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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纠

----作者:杜钧福

《记忆》50期刊登了宋彬彬等人关于卞仲耘事件的文章,引起轩然大波,反对者言辞激烈,甚至迁怒于期刊编辑者。52期又刊登关于北京四中的系列文章,似乎只听到称赞的声音。

刊登宋彬彬们的文章,对文革初期北京师大女附中卞仲耘事件作了一些澄清。这种做法我是很赞成的。一个人就是犯了死罪,在法庭上也允许律师为其辩护,还让他做最后陈述。何况宋彬彬们没有那么大的罪过,在某种意义上,她们也是受害者,为什么不许她们为自己辩护呢?就宋彬彬们的文章来看,她们的态度还是积极的,对卞校长的被害表现了一定的悲痛和悔悟。文章本身也有利于澄清事实。当然,我感到,她们的认识还是不够的。卞仲耘事件的发生,和宋彬彬等在8月初贴大字报所造的舆论是有关系的。而且,看来事件发生时宋彬彬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局势,她们了解正在发生什么事,也应能预见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她们应对事件的发生负一定的责任。我们等待宋彬彬们对此事有进一步的认识。

《记忆》52期是关于北京四中的,涉及另一重要事件,就是“西纠”这个组织。和“西纠”直接联系的,是8月底在北京发生的大规模的杀戮平民和驱赶他们离开北京的事件。这一事件和卞仲耘事件性质有所不同。卞仲耘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发的,至少不是精心组织的,造成的直接后果不可和8月底的事件同日而语。而在“西纠”问题上,真相更为模糊。而这期《记忆》上的文章,似乎对这一真相的澄清没什么贡献。

这期的王祖锷的文章说:“实事求是地讲,西纠成立之初发布的一系列‘通令’,对红卫兵们抄家、武斗、草菅人命的乱象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同一期水流云在的文章说:“通过上述的这些通令,我们可以比较客观地说,在那个已经‘砸烂公检法’的社会环境下,‘西纠’的一系列行动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他们阻止红卫兵对于老干部的冲击,规范批斗会的规格与纪律,保护外宾的安全以留下中国在外交场合的最后一分颜面,也因此有四中的校友曾戏称孔丹为当时的‘北京卫戍区司令’,以至于‘西纠’的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甚至得到了国务院的直接支持,周恩来就曾指示原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为‘西纠’安排住房、交通、印刷等各种活动的便利条件。”

他们都认为,“西纠”的作用是正面的、积极的。这和一些主流看法一致,例如王年一先生的《大动乱的年代》说西纠“维护政策,执行纪律,稳定秩序”,起了“抑制混乱”的作用(《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76页)。

《大动乱的年代》出版于1988年。从那时到现在的二十余年里,不少关于“红八月”的资料问世,特别是王友琴女士的辛勤工作,使事实真相逐渐揭露。尽管还未到真相大白之日,但我们应该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特撰此文,求教于王祖锷、水流云在等先生。

“西纠”在“红八月”里干了什么,首先表现在它的十来个《通令》之中。水流云在的文章叙述了这几个《通令》,但不知为什么单单遗漏了最重要的《第四号通令》。

8月25日,“西纠”发布成立宣言,声称其成员是红卫兵的优秀分子,中坚力量,纠察队是革命的造反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解放军驻京部队的亲密战友,要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在这个文件中,首次将资产阶级和五类分子并列,成为六类分子,而且强调镇压的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即“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

8月26日,西纠发布了第一、二号通令,开启了红卫兵向社会发布通令的先河。27日又发布第三号通令。这是个重要的通令,因为将第一、二号通令的内容都包含在内了。其主要内容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的内容是保护老干部。“没有中央的许可,没有新市委的决定,没有纠察队的命令,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宣布戒严,都无权以任何借口拦截和检查来往车辆和行人,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对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绝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绝不允许任何人无理勒令革命老首长搬家,辞退保姆,交出电视、沙发、汽车等,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阶级报复,坚决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在这里,他们高举反对绝对平均主义的旗帜,保卫的是他们的父母,也就是他们自己家庭的社会和经济地位。

