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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廖振旅,生于1935年12月,湖南郴州市苏仙区人。汉族。中专文化。1955年7月毕业参加工作。1961-1980年在湖南资兴县委办公室,于此前后均在湖南省林业厅。曾创办<湖南林业年鉴>并任主编3年,首本年鉴获省地方志优秀成果二等奖;首修湖南四部专志之一的<武陵源风景志>任主编,该书获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别奖。1986年50周岁成为共产党预备党员,两年后转正。1996年退休,2000年完全退出公务进入休闲,2002年初自费印装个人回忆录<休闲忆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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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群山丛中资兴县城远眺

迷雾漫山城(上)

           --湖南省资兴县城“文革”目击记

作者:廖振旅
                                                   
一、“黑鬼”闯堂
                                 
在我多年工作的南国山区偏僻小镇--仅几千人口以宁静著称的资兴县城,它的历史在文革扭曲中艰难地爬行了一段充满荆棘和陷阱的路。
   
“文化大革命”从批“三家村”、抓“小邓拓”展开。1966年5月,资兴县委开会、作报告、派工作组,在机关、学校、团体组织批斗一批“出身不好”或有“错误”的干部、教员和职工,全县数十人被抓为“小邓拓”。此后不久,“破四旧”运动兴起,“造反有理”成了时髦的口号和行为。城内一批带“封、资、修”字眼的招牌被砸了,城边明代古迹“云盖仙亭”--全县“八景之一”被拆了,不少古旧书籍、文物被烧了。县城内少数最先“杀”出来造反的人,冲进县委机关办公室和宿舍搜出了一批三国、红楼、水浒等古旧书,陈列街头,向过往行人宣传说:县委院内的老爷们不读毛主席著作,专看“四旧”黄色作品。当时曾惊骇全城。54.JPG

右图:县城边文革遭毁后重建之明代云盖仙亭
     
运动很快拓展为“罢官”,揪斗领导干部。 8月下旬,鲤鱼江镇一批工人造反派“杀”进县城。这个镇在县城北面20公里处,靠近郴州市,省地厂矿多,又通火车,社会时风传播比县城还快。工人造反派把县委几位书记、县长叫来,在县一中宽大的操场上排队而立,要他们背诵毛主席著的“老三篇”和语录。当时学毛著、搞背诵是“高于一切”、“大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头等大事,各级领导反复提倡,各种媒体反复宣扬。大批干部、教员、学生、工人、农民的时间、精力和聪明才智被有组织地引导到“背诵”上来。出现了一批善学善背的积极分子,几乎找不出不能背诵几条语录的人,就是全文一字不漏背诵出“老三篇”的也大有人在。出乎意料,几位书记、县长不能背诵“老三篇”中任何一篇。有几位在背诵流行的语录时也是结结巴巴、漏字错字,不断受到造反派的训斥和讥讽。他们头上阳光酷热曝晒,腿脚久站发麻,口中又无法流利念出语录,被弄得汗流浃背,颇为狼狈。作为一贯倍受尊崇的全县最高领导人,被普通百姓如此这般强加羞辱,历史上没有过。只是因为上面规定群众“造反有理”,领导得“‘敢’字当头”、“正确对待”,书记、县长们也就只能逆来顺受了。作为造反派,用背诵“四个伟大”的著作和语录整人,称得上“妙招”。因为学毛著被说成天经地义,“无限忠于”被说成是中国人的最高品格,能说背诵是整你?今天来看,背诵不出伟人、领袖的著作算不上罪恶或错误,但在当时却能被抓住把柄。不读毛主席的书,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就是不忠于毛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三反”,正是划定“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最重要的标准。凡“走资派”者,首条大罪必是“三反”。有的干部和群众,由于沾上“三反”就被堂而皇之打成“反革命”,遭受牢狱惩罚甚至命丧刑场。
    
 鲤鱼江镇造反派的行为,不仅将县领导对毛主席的“错误”态度告白于全县,也为全县开创了整各级各单位领导的先例。正在县城集训的九百多名社教工作队员多数坐不住了,纷纷要求停止会议、停止开赴农村,让他们参加造反。一天晚间上班时,他们中不少人和一批机关干部忽然汇集县委机关院内,在紧靠大门的空旷坪中摆上一张四方桌,将县委原农村部部长谢早槐和县委候补委员、林业局长齐文凤先后揪上桌批斗。县委农村部一位二十三四岁的小伙站立人前,抓住被揪斗者的某些过错紧追逼问起来。那事实情节的具体,质问责难的精确,语音节奏的明快,使他很快成为批斗的中心发言人和会场的组织者。围观的人群乖乖地听着,不时配合他的责问起哄助威。两个当权派被斗得目呆口塞,低头躬腰,其中一位竟昏昏欲倒。散场时,不少人欢呼狂笑着。这位县委机关院内第一个起来造反的年轻人从此名噪县城,不久成为县城造反派的“领袖”之一,也成为“文革”几次反复中挨整受压的人。
     
接着,批斗领导干部出现高潮。县委机关内张贴了针对县委书记的标语:“打倒黑帮头子赵恒湘!”还有大量点名、不点名的大字报。在县城批判县领导的群众大会上,县委机关有人在台上揭发县委副书记、县长常聚才说过“学毛著,学个‘鸡巴’”的话,顿时全场轰然。这“弥天大罪”激怒了“无限忠于”的工农群众。台下口号震天:“罢常聚才的官!”台上逼县委书记赵恒湘表态。赵显然惊慌失态,当即对着麦克风说:“我代表县委同意罢常聚才的官!”这话面对广大群众,也是面对常聚才和其他同台挨批的县委领导说出口时,引来台下一阵“胜利”的欢呼。其实,常的这句话是在批评县委机关干部学毛著不结合工作实际的现象后接着说的。话是粗了点,表现了这位自山西南下的低文化干部直爽快语风格,意思却明白没错。这下被斩头截尾挑出来,自是口不容辩、罪不容赦了。
     
