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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父王继


--作者:土家野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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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我半生成长者,或称老师,或称先生。平日唤作师父的,满世界只有一个,那就是王继。   


可能鄂渝两地文坛之外,知其名者不多。但他,确实是对我影响甚巨,且改变我命运的前辈。时常在想,一个人的命途,总有一些稀奇古怪的际遇。因着这些难以破解的缘分,你才得以成为今天的自己。假设没有这样一些菩萨般前来度你的人,你的生活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种你自己都会唾弃的模样。


老话说:少年叔侄如兄弟。我们这对师徒,寻常日子里互相也是嘻哈疯癫,没大没小,浑如手足。转眼结缘三十几年,各自皆在自己的打打杀杀里老去。近日的几次捉杯对酌,虽然各有衰颜隐痛,却依旧豪兴未减。我在贺新凉一词中写的“三句骂,两斤酒”,仿佛正是我们平生的写照。


他算是我今生最早遇见的一个奇人,他的奇,是奇在一生的为人行事,极其不苟流俗。魏晋狂人所谓的--礼岂为我辈所设--说的似乎便是他的简傲与任诞。也因为这样的我行我素,对世间人事皆以青眼白眸分别。但凡青眼相加者,则重情重义乃至割头换颈。一旦白眼乜斜者,往往水火不容恨不得老拳相向。这样鲜明甚至暴烈的性格脾气,难免不与人群,甚或颇遭物议。唯有我知道,他就像亘古大河,无人可以改变其流向。他外在的坚硬和内心的炽热,只有那些深交过的人才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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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夏天,23岁的我还是利川县委宣传部的一个文艺青年。我和我们剥枣诗社,募捐自费组织了一个清江诗会,请来的都是当年全省各地的优秀诗人。省作协派来几个成名作家与会,其中就有王继,另外还有武钢出来的老作家李建钢和王维洲等。


那时的利川和我辈,皆籍籍无名。一个民间社团竟然组织了这样一个百多诗人作家的盛会,一时舆论大哗。更令今天想来犹觉后怕的是,我们在完全没有任何踏勘和经验以及准备的前提下,竟然带着这一百多人集体穿越了亚洲第一溶洞腾龙洞。须知此洞长达60 公里,洞中有山有河有瀑布,我们仅凭手电筒摸爬滚打了12个小时,才一个不拉地实现了首次穿越。当然最后也抬出了两位伤员。


也许正是当年我们这些山中莽汉的野性和冒险精神,令江汉平原赶来的诸君好奇或好感,才让王继对我和一些诗社兄弟另眼相看。再加上他曾经在邻县咸丰下乡当知青,对这块土地素有深情。三天相处,散会时他拉着我,竟然直接说出了下面几句石破天惊的话--


第一,你不属于这里,这个小县城装不下你,外面的世界才有你的未来。

第二,我必须把你带出去,我回到武汉就去帮你联系工作。

第三,你现在的女友也很好,但是她不适合你。你们趁早分手,还能减少一些伤害。以后你出去了,早晚还是会分,长痛不如短痛。


三句话说完,我如被雷劈,他则若无其事,继续大碗喝酒。老话说交浅言深似乎不妥,那时的我们基本素昧平生,我总觉得这恐怕是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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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他去了邻县插队的村子,看望一别十几年的乡亲。再回来时,我送他和方舟到万州码头。那天他花28元--当时的半月工资--请我们大搓了一顿。那似乎是我第一次吃到的盛宴,二十几道川菜精华,至今想来犹自垂涎。


他们登船,万州的码头当年很高很陡,我站在半腰石阶上看着他们孤帆远去,竟有一些汪伦踏歌桃花千尺的怅惘。很多年后他告诉我,他在船上也看着我落寞的孤影,心中决计要带我走出命运中绕不开的三峡。


在那最初不多的接触中,我已经约略知道,他是武钢的子弟,1968届初中毕业,下放鄂西咸丰县黄金洞。他是我见过的那种飞叉扬戟的知青,逗猫惹狗打架扯皮估计没有少干。有义气也有匪气,这样的性格能结交朋友,也能增加敌人。因此在队里常挨干部批斗,但真正憨厚的土家农民,却又往往怜惜其年幼流放,不忍对之动怒。


那时地方上对于太调皮霸蛮的知青,要么长期扣押,招工招兵皆不批准;要么赶紧送走,纸船明烛照天烧,以免遗祸当地。我估计他便是后者,1971年便招回武钢,成了一个苦哈哈的炉前工。


