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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中山东的两次饥荒

--作者:李伟 王毅
   
在“大跃进”运动中,山东表现狂热。于是遭受了两次饥荒,成为全国的重灾区。这两次饥荒,少见披露。
 
一、第一次饥荒:早于全国大饥荒,以济宁事件为开端
 
1.“济宁事件”的发生
 
济宁当时指的是济宁专区,位于山东西南部,管辖济宁、菏泽两地20多个县。(注1)“大跃进”运动中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出现的饥荒是在1960年春节前后,而济宁的饥荒比其他地方来得早,在1958年冬季就开始出现粮食紧张局面。山东全省16万个农村公共食堂中有37%缺粮,聊城40%的县缺粮,而济宁却有53%的县粮食告急。(注2)1959年春节后灾情日趋严重,3月份达到高潮,成为当时闻名全国的严重事件。
 
据统计,济宁专区从1958年冬至1959年春共外出逃荒14万余人,因营养不良造成水肿病人62万余人,非正常死亡2756人,牲畜死亡率在50%左右。(注3)到4月底,全区累计发病839925人,治愈616938人,占总发病数的73.45%;5月4日以后水肿病又在逐日上升,多数县是直线上升,至19日止,累计发病1204972人,治愈859194人(占70%以上),死亡2383人(绝不止此数),现有病人343395人;十几天来,平均每日比4月底增加病人7470人,灾情蔓延。(注4)
 
全区自1月份以来共发生群众性的抢粮事件339起,其中仅郓城一县即发生262起,金乡、郓城曾发生拦截运粮的汽车、马车5起,从规模上看,最多6000多人,少则几十人。(注5)据巨野、成武、金乡三个县反映,当地树头全部吃光,榆树皮扒光,并吃麦苗、豌豆苗。由于群众吃树皮、野菜,连续发生中毒事件20余起,中毒者共5600余人。金乡县于1959年元月份在鱼城公社开始发现水肿病人5000余名。由于领导重视不够和缺乏治疗经验,到3月初发展到3900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6.2%,其中仍以鱼城公社为最重(全公社8万人口中,患水肿病的有17295人,占全社总人口21.6%)。截止到4月26日,全县累计发病10242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6.5%(其中复发二次以上的58034人),除治愈大批病人外,在现有28310名病人(占总人口4.5%)中,复发的就有13667人,占现有病人的48.2%。(注6)5月20日统计,梁山县水肿病发病55674人,治疗45796人;汶上县水肿病发病25779人,治疗18376人。(注7)
 
各地连续发生贩卖人口案件49起,其中曹县30起、巨野7起、郓城5起、-城5起。-城某村张老汉将自己16岁的女儿以23元、69斤粮票卖给他人为妻。另外,弃婴、卖婴现象也比较严重,金乡、单县等地不少于数十起。(注8)巨野县共62万人,有42万人需要救济,到5月份,全县水肿病、干结病等共有6万人。(注9)有些人面黄肌瘦,行走无力,摔倒爬不起来。某社有24人,由于体质非常虚弱,一天只浇了1亩麦子。巨野全县72万亩春地,只耕种了22万亩。农业生产陷于停顿。大批劳力外逃,干群关系紧张,有些干部对工作失去信心,群众情绪也极不正常,整天愁眉苦脸,完全无心过日子。(注10)
 
严重的灾情冲击着市场,市场上食物价格暴涨,市场上的榆树皮4角钱一斤,干辣椒每斤4.8元、胡萝卜每斤9角,干小鱼每斤1.8元,饼干1角钱1片,鸡蛋每个1.5~1.7角。熟食品价格更贵,熟藕每斤6角,地瓜面窝头每个1角(约2两重)、地瓜面包子每个1角(约3两重),熟小鱼每斤1元。(注11)飞涨的物价加重了灾难的进一步蔓延,农业生产几乎陷于停顿。山东省省长谭启龙亲临灾区,从1959年3月21日起在济宁待了22天,经过实地考察,认为济宁问题非常严重,“其恶果已不亚于广西事件”。(注12)4月11日,谭自巨野县给省委书记舒同发信,请其转报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从而引起了中央和省委的高度重视。
 