10月初,县委展开了反击。组织者最高层是全国第四号人物,省里是那位自中央返回湖南再任的省委第一书记。第一书记在“九.二四”报告中,指出前段全国出现了“炮轰九级司令部”妖风。“九级”,指的是中央、中央局、省、地、县、区、公社、大队、生产队。县委的反击组织得扎扎实实且声势浩大。凡有炮轰言行者均在挨整之列,对其中突出者整理了名单和专题材料,被称为“黑鬼”。全县“黑鬼”达数十人,县委农村部、组织部、宣传部、办公室都有人名列其中。县城批斗“黑鬼”的群众大会在一中操场召开。三名具有代表性的“黑鬼”戴高帽、挂黑牌被揪上台挨斗。这三人是:县邮局工人李某,县银行女干部俞某,县税务局干部彭某。会前已铅印好这三人布告式大字报万余份,会后立即贴遍街头并分发全县城乡各地。这张大字报由县委组织部起草,包括“现行”和“历史”的罪行,还有“黑”社会关系,由县委领导审批,有很高的权威性,散发得既多又广。其他“黑鬼”由所在单位小会批判,口诛笔伐,大字报满天飞。“黑鬼”们人人检讨认罪。县委机关内那位写“打倒黑帮头子赵恒湘”的干部痛哭流泪,惶惶不可终日。那几位揭发常聚才,批斗谢早槐、齐文凤的干部,检讨之后抬不起头来。赵恒湘也尝到了苦果。他升任书记才七个月,因表态罢常聚才的官,上面以超越职权、违反组织原则、顶不住为由免除其职务(后逐步恢复职务升至地区检察院检察长)。全县暂时平静了,县委在新任书记盘祥庚主持下又在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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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现在的县一中操场--文革集会和揪斗大会场
     
风向很快逆转。来自最高层的指示:前段整群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被整群众予以平反,销毁所整材料。那部署反击的四号人物靠边了,那第一书记也被接去北京保起来。全国红卫兵串连各地宣传造反,数不清的造反组织遍地开花,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形成高潮。尤其是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后,“向走资派夺权”成为中央头等号召,也是造反派的最大目标。县城涌现了“湘江风雷”、“星火”、“东风”等各种造反组织。不少城镇农村揪斗领导干部。此时的县委忙着两件事:一件是接待来自北京、省城和外地来串连的一批批“毛主席的客人”--红卫兵,安排他们的生活,回答他们数不清的问题;另一件是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群众大会上公开检讨错误,组织平反工作组为“黑鬼”平反。他们已没有时间和精力抓生产和其他工作,指挥不动麾下的干部,同上级也失去了正常的直接联系。尤其担心造反派“杀”进机关冲击、夺权,终日焦虑不安。
     
县委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院内开始起“火”。1967年1月8日,那位领头批斗谢早槐、齐文凤的“黑鬼”串连组成了县委机关“东风”战斗队。一位宣传部干部被推选为“东风”“指导员”。1月12日,“东风”开会,“指导员”用低沉的男中音说:造反要有行动,批反动路线要联系实际。怎样“实际”“行动”呢?与会者屏息静气听他继续分析:当前最重要的是追出“黑材料”,为“黑鬼”彻底平反。盘祥庚是新调来的,几位副书记不管运动,管抓“黑鬼”的是副书记何益群,要揪的就是他。“指导员”说:“他手里有‘黑材料’,搞出来就可以罢他的官、开除他党藉。”“不要怕没证据,只要我在他面前一坐,他就不敢说‘没有’的话!”这对于想造反却不知如何行动的“东风”来说是太够刺激了!当晚,“东风”封查了何益群和组织部、宣传部及两位部长办公室。
     
1月14日,把何益群找到县委小会议室,批问结合,紧追不放,从凌晨4时至午后2时,整整十小时。何首次被直属的部下们弄得惊恐交加,寒冬季节满头大汗,脸上的肌肉不停地抽搐着。他终于承认:保留有三名“黑鬼”的材料。“东风”首攻获胜,贴出了揭发何益群的大字报。当晚,主持召开了全城机关、团体干部职工参加的批判大会。何没有被揪上台,只是由组织部一名干部在会上详尽揭发何抓“黑鬼”、整“黑材料”、拒为“黑鬼”平反的事实。会上喊出了“罢官”的口号。会后,“东风”整理出何的材料,要求对何撤职、开除党籍,派专人送省、地委。也许是省、地委已瘫痪,无有回复。
     
批何几天之后,“东风”有几个人对“指导员”产生了怀疑。他怎么知道何手中有“黑材料”?为什么对何的被揭批能从县委那里得到认可?为什么每次去找县委都由他个人独自前往?为什么没有参加造反组织的组织部干部这样容易被请上台揭发?一位团县委的“东风”队员桌子一拍:“大胆怀疑,追查到底!”“东风”负责人和几名骨干找“指导员”谈话。“指导员”虽然平日工于心计,头脑灵巧,能言善辩,这次却无法遮掩,只好如实招认:他的有关活动都向盘书记作了汇报,得到肯定,批判何是县委几位书记躲在公安局开会定的。这不就是县委使的“丢卒保车”计吗?当时,地、县委按照省委组织、操纵“红保军”的经验,认为“必须搞成一个组织并没法控制”。何益群就是城内建立最早的群众组织“星火”的顾问,县委曾动员机关干部都去参加“星火”。“指导员”是盘祥庚与地委副书记黄云峰之间的联络员,两位领导人已许诺他日后出任县委宣传部部长。眼下群众批反动路线,追“黑材料”,迟早会搞到县委头上。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把火引到当事人身上可保县委整体平安。于是,一幕幕戏就由“指导员”导演出来了。招认过程中,“指导员”痛苦地流下了眼泪。他明白:一顶“保皇派”甚至“两面派”帽子将戴在头上。事发后,曾经与“指导员”同学过的一名“东风”成员担心他受不了这个打击,曾赶赴县委常委、武装部政委吴景斌处如实汇报并请教如何妥善处理。吴说:地方上的事不好表态。但可以讲一个原则:谁反对毛主席,就是我的老子也要把他打倒!吴的话传给“东风”,开除“指导员”的大字报便贴上了大街。小小县城谁不认识谁?“指导员”从此只好休闲起来。“祸兮福所倚”,后来因处身两派之外,他保了自已平安。
    
“指导员”揭出了内幕,大火便从何益群身上烧向了盘祥庚。“东风”从盘任局长的郴州地区财政局群众组织那儿获得了足够“打倒”盘的材料,组织了批斗会,贴出了“打倒”盘的大字报。盘自此被停止了工作,整个县委机关瘫了。
     