炉前工火边烤炼,机器轰鸣,他从此养成了吼着说话的习惯,聊天也像吵架一般的剧烈。好在天性尚爱读书,便想改变命运。那是文革后期,武钢这样的大型国企,都有着自己的文艺期刊。他便开始写作,意外地被《武钢文艺》《湖北日报》等编辑发现,终于开始有了发表的机会。


那时的湖北文坛,红钢城是一个重镇,前后走出来的诗人作家很多,比如李建钢、王维洲、董宏量、池莉等。那个年代转变身份很难,写作竟成为了他唯一的终南捷径。他如愿以偿地离开了高炉烈火,并在80年代之初便出版了自己的长篇小说和若干中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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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工作调动,尤其是最边远的乡码头到省城,几乎是异想天开。他的承诺对我而言,基本不敢奢望。那时的我住在县委大院,与整个周边世界完全是格格不入。经常夜里大醉后,被一伙同醉的兄弟们唱着送葬号子抬回宿舍。大院从未见过我这般放浪不羁的吏员,难免在背后说三道四。我已经大专毕业工作四年,原本放弃的出山之梦,忽然又被他点燃,内心深处不免开始坐立不安了。


1985年底,他给我发来电报--准备出山。很快部里也收到了省作协的借调函,要我去省里参与组建湖北省青年诗歌学会。部长是我父执,原本希望培养我入党提干,见我无心于此,去意已决,只好成全我的远行。于是,在一场仓促、盛大而贫俭的婚宴之后,我辞别父母家人,仰天大笑出门去,从此踏上了一条艰难漫长的不归路。


这一切都是他斡旋安排,我们终于重逢在武汉的大江边。那时的他,也就三十几岁,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代。他在省作协脾气很大,但是人缘却很好。跟着他厮混在各种酒局,结识了一批当年在武汉活跃的各路文人。那时我还是23岁多初出茅庐的小伙子,虽然省城不乏母系亲友,但毕竟还是陌生码头。在他的引领和撑腰下,很快便克服了山里人原本的羞怯。


那时省作协独坐于东湖畔的荒地里,我吃住皆在那个大院。青诗学会会长饶庆年基本不在,由我和另外一个理事主持日常工作。无非就是像传销一样发展会员,筹办诗刊,接待各地诗人访客。每到周末,我便赶往红钢城去师父王继那里喝酒吹牛,同时正好到附近我大姐家去换洗衣服。


各地文坛都称前辈为老师,只有武钢系的作家,称他们的前辈为师父--这算是工人阶级的一种传习吧。王继称李建钢、陈龄等先生为师父,我也就称他为师父。因我很多亲友在红钢城,武钢系的作家群,也就把我也视为自家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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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父酒量一直胜我到今日,我们每见必饮,每饮必醉。在1980年代,即便是最邋遢窘迫的日子里,相逢必须谈文学、电影,当然还有女人。他当时的写作,虽然仍以产业工人题材为主,但他的意识却一直非常前卫。他毕竟在省城,视野和讯息都要超过我辈。他谈拉美爆炸文学现象时,我们大抵还在读欧美现代文学。


我那时主要写诗,他只写小说,要说并不搭界。但听他谈小说的结构之学,对我启发多多,后来也在他的鼓励下开始试探小说。第一个中篇《末代樵夫》后来发表在《莽原》上,算是我对他交的一份作业。他不仅思想新潮,行为向来也是前卫的。如果说湖北文坛谁最先特立独行地打破清教徒时代的禁锢,他至少算重要前驱之一。


无数个周末,我都要和他高谈阔论对酌到深夜,然后留宿在他的客厅。那时的诗人是真的不修边幅,甚至以脏乱差为时尚。有天我打水洗脚,脱下袜子往边上一扔,当年的那个嫂夫人看见了,大声惊呼--野夫这袜子竟然在地上站着的。原来是久不洗脚换袜,袜子像是糊了一层浆糊,直挺挺地成了不倒翁。


他那时也算是文坛最时尚的人,穿花格衬衫,高筒靴,骑摩托,后座上随时有各色美女。不仅有稿费,还能倒腾钢材,显得十分的腰大气粗。文人聚会,埋单的基本是他;我今天这点豪爽,也就学其零头而已。在他已经开始文明生活时,依旧还得包容我的臭脚。偶尔两人喝着喝着,他实在忍不住了才说,你去洗个脚了再来接着喝。