第二方面的内容是关于抄家的:“查抄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的家,一定要通过本单位的红卫兵总部,一定要与当地派出所和各街道居民委员会取得联系,所缴获的一切财物都要归公!在查抄时,要提高警惕;要以文斗为主,后发制人,要严防坏人捣乱,钻空子。”此处首次明确提出“黑六类”一词。也很明确规定,所有抄家都是通过派出所的。此处说“以文斗为主”,意味着并不排斥武斗,只是要“后发制人”。

“西纠”的成立宣言和第三号通令属于文化大革命中最重要的文件。它们首次明确地将概念模糊的“资产阶级”归入应被斗争的阶级敌人之列,和以前的“黑五类”一起算作“黑六类”。非但如此,它们还将这些阶级敌人的子女,即“孝子贤孙”也归入斗争的对象。这些文件是针对在中国近代史上起了积极作用、“开国”有功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当初曾是国旗上与工、农并列的两颗星)及广大的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宣战书。正如现在某些“老红卫兵”所回忆的,当时的红卫兵运动的打击目标,就是国旗上的“那两颗星”(王斌、礼平《只是当时已惘然(红卫兵记忆)》,《上海文化》2010年第3期,摘自《炎黄论坛》)。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似乎被所有文革研究者所忽视。

自此,“黑六类”成为标准提法,迅速传遍全国。在9月25日的上海红卫兵总部第二号通令中也使用了“黑六类”的提法。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未见任何中央文件修正这一说法。

在“西纠”成立、上述文件发表以后的几天,在北京掀起了抄家、殴打、刑讯、杀戮的高潮。据官方统计,从八月底到九月初,有1772名北京市居民被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被杀,而是被严刑残酷折磨致死。这是北京市的“玻璃之夜”(注:又译作“水晶之夜”、“碎玻璃之夜”,指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纳粹党及冲锋队袭击德国全境的犹太人的事件。这被认为是对犹太人有组织的屠杀的开始。因暴行后到处是打碎的玻璃而得此名),这是北京市居民永远不能忘记的惨烈一幕。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西纠”在这场针对普通居民的杀戮中起了“维护政策,执行纪律,稳定秩序”的作用。即使在《记忆》52期水流云在的文章中,也只将“西纠”“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归结为“阻止红卫兵对于老干部的冲击,规范批斗会的规格与纪律,保护外宾的安全”而未提杀戮普通居民事。

所说的“阻止红卫兵对于老干部的冲击”,应确有这样的作用,至少通令本身有这样的效果。至于“规范批斗会的规格与纪律”是否属于稳定社会秩序却大有疑问。我们不知道他们规范了哪个批斗会的纪律,只知道一个典型事例是在8月19日,北京市四中、六中和八中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厅召开斗争大会,主要斗争对象是“黑帮分子”,前市委教育部长张文松等。虽然此时“西纠”尚未成立,但发起人主要是后来“西纠”的领导成员。会议开始后,“黑帮分子”张文松,以及原市教育局、团市委的负责人、三个学校的校长被从囚车中提取出来,先是挂牌坐喷气式,然后被迫跪在主席台上。一下子呼拉拉地跪下二十多人,口号声震天响,场面惊心动魄。大会进行中,“精心准备的发言起了极大的煽情作用,发言者声泪俱下,听众群情激愤,不断有红卫兵跑上台,抡起腰间的军用皮带,向被批斗者没头没脸地抽去,台上没人敢于制止,台下则齐声叫好。”(《经历》,老小孩网站)于是,武斗升级,批判变成了一场残酷的殴打。所有被打者都头破血流、不成人样。市教育局长孙国栋被打断三根肋骨。这就是他们对批斗会的“规范”?

《记忆》52期王祖锷的文章说:“西纠”发布的通令“对红卫兵们抄家、武斗、草菅人命的乱象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我不知道他的说法有什么根据,我希望他举出事例。我只知道,8月25日,“西纠”成立,26日,北京市被打死人数就从二位数升至三位数!

“西纠”成立后展开活动的几天,也就是北京市被虐杀人数最多的几天!