此时的“东风”,批判了何益群,清除了“保皇派”,揪出了县委一把手,真正成了“响当当”。组织迅速扩大,在县委机关和商业、粮食、农业、物资等局建立了六个支队,成员数百之众。“战斗队”改称“东风革命造反兵团”,由组织部一名“黑鬼”任“司令”,粮食局一名“黑鬼”任“政委”,那位“东风”发起人和农业局、商业局各一名干部任“副司令”,下设“组织组”、“宣传组”、“资料组”和“办公室”,在县委大院内专房办公。一些农村也扯起“东风”大旗,纷纷要求隶属其下。
     
尽管“东风”声势浩大,县城却还有造反精神更强的组织--“湘江风雷”。它从省到地到县以致公社有数十万之众,是全省当权派闻之丧胆的造反派。县城“湘江风雷”以县邮电局为主,散布20多个单位,领头的就是全县最大的“黑鬼”李某。他在县城干部职工大会上,跳上主席台对着麦克风,第一个举臂高喊“打倒刘少奇”,让全场惊骇震动。他带领“湘江风雷”,首先揪斗了县委书记赵恒湘。把曾在资兴指挥过抓“黑鬼”的地委副书记黄云峰一干人揪来资兴大会批斗。率先在县邮局夺取了党政财文大权。他曾在县城亲手抽打“保皇派”。他麾下那位高个儿的“闯将”曹某以鞭打数十人之多而名闻全城,人们暗中称其为“凶手”--后被县武装部支左人员看中调入县“治安指挥部”专管“囚犯”。
      
局势有如春天气候变幻无常。1967年2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批示,湖南“湘江风雷”、“红旗军”是反革命组织。省内各级公安和军区系统立即纷纷出动捉拿其大小头目。县公安局和武装部也动手抓了一批“湘江风雷”,宣布“湘江风雷”所有成员七天在家不得外出。他们组织召开了县城肃“湘江风雷”流毒的群众大会,街上贴满了揭露“湘江风雷”罪行的大字报、漫画和传单。刹时,县城出现了完全不同的肃杀景象。21天后,由于县武装部培植的群众组织涌现,“东风” 在诬告和围攻下被迫解散,详情见后。

二、“红丑”登场
     
紧接取缔“湘江风雷”之后,2月11日,县武装部政委吴景斌召开全县电话会议,宣布武装部介入地方支左。从此,资兴县“文革”进入以武装部为核心的“新阶段”。
     
武装部首要办的事是苦心孤诣发现和培养左派。将人或组织划分为左、中、右,纯粹是政治标准;而政治标准并不是抽象的,有时甚至十分简单和具体。武装部就是把是否“听话”作为唯一的标准。这在他们呈送郴州军分区的一份支左汇报材料中(此材料由郴州造反派从军分区抄搜的大堆材料中清出并转送资兴造反派),白纸黑字写的是对县城各群众组织的排队,直言哪些组织是“听我们的话”的“依靠对象”,也就是要支持的“左派”,还有哪些组织是可以争取“听话”的,哪些是不可以支持、需要搞垮的。在武装部召开的左派骨干会上,他们也多次给骨干们分析,哪些组织要争取拉过来,哪些组织要摧垮。这样的排队是夺权的需要。像上海那样在全国各地夺权已是中央“两报一刊”和电台的舆论中心,军队支左就是军队与左派联合夺权。要夺资兴县委的权,武装部必须培养隶属于自己的左派。
     
于是,武装部支左办人员进入县委机关实行扎根串联,组织造反左派队伍的核心组织。挑中的“根子”是县委办做贫协工作的干部胡某。此人苗正根红,在如此“冷门”工作多年从未“爆发”过,默默无闻度过了“而立之年”。这次他被选为根子,那隐埋内心的某种欲望很快被挑动。他懂得:支左办支持的就是左派,左派就意味着夺权掌权,资兴这块江山就要由左派和武装部共同掌管了。他的第一个动作是贴出大字报声明:退出“东风”。一个“东风”的一般成员,在“东风”“响当当”的时候“退出”,大出公众意料,普通而善良的人们是不明其底里的。接着,他夜以继日积极活动,几天内就成立了县委机关“红色革命造反团”,简称“县红造”,第一批加入者十几人。按照武装部对各组织的排队,“县红造”串连那些“听话”的,拉拢那些“中间”的并到那些没有建立造反组织的单位物色领头人建立“红”字号组织。
     
2月24日,武装部部长张洪臣从郴州开完“三结合”会议回到资兴,同吴景斌一道研究确定了加快资兴夺权的速度和步骤。吴、张亲自主持召开“左派”组织头头会议,提出建立“资兴县红色造反者革命筹备委员会”,还拿出16位委员名单,其中县委副书记周名修、陈金菊以“革命领导干部”身份当委员。那位“根子”胡某自然被指定充当“主任”,还指定两名副主任,并设立办公室,抽调各系统各部门的“左派”为工作人员。3月4日,“县红筹”召开联合成立大会,全城职工千人参加。大会由武装部政工科科长主持,吴景斌踌躇满志地在大会上宣布:“县红筹”是武装部支持的左派组织,资兴夺权的基础。顿时,千众喧腾,旗帜晃动,口号冲天。
    
“县红筹”的成立是在推垮一切不合武装部要求的造反派组织的基础上实现的。因为夺权必须先搞“大联合”,吴景斌及其支左办的科长们多次召开左派组织头头会议,责令他们加快完成此项工作,办法是个别串连,分化瓦解。作为“县红筹”的核心组织,县委机关的“县红造”骨干们见左派组织与武装部已融为一体,夺权胜利在望,自然个个精神焕发,造反劲头十足。唯一不足的是城内“东风”势力强盛,影响支撑着一批造反组织独立门户,障碍着即将面世的“县红筹”一统天下,把“东风”打下去成为当务之急。难的是“东风”的尾巴没抓住,又无法像对待“湘江风雷”那样明令取缔。办法终于想出来了。2月24日的县城群众大会上,吴景斌作报告说“有的群众组织企图冲击武装部”。他没有点名,但人们走出会场时就看到街头上贴满了各“红”字号组织的大横幅:“‘东风’企图冲击武装部罪责难逃”、“砸烂‘东风’决策人的狗头”。“东风兵团”“司令”吓傻了:这是反革命罪呀!资兴最高权威人士报告中说的,他支持的左派组织张贴的,确无其事也是有口难辩,与其挨抓不如先逃。他找几位“副司令”作了商议,次日(即25日)便写了解散“东风”的声明贴在街上。至此,不费吹灰之力,“东风”活了49天便短命而亡。事后有人问“东风”“司令”:为何不见开队员大会就解散了?“司令”说:人家不支持,还扣帽子,活得了吗?再说,夺权要大联合嘛。“东风”散了,县城同观点的派别组织也跟着垮了。
    