某日正喝着,他儿子跑回家哭诉,被一群武馆的孩子欺负了。他起身便要去踢馆,我也只好脖子上挂个军用书包跟去--那时这几乎是打架的标配,通常里面背着利刃。还好,那武馆虽然人多,师父还算识相和讲理。几番道歉下来,我们也就消了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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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确实是那种脾气大的人,对于周遭世界看不惯的俗人小人,动辄开骂;谁要敢接招,他绝对毫不犹豫的出手。有次在武昌码头一餐馆,他为说句公道话招惹了地痞。那家伙转身就去厨房抢出一把菜刀,他也利索,抢出一把火铲。两人对峙,我只好占住位置,看好了一盆沸腾的火锅。只等那人出手,就连锅一起扣上。幸好老板一伙店小二劝架及时,才算免了一场横祸。


师徒一场,几十年下来,跟他上路就紧张,随时准备无端的恶战。他五十几岁在重庆街头,还跟一小伙子打了最后一架。两人缠斗半小时不分胜负,各自坐街边歇气十分钟再干。围观群众何曾知道,这还是市文联的专职作家。这样的怪事,似乎也只有武汉重庆的暴脾气男人干得出来。在那之后,他才认识到,英雄老去,再也打不动了。


但从他身上学到的这种勇敢,以及任何时候都要敢于出招的淡定,却使我终身受益匪浅。在我后来深陷群恶的日子里,这种性格的力量,很大程度地保护了我。日本武士道的最佳著作是《叶隐闻书》,叶隐认为武士的事业就是赴死,凡事一旦对博,必须剑及履及,以决死之心求决胜之法。王继虽文人身份,很多时候传给我的却是这种血勇精神。


我后来在北京厮混时,湖北诗人刘益善将刚刚毕业工作的儿子托我照顾。儿子学建筑,在工地当差,时常被一年轻工头欺侮。儿子投诉与我,我说很简单,我去工地看着,你自己上前揪住他脖子警告--你再骂一句老子现在就办你。我说我就在那站着,保证他从此不敢招惹你。但是这80后的独生儿子就是不敢,我说给他爸听,他爸也苦笑说--你这当叔叔的也太邪门了,哪能教孩子打架呢。


看来,我从家师这儿学来的这一点操社会的本事,现在的年轻人雄性锐减,大抵再也传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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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的诗歌江湖混了半年,工作关系和户口还在利川宣传部。部长换人了,新的部长正在打主意,要将我弄回山里。恰好,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主持改革,自主考试招收社会上有一些名气,但没有本科学历的青年插班读书。只要两年修满学分,可以本科毕业并重新参加全国分配。


这对我来说,也许是唯一的可以彻底改变命运的机会。武大的考试分两种,一是笔试文学、汉语、写作和政治,二是呈交自己发表的作品,供评审老师打分。前者是背卷硬考,我本七八级中文系大专毕业,对此毫无问题。后者问题很大,因为前来应试的多是全国各地著名作家,著作很多,诗人在其中已然是弱者。且我一向不爱投稿,发表作品有限。而考试分只占40%,作品评分要占60%。我要想在群雄之中胜出,实在很难。


师父听说了我的选择,立刻出马帮我拿到了省作协的推荐信。而著名学者於可训先生是他好友,正好主持作品阅卷工作。他把我真正写得不错,却实在难以发表的作品,包含一些旧体诗词,直接递交给於先生审读。於先生擅于风尘中辨物色,当年便是著名评论家。正是由于他的提携,我便顺利地拿到了武大的通知书。那之后迄今,我与於先生也保持了终身的师生之谊。


我已经本科,他还是初中文凭。我可以全国分配工作,他还只能呆在武钢。我们笑他--自己的屁股流鲜血,就喜欢帮人割痔疮。于是我一再动员他也来考武大,文化课,我帮他复习指导。作品分,他有几本书在那,足够获得高分。他犹豫再三,最终接纳了我们的建议。哼哧哼哧开始从汉语拼音开始背诵,总算混过笔试,于1987年进入作家班,成为了我武大的师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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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俩前后进入武大,可想而知,校园内该要增加多少闹腾。那时的武大,算是真正少有的自由和宽容。只要完成学分考试,即可毕业,至于旷课基本不管。我们同时在校,仅仅一年;那一年他忙着离婚恋爱,不时的聚会,依旧是使酒骂座,品文论人。