而在这一非常时期里,在北京市被虐杀总人数中,数“西纠”主要活动的西城区死亡人数最多,为333人,比第二、三、四名的总和还多。

请看一看“西纠”成立后北京市红卫兵打死人数示意图(数据来自王友琴《学生打老师:1966年的革命》,燕南社区,2003年)——

也就是说,在血淋淋的“红八月”中,杀戮暴行的高峰和“西纠”的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高度重合。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事实上,“西纠”非但没有阻止任何暴行,而且他们就是这些暴行的组织者和执行者。北京市六中红卫兵在他们校内建立的监狱存在了四个月,在其中打死了三个人,将几十人打成重伤。而六中红卫兵,正是“西纠”的骨干队伍。

六中的监狱在北京市也许属于特例。绝大部分虐杀事件发生在居民院子里。部分事件属于滥杀,但也有相当多的事例属于严刑拷打造成的死亡。

北京建筑材料工业学院的物理教师孙菊生家住西城区的文昌胡同6号,是自家的房产。就凭这一点,属于“西纠”的31中和女八中红卫兵于8月23日来抄家。他们进门就打,将他们全家赶到一间小屋子里,每天只给一点窝头吃。红卫兵从此驻扎在他们家中,一共20多个,每天轮流用皮带和钢鞭殴打他们,逼问金子和枪支。他们还拿走他家大部分财产。8月27日,孙菊生的姐姐孙启坤,一位退休会计,因逃避她的驻地铁道学院红卫兵的迫害,来到孙菊生家。铁道学院红卫兵通知驻在孙菊生家的中学红卫兵,她来了就抓起来。结果,孙启坤落入陷阱,就在孙家遭毒打,竟被活活打死。两天之后,铁道学院的红卫兵为追查孙启坤的丈夫,又将孙启坤的姐姐孙玉坤打死。(王友琴《文革受难者》)

玻璃水泥设计院的技术员黄瑞五家住西城区大红罗厂20号。8月28日,红卫兵借口他家是房产主而对其抄家,搜查出一颗子弹壳。黄解释说是体育训练射击留下的。但红卫兵一口咬定他家藏有枪支,将黄家全家人捆绑起来,用木棍和皮带抽打。经过3小时的毒打,黄家所有在场的五口人全被活活打死。他们是:黄瑞五、他的母亲陈玉润、他的外婆李秀蓉、他的大姐黄炜班和一位老保姆。黄炜班是北京市平安医院妇产科医生,被红卫兵叫到其母亲家。全家只有黄瑞五的妻子在单位,和他们的一岁半的儿子被人抱走而幸免于难。行凶的红卫兵是“西纠”旗下的38中红卫兵。(王友琴《文革受难者》)

著名医生蒲伯扬家住西城区宣武门内,因为其已去世的父亲曾在伪警察局任职,夫妇二人被逼问根本不存在的枪支而双双自杀,其老母继续被逼问而身亡,三天内一家三口被迫害致死,家破人亡。(蒲以勉《北京东西城》,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

不少事实显示,查抄隐藏的枪支就是“西纠”成立的初衷。事情的起因据说是在“破四旧”的过程中,有红卫兵查出了阶级敌人隐藏的枪支弹药。所以为了排除隐患,由红卫兵出面进一步清查,特别是对于一些名义上不属于阶级敌人的人家,进行全面清查。它是由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北京市新市委书记处书记丁国钰、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直接向“西纠”布置的任务,要他们到各派出所领取任务,分头行动。(紫竹《红八月》,天涯社区,2006)

“西纠”红卫兵小将被告知,如果这些隐藏的枪支一旦使用,被杀害的首先就是他们的父兄。他们怎么能不个个踊跃争先呢?而阶级敌人当然不甘心失败的命运,不下狠手,哪会交枪呢?红卫兵所受的全部教育都让他们对“敌人”绝不能心慈手软。不打死人绝对不可能造成大革命所“必须造成”的“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大规模的杀戮行为到9月初嘎然而止。这和西纠的第五号通令密不可分。这通令发布于9月3日,主要内容是不许打人。“在今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信。”这里说得很清楚,是在“今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不再打人了。9月5日,《人民日报》与其配合,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明确发出停止杀戮的信号。实际上,从上图可以看出,杀戮行为在9月2日那一天就已急剧减少,而在前一天达到最高峰。这说明,他们在9月1日就得到停止杀戮的指令,所以在那一天突击杀人。这种情况也说明,八月底的杀戮完全是有计划、被控制的行为。

水流云在的文章说,“红八月”的动乱是在“已经‘砸烂公检法’的社会环境下”发生的。这也完全不符合事实。当时还没有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公检法依然正常运行。而且,“红八月”的抄家、杀戮、驱逐行动正是在各个公安派出所的配合下进行的。大兴县的集体屠杀更是在公安局的指令下发生的。整体的形势完全没有失控。

