都忘了留个纪录。”同大多数红军一样,梁金玉的娱乐就是唱歌。那些红色的金曲,是她救心的稻草。


长征对她的影响


“经历了那些,我母亲更加坚强、包容了,这么多年,她从未与人起什么口角,我想这也是她长寿的原因。”张晓明的话,洋溢起难掩的骄傲,“我父母对自己要求严格,对我们的教育也很严格,他们是很正直的人。他们要我们读书,好好地读,但不会像现在有的人,开后门、走关系。读书是我们自己的事。”


张晓明还告诉我,他母亲有一次看到了某县委书记贪污腐败、玩女人的新闻,忍不住问:“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过了这么多年,怎么变成这样?”当晚,梁金玉气得病发,从那以后,他们再不敢给母亲看这些新闻。


将入尾声,梁金玉老人也醒了。


张晓明尝试着问:“妈,为什么要参加长征啊?还记得吗?”


“不记得。”梁金玉老人的眼睛已经浑浊成一片蓝色,五官也透出木然。


老人毕竟已经太老了,老得甚至忘了出生的地方。更多的时候,她成了一个长征的符号,而不是一位经历过长征的女人。


过去的照片,她总穿着绿色的军装,胸前堆满勋章;今天的照片,她穿着蓝色的棉袄,勾不出笑的弧度。

 

转自《女权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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