2.“济宁事件”发生的原因
 
第一,客观上连年受灾,粮食不足。1957年7月上中旬,山东连降暴雨,大部分地区瞬成泽国。济宁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最大降水量817毫米,780万亩土地被淹,房屋倒塌107万间,受灾人口281万,死亡355人,伤1440人,缺粮户在60%以上。(注13)到了秋季,山东大部分地区又遭到了严重旱灾。先涝后旱,使山东农业遭到重创。1957年全省粮食总产量225亿斤,比1956年减产18%。随后进行的“大跃进”运动,大批劳动力被抽调搞各种运动,致使1958年秋季成片的庄稼无人收获,再加上对粮食实行高征购政策,造成粮食严重不足。
 
第二,山东“大跃进”运动发动早,规模大。山东早在1957年洪水灾害过后就开始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山东光大型工程就有155项,小型工程16万个左右,动员青壮劳力近千万人,投资9亿元(有6亿元取之于公社,每人负担15-20元),侵害了百姓的利益,挤占了百姓的粮食。
 
第三,“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山东虽然是产粮大省,但粮食生产水平一直很低,如济宁1958年亩产229斤,1959年260斤。虽低产量却高浮夸,虚报严重。1958年济宁粮食总产量一度报到60亿斤-90亿斤,最后实产核定为35亿斤,但仍然偏高,实际上只有25亿斤;1959年虽然注意了产量落实,估产30亿斤,实际上是17.26亿斤。按浮夸的数字进行征购,致使征购过头,农民吃空。在生活安排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吃用无度,管理不善。1958年冬到1959年春,济宁水利工地上人数最多时达100余万人,接近全区劳力总数的三分之二,前方吃了后方的粮食。(注14)平调老百姓财物,大办公共食堂,造成百姓营养不良,但又不准社员自己生火做饭,使社员失去了自救的最后希望,致使灾难发生。有些领导对于严重的灾难又不能正视,反而认为是坏人的破坏、干部的右倾保守所致,于是大搞阶级斗争,采取了反瞒产私分的做法,不但使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反而雪上加霜。“济宁事件”是随后全国“大跃进”运动灾难的一个预演、一个缩影。
 
3.解决“济宁事件”的对策
 
中共中央在了解了“济宁事件”后,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柯庆施等先后到济宁视察灾情,领导救灾工作。1959年3月16日,中共山东省委指示:当前济宁专区有的县仅有10-20天库存,济宁的单县、曹县、金乡、巨野、郓城各县需粮甚急,确定从聊城、昌潍、烟台、临沂四个地区调给济宁地区粮食1亿斤。到4月2日,已自临沂调粮4000万斤,自烟台调粮2000万斤。省委决定特派工作组于3日下午乘飞机去临沂,然后去济宁,检查和帮助粮食的调运工作事宜。自4日起,以三架飞机自济南运粮至单县。(注15)周围兄弟省份也纷纷向山东济宁专区调运粮食。江苏省丰县县委在获悉金乡粮食紧张之后,决定调运100万斤-200万斤粮食支援邻居金乡县,并于4月16、17日,昼夜向金乡送粮。内蒙古自治区粮食厅也于4月20日主动来电话通知山东省:在中央调拨粮食任务以外,在4-5月份内再多运给山东省鲜土豆和薯干1400万斤。黑龙江也在调粮任务之外,拨给山东省400万斤-1000万斤土豆。(注16)
 
5月8日,针对部分县(巨野、金乡、郓城)粮食紧张形势仍在继续恶化,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讨论扭转济宁地区粮食紧张局面,一致同意谭震林给邓小平的报告中对济宁地区工作所提出的意见。(注17)5月9日,省长谭启龙在济宁主持召开了地委扩大会议,讨论济宁的救灾工作。5月14日,省委给济宁地区增加了5000万斤机动粮。为了减轻压力,更好地领导抗灾工作,6月,山东省委研究决定并经中央批准,将济宁专区按原来重新划分为济宁和菏泽两个专区,恢复两区的党政机构,强化了救灾领导力度。8月20日,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委员会拨发救济款,分配给济宁100万元,同意增拨济宁粮食指标1000万斤,由省粮食厅办理。(注18)为切实渡过严重饥荒,省委又决定1959年的小麦一律以新的基本核算单位为收割、分配单位;包产到生产小队,实行护麦、收割责任制;广开生产门路,种植一切可以糊口的农作物,搞好粮菜混合调剂。(注19)
 
