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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身陷“渔网”的大学生
                       
    --回忆“苦药社”

作者:谷兴云

时光飞逝,物换星移。半个多世纪,历经四代,还有必要回忆“苦药社”?

近年来,它屡被提起,表明仍受关注。但,或不准确,或系妄说,或引出疑惑。

一位英国传记作家,名菲利普.肖特,把它与伟大领袖联系起来。他在引述领袖的“钓鱼论”(“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之后,写道:“运动接下来扩展到北京大学校园里……学生团体也组织起来了,取名如‘苦药方’、‘低层之声’、‘野草’及‘春雷’等……”(《毛泽东传》374页,中国青年版,2004年)。--菲利普先生说错了名称,说错了学校。

重庆某刊有文章说:“北师大的校刊《苦药》……是中央整党整风期间的刊物之一”,“《苦药》社声震文坛,全国有近30个高等院校的学生组织申请成为苦药社分支机构。”“全国许多著名作家和专家教授为它撰稿”(参见《重庆文艺》2007年第2期)。--此说不靠谱,与实际相距甚远。

《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所刊《沈巧珍当“右派”》提到,沈巧珍因为写了一篇《李壮士打狗孝主》,“作为苦药社《新今古奇观》系列之一贴出”,后“收入油印的《苦药特辑》。‘苦药社’定为反动党团后,凡是在《苦药特辑》发过文章者,均在劫难逃。”--读者或生疑:“苦药社”是什么组织?它如何定为“反动党(社)团”?《新今古奇观》与《苦药特辑》是怎么回事?

作为当事人,亲历者,苟活的“苦药”人,有责任澄清事实,说明真相。

以下忆述,以当年北京师大真正校刊《师大教学》(下称“校刊”)为线索与依据,并参考一度在互联网上显现的《北京师范大学大事记(征求意见稿)》(下称“《大事记》”)。

一、“并不是整党外人士,而是为了给共产党提意见” 

“苦药社”,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四年级(1957届)4、5两班(原乙班)部分学生,在那个“不平常的春天”里,即1957年5月下旬,为响应“帮助党整风”号召,在党团组织动员、支持下,自发形成的社团。

《新今古奇观》是“苦药社”几名成员(同住男生宿舍西北楼418室)所写章回体大字报,因模拟古代小说《今古奇观》体式,故冠以“新”字。

《苦药特辑》系《新今古奇观》及《奇冤记》(“苦药社”另一章回体大字报)等的油印合集。

至于,“苦药社”如何从帮助党整风的学生组织,而定为“反动社团”,这要从学校当局两次传达,以及一份中共中央文件说起。

1957年3月5日,北京师大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党委书记传达毛泽东主席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按,与“反右”开始后发表的文本有极大不同)。所传达的讲话内容,对于师生解放思想,在整风中大胆鸣放,极具鼓舞和推动作用。

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全国整风由此开始。

5月11日,“北京师大党委召开全体教职员学生大会。党委书记何锡麟传达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彭真在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动员开展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大事记》)

在会上,党委书记“谈到了整风的对象”:“这次整风主要是整共产党的风……并不是整党外人士,而是为了给共产党提意见,更好的帮助共产党员整风。”“他代表党委向大家保证:‘不管大家提什么意见,片断的或系统的,正确的或错误的,都可以谈,都是为了帮助党更好的整风。党委绝对禁止任何党员对提意见的人有打击报复行为,党员对批评有不同意见不能“压”。’”(5月17日校刊)

这是面向全校(包括当时新、北两校区,各系教职员工学生)召开的整风动员大会。(此前,召开过民主党派联席会,教授、副教授座谈会,“要大家帮助党整风”。)但此后十多天,各系学生只是参加班组内的学习、讨论,虽经党团组织号召,并无更多“帮助党整风”的实际行动。

5月19日,北京大学出现第一张大字报,迅即形成高潮。消息传到北京师大。22日,北京师大中文系穆木天教授在《光明日报》发表《我的呼吁》,批评校内宗派主义,并提及学校某党员领导干部“违法乱纪乱搞男女关系之事”,师生闻知反响强烈。次日,在师大新校校园贴出首张大字报,题名“底层之声”(《毛泽东传》误作“低层之声”),它将师大整风开展迟缓,与党委书记(即“某党员领导干部”)联系起来,意指受到领导压制。“底层之声”点燃第一把火,激起师大学生参与整风的热情,大字报很快贴满校园。