以上所说的是“西纠”在“红八月”里干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将大批居民驱逐出北京市。8月29日,“西纠”发布第四号通令,说:“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地、富、反、坏、右、资)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分子。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这是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关于遣返问题的红卫兵文件。文件还把驱逐出京当作“给出路”,而且限期12天以内。在他们看来,对不杀这些人而是赶往乡下,实为善举。

根据官方统计,在1966年8-9月,北京有85198人被轰回原籍(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遣返的范围,实际上远远超过上述“西纠”第四号通令的范围。被驱赶人员中也包含上述人员的家属。据雍文涛说,“从8月23日到9月9日,仅崇文区被迫搬迁出市区的就有4000余人,随迁的家属6000多人。”(雍文涛《“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为稳定大局所作的不懈努力》,转引自百度周恩来吧,2006)

被驱逐人员一般是有红卫兵押送。只许带简单的行李,就是所谓“扫地出门”。那几天在北京火车站是一幅什么景象呢?那里成了人间地狱!

“候车室和月台上跪满了等候车的牌子队,五类十种人货色齐全,有的戴着花样出奇的纸糊高帽子,有的伤痕累累裹着纱布。”(中杰英《右派送伪乡长》,者永平编《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上,远方出版社,1998)

另一目击者言:“火车站的广场上那个乱呀,哭的、叫的、骂的,只见一堆堆的牛鬼蛇神,他们穿着各种各样的旧社会的衣服,脖子上都挂着牌子,说是遣送回乡,嚯,黑鸦鸦的足有千八百人,红卫生兵手里拿着皮带、木棍,他们一队一队地走过,有人拿着小榔头,挨个儿在那些黑五类头上砸,唉呦!我眼见一个红卫兵在一个戴眼镜的老头脑袋上砸,就那么一下,血就像自来水似的,从脑瓜顶窜出来,滋了那个红卫兵一身,说是做个记号,省得跑。”(永明《割发与革命》,者永平编《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下,远方出版社,1998)

上了火车,是否可以摆脱这样的厄运呢?远远没有。火车上也有红卫兵在等着他们,负责使他们受苦、遭罪。8月29日,一位红卫兵在北京到广州的列车上目击:一些被红卫兵押解的人员都被命令在车厢里跪着。一位老太太跪不住了,被红卫兵用宽皮带抽打,在车到长沙之前,老太太被活活打死了。(申晓辉《文革日记》,《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徐友渔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9月9日,即上述“西纠”第四号通令中规定的离京期限到期的前一天,该红卫兵组织又发布了第七号通令,对上一通令作了修正,或者说,落实了某些政策。首先,它将原来说的六类分子改为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右派分子和“资产阶级”可以留在北京。其次,这四类人中,“丧失劳动能力,原籍又无人抚养者,或原籍就在北京者,为了避免加重农民负担,一般可以不离开北京,就地监督改造。但如果民愤极大,群众要求斗争,必须满足群众的一切要求。”再者,“这类人的家属,子女,若不属于上述四类人,本人又能够独立生活,或本人在京有人抚养,就可以不离开北京。”遣送离京限期也从九月十日延长至九月二十七日以前。

这一文件说明,在它发布的前十天里,不仅六类人员,而且他们的家属、子女也有很多被遣送,也有许多世代居住在北京的居民被驱赶。

为什么政策又改变了呢?通令说得很明白:“为了避免加重农民负担”。具体说,就是原籍农村当局不欢迎。所以这一政策的更正应该也出于当局的授意。这次大规模驱赶人员的行动到9月份就基本停止了。不是因为这一行动不人道,而是地方上有意见。周恩来1967年3月3日在批判张仲翰的总结会上的讲话中谈及此事时说: “后来报告主席,主席就不赞成,他说,你矛盾上交中央,没法处置,矛盾下放农村没法安置,他不知道情况怎么接收,接收了也没法改造,要给其它单位,不要以邻为壑!主席反对矛盾上交,反对矛盾下放,也不赞成以邻为壑。我说只有消化,主席说得对。回来后告诉剑英同志,后来就改变了。”这也说明驱赶行动从头到尾都是在最高当局(特别是负责毛泽东安全的、以叶剑英为组长的首都工作组)关注甚至指挥下进行的。