“企图冲击武装部”从何而来?这“无”中怎么会生出“有”呢?直到半年之后县城形势大变时,那位“根子”亦即“县红筹”“主任”胡某才道出了“秘密”:是他在支左办了解“东风”情况时诬告的。他向武装部说:“东风”研究追“黑材料”时,有人讲,管它武装部、公安局,冲了再说。这位“主任”在对武装部反戈一击时写道:“这个责任由我负,因为‘东风’当时没有一个人是这样说过。”有了他的这个诬告,武装部手中就有了公开逼迫“东风”散伙的“将牌”。其实,在吴景斌报告的前些天,武装部已做了分化瓦解工作。“东风”司令贴出“解散”声明前,县委机关已有一批人宣布“退出东风”,为首的是县委办那位颇有影响力的主办干事。他在后来才说明“退出”的原因,是张洪臣部长几次个别谈话劝他退出的。“东风”散伙后,贴出解散声明的“司令”受到武装部青睐,立即将他拉进“县红造”并成为“值勤员”之一,“东风”的头瞬即变为“县红造”的头。有多少人不为权势所动呢?只要亮出武装部支持谁和不支持谁,不用讲多少道理就能把一些人拉过来或推出去。
    
没料到的是“东风”散伙才四天,3月1日,县委机关九名“东风”成员宣布成立“红色造反兵”组织。原因很简单。“县红造”对“东风”成员加入该组织做了分类排队:哪些人可加入,哪些人缓加入,哪些人不许加入。于是,四名申请加入“县红造”而不被批准的“东风”成员便串连另立山头。“红色造反兵”的出现,确实恼了吴景斌。他亲自召开左派组织头头会议,严正指出:“东风”阴魂不散,要肃清“东风”的流毒。吴在会上制定的办法是把“东风”同当权派捆在一起批,以避免“矛头指向群众”之嫌。吴在会上说:“东风”是盘祥庚的一只魔爪;那位“东风”发起人不是一般群众,而是“保皇小丑”,是资兴大联合的障碍;同他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红”字号组织的头头们心领神会,知道不肃清“东风”流毒,“县红筹”难以指挥一切。他们很快统一行动肃流毒。县城街头贴满了大字报、标语、漫画,写着:“‘东风’是保皇派”、“‘东风’保皇组织十大罪状”、“肃清‘东风’流毒”、“斩断盘祥庚的魔爪--‘东风’”。那位“东风”发起人被画成“保皇小丑”张贴街上。县委机关内也贴满了同类的大字报。这次围攻“东风”,是县城在取缔“湘江风雷”后首次公开点名攻击群众组织。接着,召开批斗盘祥庚大会,控诉盘操纵“东风”的罪行。那何益群在批斗会上咬牙切齿地说:“不是你盘祥庚操纵,‘东风’会那样嚣张!”此时的“东风”已解散20多天,多数骨干分散在农村支援春耕,又有谁会来遮挡投刺飞来的匕首?只好任其割剐了!那“红色造反兵”存活了27天也不得不宣布“解散”。只是“东风”成员们对强加的“保皇”帽子不买账,怨仇埋藏胸中待来日爆发!

通过这次肃“流毒”,“县红筹”终于成了县城以“县红造”为核心联合组成的唯一组织。全城的一切,包括调动干部、管理当权派、开会、布置工作,统统它说了算。当然,它说的、干的,都是武装部定的。
    
“县红筹”在武装部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在实现“唯一左派组织”的基础上,大造反特造反,把矛头指向原县委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它的策略是:打倒赵、常、张,批臭何广德,赶走盘祥庚。这是夺权的必由之路。不证明县委是走资派,又怎么能夺它的权呢?赵恒湘在资兴工作多年,颇得民心,虽被免职却随时可能“东山再起”;常聚才虽被赵表态同意“罢官”,但上级并未批准;常务副县长张鹏庚主管工交财贸经济工作多年,颇有实权且年富力强。“县红筹”定这三人为“打倒”对象,召开多次批斗会,统一为开会必呼的口号。6月上旬,“县红筹”派专人将在安仁任县委书记的何广德揪回资兴批斗。何从资兴调安仁才15个月,在资兴却是土生土长工作多年,从土改、合作化干起,从区干到县。1962年2月起任县委书记,颇受资兴人的敬慕。不把他定为“三反”的“修”字号并肃清其影响,资兴县委的权也是夺而不稳的。“县红筹”主持的全城批何大会开得持久、热烈而隆重,何广德被困资兴几个月(80年代初,何出任邵阳地委副书记)。盘祥庚是1966年10月由郴州地区财政局局长调任资兴县委书记的。按中央规定,凡这年5月16日后任命和调动的干部均不算数,“县红筹”在将其批“臭”之后赶回了郴州。完成了这几项工作,就在资兴原有领导层扫除了夺权的障碍。
     
与此同时,“县红筹”加紧了解放干部的工作。奉武装部指令,动员一批县委、部办、科局领导干部“检讨”亮相,然后对他们的“检讨”书予以修改加上按语印发公布,宣布其为“革命领导干部”。其中最具戏剧性的是周名修。他工作努力,群众关系好,任资兴副书记不过一年多,当个“革命领导干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在成立“县红筹”时即被武装部指定为委员,还叫“县红造”选他为“值勤员”之一。只是“县红造”的一些人认为县委机关的造反派头头不应选当权派,他才只当“县红造”的一般成员,在左胸前挂上该组织的红色符号。不当“县红造”的成员是不行的,“县红筹”委员必须是造反派。没有想到的是,安仁县造反派要“打倒”周名修,并把周在安仁任公社书记和县委部门负责人期间的“罪行”整理成册,措词激烈。“县红筹”对它的这位“委员”怎么办?作一般“处理”不行,必须防止其副作用--对“县红筹”组织不得造成名誉损失,一切问题归周负完全责任。于是,“县红筹”对周翻了脸,要革周的命,召开了“打倒资兴头号政治扒手和党内走资派周名修”的全城群众大会。在周的“走资派”帽子上再加“头号政治扒手”的头衔。会上,除将其走资“罪行”及黑色的出身、历史、家庭社会关系等尽数抖出外,特别将其“削尖脑袋”、“摇身一变”“钻”进“县红筹”当“委员”的“政治扒手”面目揭露得淋漓尽致,证明周确是资兴政治扒手中的“头号”,宣布将周的“县红筹”委员和“县红造”成员予以开除。批斗后,县委机关不满“县红筹”、“县红造”正在酝酿成立新组织的几名干部询问周名修。谈话中,周名修悲苦不能自制,双眼泪流,说:“是武装部政工科科长代表支左办几次个别找我谈话,叫当‘县红筹’委员,我推辞不了。现在说我是‘削尖脑袋’钻进群众组织的头号政治扒手。”周名修被前“封”后“批”,弄得红黑颠倒,面目全非,成为“县红筹”和武装部在资兴留下的笑料之一。(当然,周名修终未被打倒,80年代初期,任郴州地委副书记。)
    