“苦药”第一张大字报也在此时贴出,中四4班住同一寝室(西北楼423室)男同学(卫之祥、萧敦煌等)所为。内容是,总务处对学生生活关心不够,列了几条意见,署名“苦药”,寓意“良药苦口利于病”。在他们带动下,又经系、年级、班的党团组织和学校团委动员、鼓励,4、5两班更多同学陆续有所行动。由于不了解校、系情况,有不少同学,就根据校团委周之良副书记的讲话精神,采取访问知情人,整理成访问记的方式,写大字报,反映学校存在问题。4班另一寝室(即西北楼418室),受所见北大学生《新儒林外史》启发,冯三浩、周家驹等室友分工写出一篇篇《新今古奇观》,材料主要选自大字报的揭发。5班同学李授珊,在“肃反”运动中曾蒙冤被斗,感受深切,则专以“肃反”冤案为内容,据亲见亲闻,写出章回体《奇冤记》。这些大字报,因系同班同学所写,均援例同署“苦药”,而且在宿舍区西北楼东侧墙上,开辟了“苦药”专栏。一时间,“苦药”大字报,尤其《新今古奇观》、《奇冤记》,因其形式新颖、语言幽默而备受关注,观者众多。不少人边看边笑,读得津津有味,乃至啧啧称赞。

“苦药”之成为“社”,即“苦药社”正式成立,以班级团干部主持召开的班团会议为标志。在会上,经提名与讨论,推举了社长(卫之祥)、副社长(谷兴云),以及总编辑(郑景星)、访问组长(胡家瑞)、编辑(冯三浩、李授珊)。嗣后,访问,写访问记,《奇观》、《奇冤》二“章回小说”,即以“苦药社”名义,继续进行。以4班男同学西北楼416室(所谓副社长、总编辑、访问组长等住此室)为主,且获得学校教材科支持,负责将《奇观》、《奇冤》等合编为两辑《苦药特辑》(油印本),在北饭厅(学生食堂)门外分发。(每册收5分成本费,缴给教材科。)

此即“苦药社”整风阶段大致情况。分列其特点:1、成员多为共青团员,受党团组织支持。2、具有一定群众性,包括4班大部分同学,5班部分同学。3、组织松散,无须报名、申请、填表、登记,无证无牌,无花名册,无准确成员人数;有参加“苦药”访问、或写大字报署“苦药”者,亦可说自己并非“苦药社”成员。4、多是自愿、自发活动,一人,三五人,一寝室,写什么,用何种形式,等等,均不受限制,无须请示、批准、汇报。

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是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经学校党委动员与号召,为“帮助党整风”而成为“苦药社”成员,或积极参加其活动的。因为,党委书记关于“整风的对象”的宣示,以及“代表党委向大家保证”的内容,他们是听得清楚,坚信不疑的。

二、“苦药社”的言与行

“苦药社”的“言”,主要是评论、访问记与后来编印成册的《苦药特辑》。前两种,校刊有所选登。

经查阅,校刊发表“苦药社”3篇“社(短)论”:《拥护党委领导大鸣大放--听何副校长报告》(5月28日),《深入、细致地开展整风运动》(6月2日),《既要帮助党整风,就必须拿出全部热情、行动起来!》(6月4日)。

首篇(谷兴云执笔)写于5月27日。情况是,全校师生已发动起来,连日揭出许多问题,而领导似乎按兵不动,迟迟不表态。终于,在26日晚间,“何锡麟代表党委就进一步开展整风运动问题向全体同学作报告。”(《大事记》)4班5班与“苦药社”同学备受鼓舞,经座谈讨论,当即写了这篇大字报,称:“党委会已从被动转入主动,……领导起运动的开展,我们坚决拥护”,也对运动的“进一步展开”,提出几项建议。

第二篇(卫之祥作)及第三篇,与第一篇内容相似,皆为关于整风运动深入开展的评论。对学校领导关于整风中的问题 “还没有作出具体措施”,“看不到师大党委的坚决的行动”,等等,表示焦急和不理解。

这些青年学子太幼稚,太天真,他们哪里知道其中玄机?哪里知道,钓翁或渔夫是在耐心等待“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伺机收网呢!

校刊所载“苦药社”写的访问记,有《访问记》(5月28日)、《访黎锦熙教授》(6月1日)、《访人大代表冯亦代先生》(6月2日)、《访我校前总务长张重一先生》(6月9日),共4篇。

第一篇内容较多,《访问记》是总题,或是栏目名称。实际含两篇,各有标题。标题近似章回小说回目,实际内容是知情人的谈话:其一为《系业务 主任不得过问  党书记 独掌阴阳乾坤》,是对本系主任黄药眠教授、副主任萧  璋教授的访问;其二为《学术空气 何其淡薄  级别评定 秘密似谜》,是对本系李长之教授的访问。后3篇,访问对象已标明;冯亦代先生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曾至师大视察,所以也成为访问对象。

包容《新今古奇观》与《奇冤记》等的两辑《苦药特辑》,经过一场“文化大革命”,已难觅踪影。(所幸,近日寻求到一册第二辑。)在校刊批判文章中,作为罪证,批判者举有其若干片段与回目。

以下《新今古奇观》8篇回目,即校刊批判文章所举出者:

《老教授盖手印当场受辱  小官僚问情况盛气凌人》(第一回)
《怪客临门,拍案击桌   主人肃坐,哆嗦无言》(第八回)
《夙夜辛劳,受‘拉拢同学’之责  自觉喂猪,得‘不负责任’之名》(第九回)
《李女士临阵先退却  系党委徇私就妙龄》(第十回)
《智‘一鸣’妙计护三害  勇群众全力保整风》(第十四回)
《李壮士盗狗孝主  愤愤生为犬申冤》(第十七回)
《秘密校长秘密去  师生员工皆不知》(第二十一回)
《滴泪滴血谈宗派  秉公秉理话官僚》(第二十七回)
(据悉,第十七回《李壮士盗狗孝主》系冯三浩兄所作;沈巧珍之《李壮士打狗孝主》,乃同题材另一大字报。谨顺及。)

 对《奇冤记》,校刊批判文章只提到2篇的回目:

《王教授被诬反革命  谭主任恢复红党员》(第一回)
《张书记斗争凭权威  刘教授要求做公民》(第七回)

据考索当年资料,并撰写者回忆,《新今古奇观》写了32回,《奇冤记》写出11回(刊发7回)。《苦药特辑》的三四十篇文章,虽长短不一,良莠不齐,却均从校内(某系、某科室、某部门,等等)取材,一篇专写一人一事。这些曾引起师生关注、产生相当影响的文字,在几十年后重读,人们可能作出各种不同评价,但首先应辨明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它们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不是“毒草”?能不能据以从政治上定罪?

上面说了“言”,再说“行”。

菲利普先生评论道:“毛本人对这类指控(按,指‘仅仅是由于自己的思想而受罚’)也很敏感。‘这些人不但有言,而且有行。’他宣布说。‘他们有罪。“言者无罪”的说法对他们不适用。’这是苍白的辩护。”(《毛泽东传》375页)

根据伟大领袖“宣布”的精神,“苦药社”也应该“有行”。最主要的“行”,即参加人数最多的,是访问,以及连带着的写访问记,张贴出去。访问过的知情人,包括校、处、系若干领导人,本系、外系某些教授、副教授,原在本校工作后调出的干部、教师,一些部门的职工,等等。
       
其他的“行”,有播放某教授在“群众论坛”上的讲话录音,在北校开会鼓动“鸣放”,参与去中共北京市委、共青团中央反映师大的问题,在广播里传达访问胡耀邦时胡的讲话,与其他社团联络等。这些“行”,多系社长个人,或偕同若干成员所为。

从5月23日之后,“苦药”在校园露面,至学校开始“反右”,“苦药社”参与“帮助党整风”,有半月左右。随后几日是:自我检查,接受批判,彻底瓦解。总的存活时间,只是近20天。 

三、揭露“苦药”、声讨“苦药”、清算“苦药”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根据伟大领袖战略部署,一声号令,从“整风”转入“反右”。

6月19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经反复修改,在《人民日报》发表。其基调,由“放”改为“收”,增加阶级斗争、“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等内容,成为“反右”指导理论与战斗武器。

在北京师大,对“苦药社”及其骨干成员的批判斗争,经历了“舆论准备-班内揪斗-全校大批判”三阶段。酝酿20余天,实战则历时约一月。

舆论准备,就是掌握武器,提高认识,统一口径。比如,“六条标准”只是原则,相当抽象。作为武器,在于持有者如何运用,即如何解释,如何对号入座,包括武器指向什么人的问题。

开初,“对‘苦药社’的问题颇有争论”。( 6月16日校刊)所争论者,“苦药社”是不是反动社团?《苦药特辑》是不是毒草?即,是否违反“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苦药社”的评论,针对的是党委对本校整风运动的领导;“苦药社”的《访问记》,仅记述知情者言(被访问者的谈话);其《新今古奇观》与《奇冤记》(即《苦药特辑》)是表现形式的转换(采用章回小说体,材料主要取自大字报)。

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争论在校刊有所反映。查阅校刊,最早评论“苦药社”的,是两篇同题文《评<苦药特辑>》。一篇指责“《苦药特辑》所载之事与事实的真相有不符之处,作者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是值得商榷的。”“歪曲了师大的现实,模糊了对某些同志的正确评价”。(6月14日,作者:杉条)另一篇说,“在《苦药特辑》之中却充满着片面的,甚至于对现实歪曲和荒谬的言论,……其中的确是存在大量毒素,如果只从这两本小册子看师大那真是一团漆黑。”(6月16日,署名:“人民之声”和教研一群)

要害在于“歪曲了师大的现实”,“只从这两本小册子看师大那真是一团漆黑”。由此推理延伸,自可得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根据批判者的创新“逻辑”(亦为“反右”运动的重要“逻辑”):“右派”的手法是“(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肯定”是假,是手段;“否定”是真,是目的。“苦药社”正是由“否定”师大党委与社会主义大学,而达到“否定”党和社会主义的罪恶目的。

认识统一了,即刻组织队伍,投入战斗。7月初,开始在班内揪斗“右派”。

7月4日,初揪3名“核心人物”。( 7月9日校刊:《揭发“苦药”社核心人物的右派言行》)按:第一名揪的是汪  智,“肃反”时曾蒙冤错斗,后即向他“赔礼道歉”;这次再揪,据说他“对党敌视是一贯的”。第二名揪丛  鉴,因为“丛  鉴笔下的党委都是些寻欢作乐,不务正业的登徒子”,被指是“对党的极大的侮辱”,等等。第三名揪的是社长卫之祥。只有卫称得上“核心人物”,前2人只是一般成员,或可称“活跃人物”。