事实上,虽然停止了驱赶行动,但只有一部分被驱赶的人员返回北京。一些人死于当地,一些人好多年后才有机会返回北京。

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以邻为壑、矛盾下放的做法不对,最高当局预先是应该知道的,为什么当初还要这样做呢?要知道,驱赶后再允许返京和根本不驱赶是完全不同的。这些被驱赶到农村的人员两手空空返回北京后,发现他们的居所和财产早被侵占,只能听从安排在非常狭窄的房子里勉强度日。他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过正常的生活了。

这种以自己信任的自家子弟红卫兵为工具,采用群众运动的方法即非法的手段,造成短时期的恐怖气氛,侵犯基本人权,甚至生命,以确保患了“政变恐惧症”的最高领袖安全的思路,在中共许多领导人的谈话中均有流露。在他们看来,面临国际战争的危险情况下,在北京这个从未“乱”过的地方,进行这样一场“消毒”是完全必要的。而事过之后,如果出了任何问题,可以把责任推给红卫兵,如现在所做的那样。这件事,应该用“蓄谋已久”来形容。

在此期间,作为北京市的负责人,吴德曾向毛泽东汇报北京市的混乱局面,希望中央采取措施,但是,“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寻常的思维方式缓缓地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吴德《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到底要不要打死人可能有不同意见,但是采用非法手段在北京“动一动”,似乎是所有高级干部的共识。谭震林1966年9月5日对农业大学党委的指示中说:“要青年学生闹一闹,因为自1949解放以来,城市就没有大闹过。不大闹一下,怎么能把那么些坏人清出来呢?”

在“红八月”中血流成河的惨烈景象前,很多高级干部拍手称快。请看事后李先念9月17日晚7时半在其办公室对24名粮食部人员的谈话:“过去有好多问题,我们解决不了,这次群众一起来就解决了。解放十几年来,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服气的。这次出现了红卫兵,红卫兵一起来,来个横冲直闯,又打,又斗,又抄(有的打死了)。这次资产阶级服气了(虽然心里有些不满),资产阶级才真正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这次把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痛痛快快整了一下,包括宗教教堂也扫了一下。要充分看到运动的成绩。”(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那么,有没有过分的地方呢?也是有的。李先念说:“有些过分了点没有呢?至于八月二十九日三轮车不能坐了,当时高档商品不能出卖了,馆子也不能下了,辫子也剪了。”在他看来,对无辜的北京市民打死多少人也不算过分,破四旧弄得他不能下馆子不能买高档商品才算过分。

1966年9月25日叶剑英在接见北京十三个艺术院校团体部分师生代表讲话时说:“在这次文化革命运动中红卫兵树立了不朽的功勋,例如北京市有一万多黑户。深宅大院,解放十六年,谁都没有进去过,一些坏人就是在里头捣鬼,公安局、司法人员没有足够的证据也不能抓。有个圣修小学是外国鬼子在我们中国搞了多少年,谁都不敢动它。红卫兵小将们管你什么法律不法律一扫而光。多少年来老大难问题红卫兵解决了,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的党,骂我们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都不敢动他,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周良霄、顾菊英《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之二《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这说明,这次非法行动的目标之一,在事前是很明确的,就是要解决那一万多“黑户”,就是那些独门独户的“深宅大院”。

对于最高领导的真正意图和政策拿捏的程度,执行这一任务的红卫兵,也就是他们的子女们应该是清楚的。一万多“黑户”解决完了,就该“落实政策”了。北京四中南下造反队在广州印发的《红色恐怖万岁》中说:“在北京红色恐怖刚萌芽的时候,中央是从没指责过限制过的,直到红色恐怖形成了,才发出了要文斗的伟大号召,把北京的运动引向一个更高级的阶段。”

上述几位领导干部的讲话表明,他们对“红八月”的战果是满意的,也解释了“红八月”中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多至今令人不解的事情,虽然事情的细节尚待揭露。仅从李先念和叶剑英的讲话即可以看出,所说的查抄枪支一事只是对“西纠”的指令,未必是真正的动机。民间就是真的藏了几支破枪,难道能翻天?真正的动机,就是想整一下“资产阶级”,就是那些还能住单独四合院、坐三轮、上馆子、买高级商品的中上阶层,将他们打翻在地,扫地出门,沦为贱民,以保持自己的独尊地位。