“县红筹“的日子也不怎么好过。表面上,对其不满的派在“肃流毒”压力下中噤若寒蝉,暗地里却在不停地串连、议论。5月下旬,县委机关下农村支援春耕生产的干部返回,“县红造”像主人那样举行茶会欢迎这些“下属”、“雇员”。没想到,原“东风”成员有人在茶会上指出:前段资兴城有一股反革命逆流,表现在把革命群众重新打成反革命。点名批评何益群利用群众组织批斗盘祥庚为自己的错误翻案,把矛头指向批过他的群众组织,在这股逆流中起了极坏的作用--这指的是何在批盘会上的发言。在接着举行的“县红造”开门整风会上,原“东风”成员抓住被打成“保皇组织”事,要“县红造”承认错误。两派在会中进行两天的激烈辩论,一批人包括那位被拉进去的原“东风”司令在内,宣布退出“县红造”。
     
6月7日,大字报《十七个为什么》上街。虽然没有点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批评“县红筹”,也必然牵连到支左办。大字报以提问方式写了17个问题,如:“为什么二月以来县城‘文革’冷冷清清(指镇压‘湘江风雷’后保守派上台)”,“为什么县城一个群众组织(指“县红筹”)可以发文件、下指示,指挥全城”,“为什么被打成‘黑鬼’的革命闯将至今抬不起头来,而有些抓‘黑鬼’的干将(指“县红筹”核心组织“县红造”的头头、骨干)一下子变成响当当的造反派”。这是县城第一张与“县红筹”不同声音的大字报,煽动性极强。大字报上写满了小字批语,赞成的、反对的,欢呼的、谩骂的,热闹异常。“县红筹”被触动了神经,恼怒至极。显然经过武装部研究同意,组成了专门班子并动员它的全部基层组织,用大量标语、大字报予以围剿。攻击《十七个为什么》“矛头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挑动群众斗群众”,“否定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
     
在“县红筹”的围剿中,县委机关“在险峰”战斗队成立,《十七个为什么》的五名作者全在其中。它有两个头头:一个是原“东风”成员第一个退出“县红造”的县委组织部干部;排第二的是原“湘江风雷”成员、县工会干部。6月27日,县委机关“向阳”战斗队成立,多数是原“东风”成员,三位头儿就是原“东风”司令和被打成“保皇小丑”的那位“东风”副司令,再加上一位县委办通讯员,它与“在险峰”观点相同。在这阶段,县城里先先后后不少单位涌出了一批与“县红筹”观点相悖的群众组织。“在险峰”二号头头在跑过河南、湖北于7月初返回资兴后告知其成员:“杀”出来就是要为“湘江风雷”翻案,工联就是过去的“湘江风雷”;“湘江风雷”不翻案,湖南的大局就变不了。他利用工会干部的条件和“在险峰”的“威望”,很快串连一批工交系统的组织成立了“资兴工联”。从此,县城形势久合必分,像全省“高司”、“工联”那样形成了对立的两大派。
     
全省的两派,根本分歧不在对待各级党政当权派上,他们在揪斗党内“走资派”、夺走资派的权方面是大体一致的。而在对待“湘江风雷”和支左的省军区、分区、武装部上,两派却完全对立。“工联”极力为“湘江风雷”翻案,拥护并实行“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批判省军区的错误,也得到驻省部队及军事院校的支持;“高司”(“县红筹”属此派)得到省军区支持,坚持“二?四”批示不许“湘江风雷”翻案,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批判为“毁我长城”的“反动口号”。省城两派在部队两派的分别支持下,全副武装,划地为界,武斗不断,动用了刀枪炸弹甚至出动过坦克,杀人、放火、绑架、刑讯,无所不用其极。
     
对“揪军内一小撮”,“高司”派的理论是:夺权只能夺党政财文权,军权在毛主席手中不能夺。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创建和领导、“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矛头指向军队就是反革命。“工联”派针锋相对:军内也有走资派。揪出军内一小撮是最大的拥军,为“湘江风雷”平反是最大的爱民。其实,两派的争论可笑又可悲。揪党内走资派,夺权,历史证明纯属错误,当时却被说成正确,全党全国公认。与此派生而出,军队是党的工具,军内自上而下也有党委,党内揪得、夺得,军内更应揪得、夺得。何况毛主席明确指出军内也有走资派,党中央喉舌、指挥“文革”的《红旗》社论也曾号召揪“军内一小撮”!军队不在真空,同样受毛泽东“文革”理论的指导,支左实际是支派。且其中一些人做地方工作十分外行,其专权作势却甚是内行,怎能不犯错?还有就是“揪”的界限和内涵不清,往往把对支左人员的批评、指责或提不同意见都列在“揪”之列,似乎支左人员神圣不可侵犯。也有一批造反派把地方武装部门同正规部队明确划分,认定地方武装部门只是“穿黄衣服”的地方干部。这样,工联派有的人主张“揪军内一小撮”,有的人不承认自己是“揪”;高司派则认定凡工联派定是“揪”派。话又说回来,当时各地党政瘫痪,内乱无法收拾,才出动军队和主管民兵工作的地方武装部门“三支两军”。他们被揪、靠边站,还有谁能来收拾残局?
     
上述种种矛盾,岂是理论上可争辩清楚,又怎能用嘴说得明白?只好任两派生死相搏了!作为受到武装部培植、支持而显得前途光明的“县红筹”必然拥护武装部,制止任何不同派别产生和发展;受到压抑的工联派抓住武装部和“县红筹”的某些弱点和错误也绝不甘罢手屈服。两派在县城反复争斗不已!
     