7月6日,乘胜追击,挖出“决定“苦药”社方向的一个小集团”。(7月9日校刊:《决定“苦药”社方向的一个小集团》)按:此所谓“小集团”,所谓“决定‘苦药’社方向”,纯属无稽之谈。所谓“小集团”,指郑景星、胡家瑞、薛若安3人,以及女同学胡同孙。郑、胡、薛是4年同住一室的室友,胡同孙与郑景星是1957年元旦刚结婚的夫妻,他们平日的接触,自然多于其他同学。这就是“小集团”?“‘苦药’社方向”是“帮助党整风”,这是党委书记在动员大会上就“决定”过的,他们4人“决定”得了?若强加“反党反社会主义”方向,给于“苦药”主要罪证的《奇观》与《奇冤》,那亦与他们无直接关系,因为他们事先不知情,更没有参与两者的撰写。

4日、6日两场下来,已揪出7人,占乙班总人数(70几人)约十分之一。继续奋战,经一次再次揭批,又有11名“右派”(谷兴云、冯三浩、李授珊等,其“罪行”不再分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揪斗方告结束。

经充分备战,7月底8月初,举行对“苦药社”的全校大批判。接连两场,一场是“论坛”,一场是“大会”。均以“群众”名义(学生会、班级与社团)发起、组织并主持,借以说明批判“苦药”是“群众”要求,是“群众运动”。如此兴师动众,连番猛攻,只因“苦药社”的文字,尤其“章回小说”《新今古奇观》、《奇冤记》,影响大,“流毒”广。
  
7月30日,“学生会、中四(4、5 班)与大家放、山鹰等社联合举办群众论坛”:《揭露‘苦药’、声讨‘苦药’、清算‘苦药’》。“先后有8位同志发言,他们揭露了决定‘苦药’性质和方向的骨干分子们的罪恶活动”。(8月1日校刊)
  
8月3日,扩大规模。“学生会、中四(4、5 班)、大路、望远镜、大家放、求是、山鹰等社又于8月3日上午联合举办了批判‘苦药’大会。大会进行了4小时,同学们的情绪一直都很高,发言的同志们都以极愤怒的心情揭露和批判了《苦药特辑》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本质,彻底的粉碎了《奇冤记》《新今古奇观》这两支向党进攻的毒箭。”(8月5日校刊:《彻底粉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社团--“苦药社”》。)据报道,“与会群众无不义愤填膺,纷纷向大会主席团提出要求,要右派分子向人民低头请罪”。于是,“苦药社”11名“右派分子”被点名上台示众。长长一排,集体亮相,一个个灰头土脸,尊严尽失。
   
两场全校批斗,达到预期效果:消除了影响,肃清了“流毒”,同仇敌忾,舆论一律。
  
值得一说者,真是时代不同了,新旧社会不一样。过去,校长、教授保护和藏匿被迫害、被搜捕的学生,有的为抗议学生被捕、被害,愤而辞职。如今,面临政治运动,学校当局固然领导起对学生的斗争与整肃,教授(也许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亦对弟子口诛笔伐。教授表态,增加了批判的权威性和力度。学问高深的教授先生都发话了,还不该批、不该整?

先看师大教授对“苦药”的笔伐。承担此任的,是本系副主任萧璋教授,也是此班学生的业师。这位教授兼业师撰写《声讨“苦药社”》一文,指“苦药社”为“积极向党进攻的反动社团”,“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罪行”。文称:“这个社团的反动言论,集中地表现在他们所出的《苦药特辑》里面”,“向党进攻是有计划,有策略,是非常恶毒的”,“他们的目的是……打倒党,推翻党。”(8月1日校刊)

有两位教授,本系和外系各一位,在8月3日“彻底粉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社团—‘苦药社’”大会上,实施口诛。

本系的一位(启  功教授),从文艺形式上,“撕碎了《苦药特辑》的迷人的外衣”,说“专就形式而论……也不能给它及格,加上反动内容,则要负上若干分了。”(8月5日校刊)

外系的一位(王  真教授),更是“带病在会上作了发言”。这位教授“从阶级观点出发来看青年”,说“苦药社的右派分子是流氓成性的、剥削人、压迫人惯了的分子”,“他们就是狗,只能得到狗的地位”;而且预言“将来”:“右派分子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将来不管是什么时候,右派分子都是抬不起头来的!”(8月5日校刊)

在政治斗争的紧要关头,师长推弟子一把;“师兄”(亦称“大学长”)也不能落后,争向井底投石块。“师兄”者,本系研究进修班学员之谓也,大致相当于在读硕士生,可能已达博士水平。他们学精业深、阅历丰富,擅长深文巧诋之术,故充当讨伐“苦药”主力军。