经过中央和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共有3.75亿斤粮食运到灾区,济宁地区严重的粮荒得以缓解,水肿病得以控制,外逃人员开始返回。对于济宁事件,山东省省长谭启龙指出:省委对济宁地区的问题抓得不及时,抓得不够有力,负有一定的责任,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各地均应引起特别重视。(注20)
 
二、第二次饥荒:与全国大饥荒同步,“即墨事件”凸显
 
在第一次灾荒发生后,山东在中央指导下,结合实际,进行了纠“左”,“浮夸风”、“共产风”得以遏制,但这种纠“左”,是在“左”倾错误思想的大框架内进行的,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在1959年7月庐山会议后,山东由纠“左”向“反右倾”转变,掀起了山东“大跃进”的第二次高潮,到12月底,全省近千万劳动力奋战在水利工地上,山东又迎来了第二次饥荒。
 
持续的“大跃进”运动使山东农村经济面临崩溃,局势恶化,大面积饥荒爆发,到1960年夏秋已经发展到十分惊人的地步:人口大量外流(8月底尚未回来的就有109万人),水肿病及各种疾病激增(8月底急需治疗的各种病人有420万),牲畜锐减(比1955年减少237万头),耕地面积逐年减少(比1957年减少1900万亩),耕地碱化(由1500万亩增加到2000万亩),并有大面积的土地荒芜。1960年粮食产量下降退回到1949年的水平(160亿斤),群众生活迅速下降到难以维持的地步,有的地方甚至发生人吃人的惨痛事件。(注21)农村元气大伤,灾情严重。1960年,山东有19个县的人口死亡率超过30‰。(注22)据统计,1949年至1958年,山东人口出生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平均出生率为32‰,1959年至1961年山东人口呈下降趋势,平均出生率为21‰,死亡率回升,人口平均自然增长率只有1‰。(注23)各地人口损失逐步加重。山东的聊城、德州、惠民三专区,“1961年6月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6700多人,9月份即上升到35600人,到10月,仅聊城一地外流讨饭人数高达10万人,卖儿女者985人,有夫改嫁者869人。”(注24)寿张县人口损失甚多,1960年外流18188人,水肿病18044人,干瘦病2687人,妇女病8259人,死亡11054人。(注25)济宁专区在经历了1959年的饥荒后,又遭到全国大饥荒的重创。1960年出生78882人,占总人口的1.5%;死亡108649人,占总人口的2.06%,人口出现负增长。按县区来说,死亡率最高的泗水县死亡率4.1%,出生率占1.43%;最低的微山县死亡率0.93%,出生率占1.37%等。(注26)全区1959-1960两年还发生卖婴、弃婴2275起,据济宁、曲阜、泗水、汶上、微山5个县(市)统计,有夫之妇改嫁者819人,不到年龄结婚的3715人,人吃人事件10起(金乡6起,汶上3起,枣庄1起);汶上县一公社在近三年中死绝285户,计405人,有夫改嫁者70人,人吃人事件2起。(注27)枣庄城关公社的一位50多岁的老太太,5天吃了3个老鼠,后活活饿死;这个公社的一个生产队,原有710人,不到一年时间就死亡120人,占人口17%,人死了无力气抬,只好用牛车往外拉,全村无一人有力气从井里提上一桶水。(注28)
 
在这次饥荒灾害中,以“即墨事件”最为突出。据山东省委驻即墨工作组1960年7月15日的报告统计,即墨县七级公社湍湾大队(村)现有854户,3067人,耕地10685亩,牲畜118头。在这次灾害中,(1)1959年以来外流621人,占1959年参加分配的3568人的17.4%,占现有人口的20.25%。其中,整户外流的49户,占现有总户数的5.75%。从1960年1-5月底外流200人。(2)因营养不足而发生比较严重浮肿病380人,占总人口的12.39%。(3)1960年1-5月份死亡共计159人,占总人口的5.19%。从死亡的原因分类看,据现已查清死亡原因的130人(29名死亡原因尚未查清,其中有儿童10名)中,因疾病死亡的39人,占30%;因疾病和浮肿双重原因死16人,占12.31%;因年老和营养不足而死亡的30人,占23.1%;因浮肿严重而死亡的31人,占23.84%;因生活困难外出讨饭而死亡的8人,占6.15%;其他吊死5人、跳井自杀1人,占4.6%。(4)牲畜死亡86头,占原有牲畜(1959年数)204头的42%。(注29)为此,1960年8月3日,山东省委印发了关于该大队人口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