最高层对湖南两派斗争表态了。7月27日晚,吴景斌利用工联召开的一个群众大会传达据说是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作的指示:中央文革小组“二.四”批示是错误的。“湘江风雷”是革命群众组织,工联是革命造反派。湖南省军区打击“湘江风雷”、压制工联,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中央决定改组省军区党委,由47军担负湖南支左任务。这“七.二七”指示同8月10日正式发布的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一致。真是平地一声雷!省军区包括所属分区、武装部及其支持(操纵)的群众组织被否定了。全省有几十万成员的“湘江风雷”一下子摘了“反革命”帽,成了革命造反派。为“湘江风雷”翻案与省军区系统唱反调的工联派获得了胜利。吴景斌在传达时脸声铁青,声音微弱,念着手中的讲稿说:“我们也犯了错误。”吴景斌难堪并不奇怪。就在“七.二七”指示的前几天,资兴工联等几个组织派代表走访时问他:“‘湘江风雷’是不是反革命组织?”他斩钉截铁回答:“是!不能翻案!”一向以修养好著称的他竟当众暴躁得不能自制,将自己座前的水杯摔碎在地上。而现在,中央来了个大转弯,自己何以面对!
     
武装部把自己的长篇“公开检查”贴上街头,承认支左中犯了错误,并说“‘县红筹’匆匆忙忙搞串连,潦潦草草搞联合……是跨行业的组织”。8月8日,“县红筹”张贴了解散声明--这个由武装部精心培植的夺权集团存活了五个月加三天后成了僵尸。  
 
三、鱼死网破的争斗

听完吴景斌传达中央指示和自我批评后,千余名工联派群众被压抑几个月的精神突然大振,激情猛涨,立即列队上街游行。高呼口号:“坚决拥护周总理‘七.二七’指示!”“为‘湘江风雷’恢复名誉!”“强烈要求武装部支持真正的革命左派!”“打倒‘县红筹’、‘县红造’一小撮!”“彻底推垮‘县红筹’、‘县红造’保守组织!”领呼口号的是“在险峰”的二号头头,他激动万分,喉咙都喊哑了,口号也是个人即兴创作。游行刚结束时,他通知“在险峰”、“向阳”成员在工会开会,一些非组织成员但观点相同的人也主动前来参与。“在险峰”二号头头提出:支左办就是“支保办”,“县红筹”就是保守派,要封掉这两个办公室。他批评了不赞成封支左办的人,带几位队员将支左办和“县红筹”办公室贴上了封条。次日上午,工联派出几名代表约见吴景斌、张洪臣,要求武装部解散“县红筹”。当晚出现了“县红筹”抗议封两个办公室的游行,高喊“打倒资兴工联一小撮!”街上贴满了他们的标语:“‘七.二七’指示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总理不能代表中央!”“周总理和稀泥!”“郑波(47军副军长)算老几?”“长沙工联是左派,资兴工联是冒牌!”宣称“支左办支持了真正的革命左派,封支左办是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还宣称“县红筹”是“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产物,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在险峰”和资兴工联各组织不甘示弱,连续贴出大字报针锋相对,表示坚决拥护周总理和“七.二七”指示,拥护47军,宣布“不支左的‘支保办’我们封定了”,并指出“县红筹”、“县红造”是镇压“湘江风雷”、迫害“东风”的产物,是被扶植起来的御用工具。几天内,两派对阵的标语、大字报,火爆全城。
     
两派对立进一步强化。8月4日,“笔战”开始转向“舌战”并配以“手动”。这天晚上,“县红筹”在大礼堂召开批判陶铸大会。“在险峰”二号头头在本派人员会议上说:保守派如此嚣张活动,我们造反派干什么的,冲垮它!指名原“东风”副司令、商业战线“红商兵”头头甘启明带了二三十人开进那正在举行的批陶大会会场,五个人冲上主席台抢过话筒,勒令“县红筹”停止活动,按照“七.二七”指示检查错误。这场冲突自然又反映在街头上,双方互攻的标语、大字报你来我往。庆祝毛译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一周年大会前夕,工联派人去县广播站借广播器材未果。“在险峰”二号头头大怒,说:“过去搞农会时,只许说农会好,不许说农会坏。现在,工联是中央肯定的左派组织,只许说工联好,不许说工联坏。工联要掌握一切大权,干脆把广播站接过来。”工联同广播站“谈判”后,于8月8日零时起接管了县广播站,配备了自己的广播员。从此,“革命左派”声音响彻县城上空云霄。不仅两派围绕此事的相互攻讦又有了新的内容,而且广播站楼下很快里外围满了两圈人--外圈人(主要是农民)要“反击”、里圈人(工联派)要“保卫”,剑拔弩张,虽未打架,却也搅得全城惊恐不安。
     
8月8日是一个重大的庆祝日--中央制定文革“十六条”一周年。工联派知道“县红筹”必然展开活动,便提前于8月7日夜约见吴景斌,问他“八.八”大会出席哪一派的大会(武装部出席就是“支持”),并再次要求解散“县红筹”,制止挑动农民进城,还提出请武装部拿枪武装造反派。吴回答说:坚决支持工联,为“湘江风雷”恢复名誉;谁挑动农民进城谁负责;对解散“县红筹”可以做工作;枪支发给造反派中的基干民兵,造名册报武装部。也许是武装部为避免两派再次冲突和解脱自身左右为难的尴尬局面,只好忍痛割爱。8月8日中午,“县红筹”、“县红造”贴出“解散”公告。紧密配合而起的是,当天下午,也就是“县红筹”张贴解散公告几小时后,以县森工局“红森兵”为首的一批原“县红筹”基层组织发表联合声明:走北京道路搞大联合,成立县工代会,8月11日在县城报到召开代表大会。这个“县工代会”是“县红筹”改头换面还是自发产生?是武装部暗中策划还是它确不知情?从那时直至今天始终未出现有关当事人的证实。当时工联派认为显然是前者。于是,一方面用白纸黑字围剿,宣布“摧垮‘伪工代会’”;一方面又一次找吴景斌“谈判”,要求吴在8月9日夜全县电话会上讲明他在8月7日对工联表示过的几点态度。但吴没有按答应的要求出席电话会议。工联派认为是吴无意支持工联,否定了自已应承的话,决定要同吴景斌一道去郴州军分区“谈判”。于是,几位头头赶去武装部找吴。这次去武装部找吴的几个头头同该部一位支左的副科长相互争吵起来,互相顶撞。头头们找来一部车子,同吴景斌和两名武装部人员一起当晚开往郴州。消息传出,8月9日当晚和次日,街上点名针对这几个头头贴出标语,散发传单,声讨“一小撮暴徒绑架、殴打解放军指战员”。
     