似乎直到那时,我才隐约知道,他原本也应该算是我们恩施人。原来他母亲就是恩施老城的原住民,到老依旧一口地道的恩施土话。1950年江山鼎革之乱世,怀上了他这个孩子。至于血缘父亲是谁,他母亲至今仍旧不肯告诉他。总之,在他很小的时候,他母亲带着他逃亡到了武汉,然后嫁给了武钢的一个东北来的司机。


养父姓王,没有子嗣,也没有什么文化,但一直对他视同己出。他的母亲也没什么文化,他就基本都在荆条之下长大。他的野性粗犷和蛮勇,以及对书籍和文学的自发性喜爱,都看不出和他那个老实巴交的养父有任何联系。他的母亲我认识多年,我坚信她老人家性格古怪,一定是一个深藏隐秘的人。几十年不回鄂西,但七十岁之后,却义无反顾地坚决回到恩施赁屋而居。至今八十多岁,无论王继怎么打听,她依旧不肯说出他亲父是谁。


我偶然听到一个说法,说他是一个国军军官的遗孤。在那兵荒马乱的时代,一切皆有可能。从他的形貌性格来看,我也坚信这一传说。然而当一个老人不愿回顾那些危险而艰难的往事时,后辈是再也无从质证生命之源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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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我去了海南,1989年我辞职赶回母校时,校园正是一片狼藉仓皇。故人多做鸟兽散,他以他的经验多次提醒我--不要轻信紧跟我的一些人,更不要盲目做错一些事。


那时的聚散,都如生离死别。新的嫂夫人是重庆的大家闺秀,一等一的贤淑能干。他们在经历了一场甚为传奇的爱情之后,她赶来把他尽快带离武汉,从此他溯江而上,徙居于重庆码头。


那一年的他,净身出户,一贫如洗。因为这一场风暴,他的工作单位也拖延很久才落实。那可能是他最艰难的岁月。


我们各自在灾年里逃生,满心愤怒如将要爆炸的地雷,间或绝望地反抗。更多的时候开始沉溺于悲伤的酒中,一去难返地作别我们那曾经充满希望的1980年代,作别我们有理想有奋斗有担当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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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未曾想到母校一别,转眼恍同隔世。我在1992年春天,终于可以与外界函联时,才知道他被分配到了《红岩》杂志做编辑。那时的他四十出头,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异乡寄人檐下,窘迫而尴尬,活得像一个愤怒的公牛。


我们有一搭无一搭的通信,潦草的字迹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慌乱。为了尽量安慰我的羁留不归,他甚至在春节找来一群妹妹,在寄给我的贺年卡上印满一大堆红唇,并称排队献上香吻。往来信函都是要检查的,我们队的管教在看了这些艳书之后,忍不住笑骂--你都交往的是一些什么牛鬼蛇神啊。


邓小平南巡之后,举国掀起商潮。他给我来信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确实很无奈。有段时间,我基本靠借贷度日。为了生存,思来想去,唯有下海。几经周折,才又懂得一点下海的诀窍:当你没有后台背景时,你从事的行业必须是你精通的业务。于是我开了书店,成了书商。因为读书涉猎较宽,二十年的编辑经验竟成优势。你出来后,也可以走这条路。我有现成的渠道供你使用,资金也不是太大的问题。你出来后,愿独立运作或做我的合伙人均可,我自会助你一臂之力。


他的智慧和混世本领,很快让他摆脱了贫困,买房买车,安顿好双亲及孩子,完全投入到民营书商二渠道的灰色地带中去了。可怜这师父,初初发财就开始为我这个囹圄中人设计出路。他的每一封信都给我带来信心和希望,仿佛在那古老的江湖道上,暗夜旷野里挑出的一盏灯。酒旗张扬,炉火荡漾,一壶老酒早在那里温存着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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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初夏我减刑归来,回乡探母之后,立即赶赴重庆。他那时已经住进很大的房子了,看着其中无数我完全不认识的电器,内心惶恐,真觉得我已被时代遗弃在80年代了。


劫后重逢,难免大醉。住在他的家里,依稀记得我大哭了一场,面对他,我忽然失态变成了一个委屈的孩子。他开始指引我做书商,如何策划书稿,如何买卖书号,如何印刷发行。最后他拿出几万元给我,说你去试试吧,赔了不用还,发财了再给我。那是我出狱后拿到的唯一一笔钱,在当年,可谓不菲了。


我和李斯、熊红开始在武汉做书,他又专程飞来指点。易中天老师赠送给我书稿,竟然因为我们经验不足,结果印得完全像一部地摊盗版书。我们去广州书会第一次发行,为了节省费用,我和李斯就睡在他房间的地板上。