“师兄”批“苦药”的力作(也是“反右”文章代表作)有二,皆为长篇高论(同载8月5日校刊),极有价值,研究“苦药”一案及北京师大“反右”历史者,不可不读。--其实,结论是既定的,共同的,两文只是选择的材料、批判的高度、采用的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其一,三社(大路社、望远镜社、大家放社)代表宋肖平“在清算‘苦药社’反党罪行大会上的发言”(全文):《<苦药特辑>--一支向党射出的毒箭》。

此篇专批《苦药特辑》,从其中选材料,批判高度(即语言暴力)属“次高”等级。所用则为“想象”法。

以想象开锣:《苦药特辑》“在国外的影响,我们还没有材料。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帝国主义、蒋介石集团、间谍特务们会怎样欢迎它。他们会利用这些材料大肆污蔑我们的国家,挑拨一些国家同我们国家的关系。”--这是虽然“没有材料”,但“可以想象得出”。

以想象收场:“本刊以造谣文字为攻击武器,以进攻共产党为基本任务,以搞垮社会主义社会为最终目的,希有助于资产阶级之复辟焉!”(伪《苦药特辑?序言》)--这是有“材料”而“可以想象得出”,即将《苦药特辑》原序言(“本刊以辛辣文字为批评武器,以惩毖治救为最终目的,希望有助于解决人民内部之矛盾焉。”)“改正过来”。

文中想象,可谓俯拾皆是。如:“右派分子们(按,指‘苦药社’)所攻击的‘三害’(按,即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我们所说的‘三害’不同。他们所攻击的‘三害’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是人民民主制度。”“这位冯三浩在写这几回时,有点飘飘然起来了。他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为‘红颜薄命’的女子打抱不平的‘骑士’‘英雄’。”“‘苦药’的骨干分子和章、罗、储、葛是一个脑袋--资产阶级脑袋”……为节省篇幅,不再列举了吧。
          
“反右”指导理论有云:“同毒草作斗争”,“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试问:“想象”是不是“科学的分析”?是否“有充分的说服力”?

其二,《从苦药社的社论、访问记看它的反党实质》,署名“望远镜”,即“三社”之一的望远镜社;此文当系该社诸君子集体智慧的结晶。

此篇批判《苦药特辑》以外全部文字。开章是精细统计:“苦药社”“除反动透顶的《苦药特辑》之外,还发表了55篇文章(包括社论、访问记、打油诗等一切在内)。”进而将《苦药特辑》从 “一支向党射出的毒箭”,升格为“向党集中发射出的一只重磅炸弹”,其余的,“这50多篇文章就是向党放出的一支支毒箭”。据此计算,共“向党放出”:“一只重磅炸弹”,再加“55”“支毒箭”,得数56。语称罪大恶极者为“十恶不赦”,“苦药社”则另增46“恶”,则为“56恶不赦”。可见罪孽之深,之重,之无与伦比,之无法形容矣。因而,此篇批判的高度,达“最高”、“至高”等级,即将话语霸权发挥到极致。

“望远镜”其实也是“望深镜”、“显微镜”,具有“狂人”之“从字缝里看出字”功能。此“功能”即其批判“苦药”社论的方法。表现为,连续以“在他们看来”(两处)、“也许有人说”、“他们主张”、“言外之意是说”,等等,竖起靶子,即以“被看来”、“被主张”之类,代“苦药”立言,再一通猛射,箭箭(“红箭”?)中靶。

批“苦药”的访问记,用“排除法”。既说“苦药社先后访问过不少教师、职工、校外人士等”,却专“拿被访的我校教师来说,计有11人,其中右派分子3人,对党有不满情绪的4人,这两种人占百分之七十左右。”进而,根据这臆造的百分比,证明“苦药社”与“这两种人”是“臭气相投”,“彻头彻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为什么将“职工、校外人士等”排除在外?--如果不排除,能证明所谓“臭气相投”、“彻头彻尾”吗?

师大党委书记在总结“反右”胜利的报告中说:“我们对右派分子的斗争,是采取了说理斗争、以理服人的方法。”(《北京师大反右派斗争获重大胜利》,1957年8月10日《人民日报》)“望远镜”所用“从字缝里看出字”法,以及排除法,不知是不是“说理斗争、以理服人的方法”。

在所有声讨“苦药”的文章、发言中,此篇最夸张,最唬人,最“彻头彻尾”,因而,距离“苦药”实际也最遥远。此亦“望远镜”之所以必需也。

这篇“望远”高论,也是批判“苦药”的压卷作品,终场戏目。北京师大挞伐“苦药社”之役,至此鸣金收兵;在校刊上,“苦药”此后销声匿迹。

四、罪与罚   

北京师大“整风反右”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按,应读作“运动群众”),即大鸣、大放与大批、大斗,于8月初告一段落。之后,进入关键性的个案审查、组织处理时期。对应届毕业生“右派”的审查处理工作,因涉案人数多,耗时约3月。

在近3个月时间里,被揪斗的“苦药”人,与本系同级其他班被揪者,组成一支不大不小的队伍,约合正规军半个连。他们按照运动领导者的命令,以戴罪之身,在同级同班一位“革命群众”代表(即“左派”)指挥、监督下,日日服劳役,以示先期在校内接受惩罚。“十一”国庆期间,被剥夺参与集会庆祝与游行的权利,且不许“乱说乱动”,只能由“革命群众”派人看管,集中收听实况转播。