8月10日,工联张贴来自县邮电局的电话纪录:吴景斌在郴签字同意三条,一是支持工联、湘江风雷,二是对“工代会”不承认、不支持,三是同意枪支武装造反派。吴在郴签字前,曾亲自用电话征得资兴武装部在家首长同意。电话记录上街不久,县公安中队两名战士贴出声明说:吴签字的协议只代表他本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他们不承认、不执行;工代会是群众组织,不能干涉。与此同时,“向阳”贴出大字报说,“县红筹”解散后,头头转移农村,将会要挑动农民进城围攻造反派。11日夜,街头盛传吴景斌被打成重伤,抬着回武装部。尽管张洪臣部长在广播站作广播讲话时说“吴政委没有挨打”,一些农民还是包围在广播站门前。“在险峰”一号头头担心农民势力大,造反派顶不住,便发电报给三都煤校“红大军”请求支援资兴工联,电报稿交工联头头阅改后于12日零时15分发给煤校。
     
8月12日,是资兴争论多年的“八.一二”事件爆发日。
     
资兴工联三名头头(县邮电局那位工联主任、县酒厂那位工联副主任、县物资局工联委员)在武装部听张洪臣部长亲口交待:“12日发枪,要早一点,免得农民知道了出问题。”三人立即电话通知各组织所有上册的基干民兵在12日上午8时去武装部领枪。8时过一点,工联派约两百人先后排队进入武装部,站立部办公楼前操坪内等候发枪。三都煤校“红大军”的人手持枪支,乘一辆货车也在此时抵达资兴并进入武装部操坪内。张洪臣说管枪支仓库钥匙的人不在家,要去找。这时,大批农民陆续涌来,围聚在武装部大门口或坐在围墙上。至8时半,围观农民已逾千人。造反派头头问张洪臣怎么办。“红大军”有人说把锁砸开。张洪臣说,砸就砸吧(也许是无奈地说)。当“红大军”砸开仓库门锁后,武装部一位参谋手持名册点名开始发枪时,农民们从大门冲进或从围墙上跳下,围着领枪的人。聚在一旁的武装部家属高喊:“不许抢解放军的枪!”农民们把造反派领的几支枪夺回来,同时也把煤校“红大军”带来的几支枪夺走。农民每夺回一支枪,武装部那位支左的副科长就高喊一句:“毛主席万岁!”刚解散的“县红筹”一些人在旁指点农民抓打领枪的人,有39名领枪者被打,其中两名县文艺宣传队的年轻姑娘被撕破了内衣。有的领枪者见机钻出人群溜走了,县农具厂百多名领枪者排队退出武装部,一些头儿和骨干则被围困无法脱身。“红大军”的汽车轮胎被人戳破放气也无法回去。武装部把那些被困的人保护进入办公楼室内免继续挨打。此时他们在“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之后,还饿着肚皮高唱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性……”靠“精神胜利法”支撑着。在武装部调理下,农民中几位“代表”与造反派的几个被困头头在武装部办公楼室内谈判,要这几个头头签字承认“抢枪”。代表头头签字的就是“向阳”一号头头也即原“东风”司令。他不肯承认“抢枪”而又无法冲出重围,便将自已姓名颠倒签在谈判协议纸上以示“是非颠倒”。持续至中午1点多,武装部派车把被围困的十多人送去三都乘火车赴郴“避难”。
     
被围困在武装部的十几人抵郴住在地委招待所,加上为逃避农民抓打陆续从县城来的人,一起讨论“八.一二”。开始是内部相互埋怨。“在险峰”二号头头满腹怒气,指责先溜出武装部的“在险峰”一号头头和酒厂的那位工联副主任“贪生怕死”,指责那位签名承认“抢枪”的“向阳”一号头头“叛变”,指责县农具厂集体退出一百多人是“临阵脱逃”。被指责的头头当然不满,各自解释当时的所想所为。后来大家统一看法,认为是进入了武装部设的陷阱,人家以“发枪”为名、暗中挑动农民伙同“县红筹”派和家属围剿造反派,由此议定不能再对吴景斌抱有改错支左的幻想。决定成立“赴郴控告团”,走访军分区和在郴州各工联派组织,张贴标语和印发《告全区人民书》,将“八.一二”白色恐怖事件“真相”公布于众。在此之前,工联派批评武装部的大字报,包括批评武装部支左中犯错误的公开检讨,都没有具体点名,而以“资老谭”代之(源自省会称省军区司令为“湖老谭”)。这次决定《告全区人民书》点名,仿照湖南工联派“打倒龙刘崔,解放全湖南”的口号,第一次写出:“打倒吴景斌,解放全资兴。”控告团还立即派员赴衡阳军队医院揪吴景斌回资兴算账。三人组成的“揪吴小组”中,“向阳”一号头头和文艺宣传队一名女队员是出于愤怒自告奋勇参与的。
     
与这批人在郴活动的同时,县城掀起了围攻工联派新高潮,陆续揪了一批人,张贴各种标语和大字报,宣布“八.一二”为“反革命抢枪”,欢呼“粉碎反革命集团暴行的伟大胜利”。在城的工联派也给予反击,县农具厂的工联组织贴出点名批评武装部设计陷害造反派的大字报。
     
从此之后,“八.一二”是“发枪”还是“抢枪”争论了多年。其实用不着争,“八.一二” 后不久,武装部确是把一批枪发到了造反派手中,足证“抢枪” 不成立。有关部门后来以“八.一二”事件整过工联派头头、骨干多次,虽无法定罪,却确实利用了它几次,此是后话。
     
武装部首长当时和事后都未曾说过“抢枪”的话,也未承认过“挑动农民进城”。“发枪”、“抢枪”,两派各执一词,说哪一种也会遭来不满,自以不说的好;千多农民如何来的,自然也以“不知”为妙,因为当时中央有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指示。
     
1999年7月出版的《资兴志》却不再顾忌,挥笔这样记述“八.一二”事件:“8月12日,县城造反派和湖南煤校造反派共一百余人冲击武装部,抢劫枪支弹药,有关部门组织城厢、厚玉等公社一千余名农民进城制止,当场缴回被抢枪枝弹药。”这个记载显然是当年文革中的一派之言,不失偏颇,并无事实根据。
     