为彻底扭转山东的严重局势,1960年10月9日至18日,中共华东局根据中央的指示要求,在济南召开了华东地区农业会议,国家农业部部长陈正人和福建、江西、浙江、上海、江苏、安徽、山东等7省市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除讨论了华东地区的农业和农村工作外,初步纠正了山东农村工作中发生的严重问题,否定了山东寿张、范县、高唐等县农业高产典型及其所谓的经验。会后,由谭震林和华东局第二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将山东的严重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注30)
 
山东省委根据中央指示,于10月20日至22日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柯庆施到会讲了话并宣布了中央决定:调整山东省委领导班子,由曾希圣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会上山东省委主要领导作了深刻检讨,曾希圣作了《关于动员全省人民群众开展生产自救运动的报告》,在中央和华东局的帮助下,纠正了省委领导工作中的“五风”错误,对扭转山东的严重局面起了重要作用。10月21日,经中央批准,省委以特级电报通知全省各地,决定停办农村公共食堂,10月27日,省委发出了《关于开展生产救灾运动的紧急指示》,号召全省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为战胜灾荒、恢复生产而奋斗。11月1日,山东驻军抽调974名军官组成24个工作队,分赴灾区支援生产救灾;各城镇机关开始压缩人员,全省共有210万人充实到农业战线。
 
11月16日,山东省委召开生产救灾电话会议,贯彻中央“十二条”精神,要求受灾地区抓紧封冻前时机,“大搞复收、大拾柴草、大采可吃可用的野杂生物”,各级党委要把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当成一项重要的紧急任务来抓,尽可能多地生产一些营养成分高的代食品。11月16日-12月2日,华东五省一市(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和上海市)党政军民慰问团一行78人到山东慰问。至12月4日,华东五省一市支援山东灾区代食品2.8万斤,罐头食品3594斤,食糖11万斤,药品9.6万斤,维他命15万瓶,人民币14万元,以及棉衣、鞋袜等大批物资;中央还调给山东粮食10亿斤,救济款8000万元,增拨山东拖拉机775台;农垦部从新疆、内蒙古抽调拖拉机414台为山东灾区代耕。
 
1961年1月召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是纠正“大跃进”错误的一次转折点。会议要求全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提出了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标志着党的指导方针的重大转变。就山东问题,华东局要求1961年粮食要达到自给,粮食要恢复到230亿斤,争取250亿斤。山东省认真落实中央和华东局的指示,纠正“共产风”,实行经济退赔,(中央财政也多次拨出专款,帮助山东赔偿群众损失,仅1961年3月一次就拨给山东2.2亿元人民币。据1962年统计,济宁平均退赔每户农民242元,每人54.20元(注31)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时期,山东农业“大跃进”运动结束。
 
“大跃进”的灾难是巨大的,留给人的记忆更是长远的。在上世纪60-70年代流行的忆苦思甜活动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尴尬场面: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在痛诉旧社会的苦难时,会不由自主地扯起了“大跃进”中饿死人的事情,使得忆苦思甜无法进行下去。这是笔者听父辈人说的。“大跃进”运动过去多年,农民还是朴素地把“大跃进”和饥饿、死亡联系在一起,对它还是心有余悸、难以忘怀。铭记灾荒的教训,不让历史悲剧重演,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注释:

注1 1958年11月,撤销菏泽地委,所辖各县委并入济宁地委。

注2 山东省委研究室:《山东四十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4页。

注3、注10、注12、注23、注25、注29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山东“大跃进”研究》(内部资料),2002年印刷,第389、170、171、33、460、227页。

注4、注6、注7 山东档案馆“关于济宁地区营养性水肿病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金乡治水肿病的报告”。

注5、注8、注11 济宁档案馆“当前工作情况”第337期。

注9、注17、注19、注20 济宁档案馆“关于济宁地区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注21 济宁档案馆“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注14、注26、注27、注28 济宁档案馆“人口外流和生产力破坏情况”。

注15、注16 济宁档案馆“关于速往济宁地区运粮的通知”。

注18 济宁档案馆“关于拨发救济款的通知”。

注13、注31 《济宁市志》上卷,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5、50页。

注22 山东省统计局:《山东省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4)》,1985年版,第210页。

注24 高华:《大灾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二十一世纪》,第60期。

注30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山东国民经济调整》,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2页。
 
(李伟为鲁东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师,王毅为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转自《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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