他给钱我做书,还不得不帮我擦屁股,把这堆残次品书籍发到他那些老客户那去,他再慢慢去收账。我们一败涂地,再也没有本钱做书了。之后吾母投江,我不得不开始北漂打工。打工两年后,我决定再次独立做书,内心忐忑不安。他那时已经盆满钵满,洗手不干这一行了。听说我再作冯妇,只好为我再次出马,亲自到长沙书会帮我介绍客户,发行营销。


这一次,我们终于赢了。北漂第三年,我也在北京买房买车,开始恢复了曾经的自信。很多人并不详知我这听上去颇为励志的故事,其实只有我知道,在我的背后站着的这个师父,真正几次改变了我的命运。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缘分和高义,在他和我之间,算是践行和保有了古风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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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北漂,我也厌倦了商战。千里单骑,我流寓大理开始整理平生。我帮过很多人出书成名,但是始终未给自己编辑一部书出版。他那时也已基本退出二渠道,看见我的文章多了,心下也许有些赞许,便决定帮我在大陆中国出版第一部书。我对他说,不太可能,我们都熟知那些审查制度。


他是那种说干就干的人,天生具有一些钻天入地的本事,竟然给我很快拿到了一个书号。于是几番删订之后,我的处女作《尘世挽歌》由他正式代理出版发行。书刚上市,势头很好,我以为可以让他赚到一笔钱。哪知很快禁令下来,出版社不得再印再发,社长检讨。上面来的官员在训斥完之后,对社长低语道:错误归错误,整顿要整顿,但是实话说——这确实是一本好书。


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一个荒诞的时代,我唯苦笑;而他的脾气,也只能指天骂地一番作罢。现在这书在孔夫子旧书网卖到300元一本,却与他这个投资人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似乎自那之后,他的财运便每况愈下。老话说喂猪时牛涨价,改喂牛时猪又涨价--再也没赶上趟。我劝他老来消停,不要再做公司了。他也开始发现老之将至,眼睛老花得不敢开车了,于是决定退隐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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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来,我们一起单车入西藏,游滇桂,下海南,行尽了万里河山。他依旧老顽童一般的率性,酒色财气一样不拉地活着。也许每个坏男人的背后,都站着一个坏师父;我这点好与坏,似乎都是从他那里学来。


一晃六十几岁了,他那些暴脾气依旧如故。这些年退休搬到郊区,无人吵架,只好在微博上使酒骂座,对这个看不顺眼的时代说几句直话。


虽然他的满腹道理,无人可以辩驳。但是这个世界,哪里还有道理?人家也只能好言相劝,说您这么大把年纪,该歇火了,真正进去了,里面的日子还是不好过。


警告无效,只能删号,老头天天转世转烦了,只好把一肚子不合时宜,还是吞进肚子里去。我顺势劝他,重新拿笔吧,回归写作,写出你所经历的时代,见证此国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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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每天眯缝着老眼,在一个平板电脑上一笔一划地手写输入,竟然很快完成了这部大著--《八月欲望》。这是他的成长三部曲的第一部,是他告别文坛二十多年后的初次出击。


这部颇具回忆录性质的长篇,讲述的是一个初中少年,在那荒诞残酷十年的野蛮成长史。这几乎是很少有人碰触的一个领地,或者说是一代人多要遮蔽和遗忘的往事。他以亲历者的视角,记录了一群大型产业家属区的草根孩子的悲催命运。他们在顶层号召的动乱年代,杀人或被杀,自尽或集体赴死。这些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悲剧,全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厄运。


他的写作一直长于在结构上炫技,看似散章慢板,人物草蛇灰线,时隐时现,最终展示的是一个地区的断代史,以及一群无辜小人物在国运之下的众生相。很多的叙述甚至是野蛮而刺目的,但却正是那个特殊年代的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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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带着这个重出江湖的长篇来看我,我们在樽边灯下回忆我们同样粗糙野性的人生,师徒皆已早生华发。两个喝了一辈子大酒的人,日渐走向自己的黄昏,互相虚伪地批评着对方的烂生活。都希望对方能陪着长寿,能看到鸡鸣曙天。


我对他当年在山中带出我深表感恩,他是我生命中的贵人。他说你该写出更多作品,也不负结缘今生。我们都经历了半生跌宕,这才回到初心。各自都还有满肚子爱恨情仇,值得我们用余生去互相阅读。


2016年岁暮

 

转自《七个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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