10月31日(或11月1日),召开“宣判”大会。中文系总支书记李 筠代表学校党委,公布本系毕业班“右派分子” 审查处理名单。据宣布,全年级学生约220人,共划“右派分子”50余人,分“一般右派分子”与“极右分子”两种。所给惩处分别是:劳动改造,劳动教养,劳动考查,分配工作考查(考查期有2年、1年半、1年几种),等等。是党团员的,开除党籍、团籍。

总支书记还宣布:对所有参加“右派”社团(“苦药社”、“底层之声”等)的学生而言,这项“参加”是一历史污点;以后如填写登记表,此即“参加反动党(社)团”之实例。

“苦药社”所在的乙班(4、5班),划“右派分子”18人,占全班人数约四分之一。其中16人是“苦药”成员。这16人里,有“极右分子”3人,其余是“一般右派分子”。惩处是:劳动教养1人,劳动考查1人,其他人分配工作,考查2年、1年半、1年不等。(具体情况,见后附《“苦药社”“右派分子”名录》)

“苦药社”成员大约有30多人,划“右派”者接近一半。还有定为“中右分子”的,因是内部控制,未宣布,不知其详。所划“右派”16人中,共青团员14人,中共预备党员1人,一律开除团籍、党籍。其余未划“右派”的共青团员,几乎全都受到留团察看、严重警告、警告等团纪处分;是中共预备党员的,取消预备党员资格。从性别看,男同学划“右派”14人,女同学划“右派”2人。男同学中,以副社长、总编辑、访问组长等所在的西北楼416室(住8人)“右派”最多,划6人。其次是“苦药”起源地西北楼423室(住7人),划“右派”4人。撰写《新今古奇观》的西北楼418室,虽然只划2人为“右派”,但其余参与写稿的共青团员,一律受到留团察看、严重警告等团纪处分;其中,中共预备党员1人,取消预备党员资格。

至此,“苦药社”的“主将”、“骨干分子”、“核心人物”、“小集团”、“英雄们”,等等,这些所谓“流氓成性的、剥削人、压迫人惯了的分子”,这些所谓“并不要钓”的“大批的鱼”,终于被钓翁或渔夫一网打尽。

嗣后,即11月初,中文系党总支负责人分别召见“右派”毕业生,教训几句话后,出示一张“判决书”,即《结论及处理意见》。上面写着该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实”,定性,以及处理意见,由中共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总支委员会审查人、总支书记分别签名。其下是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签署“同意总支意见”与日期,审查人签名盖章。最下是北京师范大学签署“同意”,盖校印,副校长何锡麟盖章,注明日期。

这一份经过“系总支—学校党委—学校副校长”(按,校长是民主人士、著名历史学家陈 垣,实际领导和主持学校工作的是党委书记兼副校长)三级党政组织与领导人审查同意,并分别签字盖印的《处理意见》,就是这些“右派”毕业生,在母校学习4年,“帮助党整风”十几天,最后获得的毕业鉴定及政治结论。按照要求,这些被剥夺了话语权、申辩权的学生,还要当场在《处理意见》下方,写上自己的姓名,表示接受。

在北京师大受到的教育,与母校领导、老师、同学的亲密接触,到此结束。

16名“苦药”“右派”,在领受了“判决”后,一如其他难友,迅速卷起铺盖走人。欲哭无泪出校门,何堪回首。有的暗自思忖:什么母校,如此无情,怎能再回这伤心之地!

他们在初尝学校惩罚后,接着是,或被送农场,继续服苦役,而且更加残酷,或走向四方,承受更大的社会惩罚,肉体的,精神的,政治的,经济的,甚至家庭亲人的。在“苦药”人中,沈巧珍是唯一为“反右”而殉难者,她遭受的摧残、磨难,却是难友们共同的,相似的,时间长达20余年。

五、未了“苦药”案 

1957年11月,寒冬早早降临古都。

北京师大对“苦药社”“右派”个人的“判决”处理,随着这些“右派”学生离校,似已结束。真的结束了?另外,“反动社团苦药社”案结束了吗?还有其他类似“案”,全都结束了?渺茫的答案,长久的等待,等待……。

22年,漫漫长夜与白昼,纠结着,延伸着。其间,经历“文化大革命”,又一场难熬的人类浩劫,空前绝后,持续10年。过了10年,又等3年。1979年,春天终于来了,晚来的春天,而且又是“早春”,寒春。不由得,令人想起《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右派”名作,作者费孝通,社会学家。早春,未必阳光灿烂,惠风和畅,感觉还是凉飕飕,冷冰冰。

“1979年4月  本月,我校改正错划右派分子工作已接近完成。有354位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得到改正,占1957年全校划右派数的90%以上。有12位被错划为右派的正副教授,已经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恢复其原有级别职称。……”(《大事记》)

正是在此前,“右派”学生也等来一纸《改正通知书》,文称:“根据中央<1978年>55号文件精神,你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已经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1979年2月×日讨论,决定予以改正。撤销对你开除××的处分……”云云。落款是“北京师大落实55号文件办公室”,盖“中国共产党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 政治部”红印。

面对这张不带感情、没有温度的《通知书》,默念“决定予以改正”,真不知说什么好。

20多年,政治的,经济的,精神的,肉体的,以及家庭的,生命的……种种伤害、损失、牺牲,就由“决定予以改正”6字,统统“改正”了?6个字,22年,1字约抵3年7个月。

既是“改正”,必有错误。什么错?谁之错?如何错?为何错?怎样弥补?