在很多论述北京“红八月”红卫兵作用的著作中,都特别强调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十点估计”,用以说明在“红八月”中红卫兵是反对杀戮行为的。

在杀戮高潮的8月27日,清华附中红卫兵“逆潮流而动”,发布了《红卫兵战校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中心内容是反暴力(阎阳生《清华附中红卫兵100天》,《炎黄春秋》2008年12期)。这篇资料的作者也认为,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这一行为已非主流,在此后,该组织“脱离主流并迅速衰败”。

实际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表在“十点估计”中的非暴力主张和“西纠”发表于9月3日的第五号通令的精神是一致的。持久性的街头暴力对谁都没有好处,而且整个社会秩序有失控的苗头。除去引起生活上的不便以外,非法行为的蔓延可能祸及自身。例如首长的丈母娘是地主婆,难道也该被驱逐吗?(周恩来9月1日在红卫兵座谈会上的讲话,见周良霄、顾菊英《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之二《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十点估计”并不违背“西纠”的理念,但这是在他们实施了暴力以后,在一万户“黑户”被清除之后,而不是在这之前。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是清华附中红卫兵不知道的内幕。

正因为惟有自家的子弟兵才能恰如其分地施行这一明显违背法律的行径,撒得出去,收得回来,得心应手,红卫兵的老祖宗和理论家清华附中红卫兵在“红八月”里才被边缘化——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家庭成分大多为“中干”,还掺和一些非“红五类”的成员,并非当御林军的材料。

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十点估计”在当时是否起了积极作用,现在还不好说。该校红卫兵在当时确实有一定的号召作用,但是在中共中央通过的文件“十六条”中,不是早就明明白白写着“要文斗,不要武斗”吗?

笔者很早就酝酿写一篇关于“西纠”的文章,但苦于资料不全。鉴于《记忆》涉及了有关问题,不得不草就一篇说明自己的看法。但我承认,所依据的证据链条尚有缺失。其中主要的就是“西纠”是如何成立的,什么宗旨。上述所引紫竹《红八月》一文以小说形式表述,且为孤证。所以如果有读者批评我有根据不足之处,我乐于接受。但是,如果按照原来“西纠”诸君的解释,说他们成立这个组织是为了维持秩序,约束红卫兵的暴行,很多问题是说不通的。

“西纠”所公布的通令中,确实有很多限制性的条文。但是,凡有计划的行为,即使是有计划的暴行,其目标必然是有限的,被约束的。也正因为如此,有计划地杀戮比无组织的群众暴行更加可怖。

许多我所崇敬的文革研究大家在谈到“西纠”时都言词闪烁、欲言又止。在《记忆》54期中,有北京四中老校友的来信,对“西纠”的作用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但语气却有些保留。我想,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和对卞仲耘事件有所不同的原因,说开来,是许多主要当事者在当前多为高官巨贾,有相当的影响力,所以在议论此事时不免有所顾忌。

“红八月”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代表作之一,是我们这个号称有几千年文明史的民族永远的耻辱。在这一短暂的时期里,斯大林式的政治迫害被希特勒式的街头杀戮所代替。抄家、刑讯、屠杀和驱逐构成“破四旧”的核心内容,而破坏古物、街道改名不过是其外在形式而已。在“红八月”54周年的时候,我们依然沉痛哀悼那些惨死的无辜冤魂。他们是如此不幸,大多数人连名字也未留下。但是,我们也意识到,不管当时发生了什么事,都已经成为历史。

如我上面所说,当年的“西纠”红卫兵小将,在特定意义上也是受蒙蔽者和被欺骗者。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他们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而主使这一非常行动的衮衮诸公,很多为草莽出身,依然保持着“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理念也是不难想象的,尽管时过境迁,用这样的手段对付无辜市民早已失去了原来可能具有的正义性。

我们无意清算历史旧账。在当前险恶的国际环境、自然环境和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下,我们希望加强各阶层的团结,在公平的基础上实现民族和解,开辟新的未来。然而澄清历史事实的真相,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参加过文革的人的灵魂的救赎。我们看到,一些“西纠”成员也在严肃地反思过去这段历史。我们对他们的希望就是:

说出真相。

转自: 《记忆》第5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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