当初,三级党政组织与领导人审查同意,分别签字盖印,如此“慎重”、“负责”,“严格把关”。如今,为什么只是落款与红印不一致的两个临时机构:某“办公室”,某“政治部”?为什么审查处理者与当初不一样?前后迥然不同,如此不相称!再有,一旦两个临时机构撤销,再找哪个机构、哪位领导人反映情况,或请示问题,或汇报思想?这是不是预留伏笔,等待以后对“改正”进行“再改正”?这年头,变化多端,理论与“逻辑”不断创新,实在难以预料。

个人“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就算已作“改正”,那么,“反动社团‘苦药社’”呢?所谓“反动社团”,有没有《改正通知书》?“苦药社”如继续“反动”,永远“反动”,其成员是否依旧“反动”,永留“污点”?“改正”与“反动”并存,岂不荒唐!

当年,宣布“苦药社”是“反动社团”的,不仅有校内“革命群众”,如,某教授的文章,某社团及其代表的发言,他们是“民间”声音;再就是,除代表中层领导的党总支书记外,更有代表“官方”高层(学校)的领导人,这才是“权威”发布,一锤定音。

“师大反动社团‘苦药’社”--这是学校党政领导人(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在首都立法机关,即北京市人大会议的庄严会场,对“苦药社”的定性,是向社会宣布。(据《彻底粉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努力办好社会主义的师范大学 --在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 》,署“北京师范大学第一副校长 何锡麟”,见《首都高校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33页,北京出版社,1957年)

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代表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那么,北京师范大学对“反动社团‘苦药社’”的定性及向社会宣布,经20余年的历史检验,实践检验,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有没有“改正”的必要?

从1979年春,至2011年春,又是30多年过去了。关于个人的所谓“改正”问题,关于所谓“反动社团‘苦药社’”的问题,一直期盼北京师大给一个合理的、明确的说法。

苟活的“苦药”人,已故的“苦药”人(他们是:沈巧珍,丛  鉴,萧敦煌,黄家榜,胡家瑞等)如地下有知,都在期盼着,期盼着。遥望云天,翘首期盼。

要将“师大反动社团‘苦药’社”,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反右”遗案终需了结,绕不过去,掩盖不了,拖也不是办法。当年的党政负责人,早已离开领导岗位,负责任的继任者,在位者,难辞其责。

六、无尽的思念

回忆“苦药社”,自然包含着对辞世难友的深情思念,尤其是惨死的沈巧珍。由难友沈巧珍,又联想起烈士刘和珍。不是和珍、巧珍都有“珍”,而是她们有共同的性别、身份,相似的遭际:都是师范大学的女学生,刘和珍就读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可谓隔代校友;都是为自己的热爱而罹难,而惹祸,一位因所爱之国,抗议帝国主义侵略,一位因所爱之党,响应号召,“帮助党整风”。

但是,不同也是明显的。

刘和珍死于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即1926年“三一八惨案”。那是北洋政府统治的旧中国,黑暗时代,被段祺瑞执政的卫队,用“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鲁迅语)射杀,是勇毅的死。年仅22岁,未及享受婚姻家庭的温馨。

沈巧珍死于中华人民共和国1966年7月25日,即“文化大革命”(按,应读作“大革文化命”)中。是伟大领袖创建与领导的新中国,光明时代,被“革命群众”野蛮批斗、精神折磨致死,是惨烈而亡。有关情况是,“于四川自贡的釜溪河投水自尽,时年三十有二。撇下一儿一女,女儿两岁不到,刚会走路;儿子才四个月,还在吃奶。”(《沈巧珍当“右派”》)。

北洋政府统治的旧中国,容不得爱国学生。伟大领袖领导的新中国,为什么要逼死爱党青年?

沈巧珍悲剧的根源是什么?起因在哪里?

说到起因,应该追溯至1957年。“沈巧珍当‘右派’”,这是点睛之笔:是北京师大将其打入另册,贬为贱民,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名。这才引起后续的一次次批斗、围攻、折磨,以及种种不堪忍受的劫难,直至以死抗争。

据披露,“三一八惨案”发生时,段祺瑞不在执政府,也不知道谁下令开的枪,听说政府卫队打死了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并即刻命令严惩凶手。之后,又宣布自己决定终身食素,以示对这场杀戳的忏悔。(互联网资料)

对沈巧珍之死,不说“长跪”、“食素”、“忏悔”,那么,谁应有所担当?作为“苦药”人,巧珍悲剧与“苦药社”有关,但不是“苦药社”造成的。而悲剧源头的北京师大及其领导人、负责人,是不是应从中有所反思与感悟,有所承当与铭记,乃至有所表示?

此时此刻,“苦药”苟活者要诉说自己的心语:

沈巧珍,常常微笑着,态度温和的好同学,为你热爱的党而殉难的“苦药”人:我们,你苟活着的老同学,“苦药”难友,向你奉献无尽的悲哀,永恒的思念。期盼你的冤魂,早一天得到抚慰,永远的抚慰!

回忆与思念就要结束,不妨回到本文开头的第一问:还有必要回忆“苦药社”?在文章末尾,或可再补一句。

佛祖说:一粒沙含三千大千世界。

诗人威廉.布莱克吟咏道:“从一粒沙子看到一个世界,从一朵野花看到一个天堂。”

那么,从一个小小“苦药社”,能否折射出一场政治运动,一代大学生(青年知识分子)的命运,乃至一段不应忘却的共和国历史?

“三一八惨案”发生时,置身于“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的环境,鲁迅先生感叹道:“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记念刘和珍君》)

“文革”之后,巴金老人说:“我们的古人也懂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却有人反复地在我们耳边说:‘忘记,忘记!’为什么不吸取过去的教训?难道我们还没有吃够‘健忘’的亏?”(巴金:《随想录》102页,三联版,1987年)

一介“苦药”老朽,絮叨几句不得不说的“苦药”话语,聊以备忘吧。惟愿可供后人了解,史家、识者研究云尔。  

( 2011年“三一八”之后10日初稿,“三一八”之后又1月 修改。)


附:

“苦药社”“右派分子”名录

卫之祥  重庆万州人,1934年3月生。共青团员,学生会干部 。“苦药社”社长。划“极右分子”,开除团籍,劳动教养。

谷兴云  安徽阜阳人,1935年11月生。中共预备党员,共青团支部委员。“苦药社”副社长。划“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团籍,分配工作,考查2年。

郑景星  山东青岛人,1934年1月生。共青团员。“苦药社”总编辑,所谓“决定‘苦药’社方向的一个小集团”成员。划“一般右派分子”,开除团籍,分配工作,考查2年。

胡家瑞  天津市人,1934年11月生,2004年病故。共青团员。“苦药社”访问组长,所谓“决定‘苦药’社方向的一个小集团”成员。划“一般右派分子”,开除团籍,分配工作,考查2年。

冯三浩  广东恩平人,1930年2月生。共青团员。《新今古奇观》编辑,主要撰稿人。划“一般右派分子”,开除团籍,分配工作,考查1年半。

李授珊  山东即墨人,1927年4月生。1955年“肃反”时蒙冤被斗。《奇冤记》编辑,撰稿人。划“一般右派分子”,分配工作,考查2年。

汪智  满族,北京市人,1931年10月生。1955年“肃反”时蒙冤被斗。 所谓“苦药社”“核心人物”,参与《新今古奇观》创办及若干活动。划“极右分子”,劳动考查。

丛鉴  山东昆嵛人,1928年生,1992年病故。共青团员。参与《奇冤记》编辑工作,所谓“苦药社”“核心人物”。划“一般右派分子”,开除团籍,工作考查2年。

薛若安  江苏无锡人,1932年11月生。共青团员。参与“苦药社”数次活动,所谓“决定‘苦药’社方向的一个小集团”成员。划“一般右派分子”,开除团籍,分配工作,考查1年半。

陈力  安徽萧县人,1932年10月生。共青团员。写关于“肃反”大字报,参与编辑。划“一般右派分子”,开除团籍,分配工作,考查1年半。

黄家榜  海南琼海人,1932年7月生。印尼华侨,1952年归国,1974年移居香港,2003年病故。共青团员。参与《苦药特辑》编辑。划“一般右派分子”,开除团籍,分配工作,考查1年半。

萧敦煌  湖北沔阳人,1935年生,1998年病故。共青团员。参与首张大字报写作,署“苦药”的拟名者。划“一般右派分子”,开除团籍,分配工作,考查1年。

王开烈  海南琼海人,1930年2月生。共青团员。参与“苦药”首张大字报写作及若干活动。划“一般右派分子”,开除团籍,分配工作,考查1年。

张孝存  湖南长沙人,1931年7月生。共青团员。参与“苦药”首张大字报写作及若干活动。划“一般右派分子”,开除团籍,分配工作,考查1年。

胡同孙  女,上海市人,1935年5月生。共青团员。参与《苦药特辑》分发,所谓“决定‘苦药’社方向的一个小集团”成员。划“一般右派分子”,开除团籍,分配工作,考查1年。

沈巧珍  女,江西清江人,1934年生,1966年(“文革”中)自沉。共青团员。参与访问及访问记写作。划“一般右派分子”,开除团籍,分配工作,考查1年。

(谷兴云,安徽阜阳电大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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