资兴历届党政和武装部领导从未公开说过“八.一二”是“抢枪”相反,某权威部门却明确说过“八.一二”不是“抢枪”是“发枪”。县公安局干部罗琛(后任县政法委副书记)曾受县委之命参加“八.一二”事件调查,他于1974年5月29日在公安局内多个单位参加的座谈会上亲口说:“我们调查了吴景斌政委(时在南县任职)、张洪臣部长(时在江华县任职),都说是发枪。吴景斌签了协议,张宏臣说是‘发枪武装产业工人造反派的基干民兵。’”罗琛重复说:“他们一直到现在,是同意‘发枪’的。吴景斌是这么讲的,张洪臣也是这么说的。”那煤校“红大军”也并非为“八.一二”而来,不是接资兴发给的电报而来。罗琛根据自已的调查结果说:“‘红大军’不是接了电报以后才来的。‘红大军’主要负责人李远翔等一车人在8月11日下午7时多已乘车到三都矿务局材料库,因枪支走火,把材料库的大铁门打了个眼。这批人离开材料库,就乘车来资兴。而电报是8月12日零点一刻发出的,是发给煤校,当时李远翔等人已到三都,未接到电报。”(罗琛上述证言己印发全县。)
     
按进入武装部现场的几个头头的共同说法,“八.一二”当天,先经“部长约定”,后“排队进入等候”,再“参谋点名发枪”,对农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也真不像是“抢”了。
     
《资兴志》说:“有关部门组织……一千余名农民进城。”明眼人一看便知,平时农民在上午9时还未收早工,不经组织,那千余人怎么会在如此早的时间从数公里外赶到县城集中?志书作者虽未将“有关部门”具体点出,读者却不难想到。当时党政瘫痪,除了“武装部门”外又有谁有此能力呢?不过,志书将“有关部门”多年讳言之事张扬开来,未必是上策。也许志书作者和审稿者以为此事有功无错才予以加褒肯定吧?殊不知:即使不说此举当时有违中央明令,今天来看,农民进城参与文革也属“内乱”啊!
    
“八.一二”余波震荡,反响不凡。一批当权派以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刘才高为首,包括周名修、陈金菊和宣传部副部长游季灿等共十几人先后纷纷“亮相”发表声明支持工联派,批评武装部。说明领导干部层次同样在分裂,一批人介入了派别争斗。不过,当时中央通过“两报一刊”和各种媒体确实在号召革命领导干部支持和参加“革命群众运动”。武装部里有两名参谋和干事也“杀”了出来,在联名大字报中宣布“支持造反派”,“打倒吴景斌”,并积极参与造反组织的活动。县委机关“在险峰”、“向阳”联合组成“揪吴战斗小组”和“‘东风’平反小组”,矛头对准吴景斌,张贴了各种大字报,开了当事人缺席的批判会,找武装部支左人员“谈话”,要他们揭“支保压造”盖子。9月中旬,“在险峰”二号头头从长沙走访省总工会返资兴,提出了“整‘老保’”的计划。他说:省总工会“钢杆老保同走资派一样待遇,一样挨斗、写检讨、搞劳动”,“资兴老是文质彬彬没整过老保一次,右倾保守,不像什么造反派”,“旧县委机关要彻底砸烂”。他亲自动手在县委机关的食堂里、过道上、墙上、路上用墨漆涂写了许多标语,如:“彻底砸烂旧县委宣传部、组织部、监委会”,“彻底批判县红筹的黑后台、黑干将”,“钢杆老保滚他妈的蛋,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靠边站,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把权掌、把家当”。按他的意见,“在险峰”、“向阳”举办了本机关“受蒙蔽群众学习班”,将“县红造”骨干集中起来“反戈一击”。院内刹时贴满了揭批武装部和吴景斌的大字报,他们中一些人还写交了不少揭发支左办的书面材料。那位“县红筹”主任被揪上台接受过批判。“学习班”表面上热热闹闹、进展顺利,实质上加剧了两派的对立。全城工联派召开名批陶铸实批吴景斌的群众大会,喊出“打倒吴景斌,改组武装部党委”的口号,街头贴满了批吴大字报。8月底,吴景斌应造反派之揪,从衡阳经过郴州军分区返回资兴。工联派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叫吴景斌站立台上当众接受批判。
    
“八.一二”后不久,9月13日,在武装部的组织部署下,召开了“‘湘江风雷’、‘红旗军’翻身大会”。大会在一中门前大操坪上召开。全城的人,附近的农民以及县内省地县厂矿一批造反派被通知到会,共约四五千人。会上,武装部副政委肖春圃宣读了武装部党委的检讨,并向“湘江风雷”、“红旗军”代表人物授队旗、戴红花;郴州地区支左办韩主任发表讲话;散发了武装部布置和审定的《大会专刊》。接着,组织批斗会。上台挨批斗的有:被认为是“镇压刽子手”的武装部长张洪臣(吴景斌已住衡阳军队医院)和一名公检法干部,被认为是“挑动农民进城”的一名城厢镇副书记,被认为是“走资派”的赵恒湘、常聚才、张鹏庚,还有被认为是“老保”一号头头的那位“县红筹”主任。这些人被叫到主席台上站立两厢接受批判。批斗会刚开始,鲤鱼江电厂一位20多岁的“湘江风雷”成员跃上主席台,手执皮带抽打张、赵。等他打到第三个人时,台下响起“不许武斗”、“不准打人”的呼声,跟着有几个人冲上台去抓住这个小伙同样给予拳打脚踢并反扣其双手,迫他跪在主席台上。这是县城批斗大会首次出现打人现象,顿时会场乱了!参加大会的鲤鱼江电厂“湘江风雷”们激烈抗争,工联派各组织也大声嚷嚷。主席台上,会议主持者在征得郴地支左办韩主任同意后,宣布上台抓打小伙的人是“老保翻天”,要求把这些人“抓起来”。立即有十来个人被抓进一中教室内集中。而后由鲤鱼江电厂一人上台,介绍那小伙为何上台打人。大意是说这小伙在镇压“湘江风雷”时曾被捆绑着从武汉押回资兴,关进狱中多日,多次遭受刑讯拷打,故今日上台泄愤。翻身大会结束后,与会人员环城游行。这次大会的内容和进程,完全仿照了郴州地区早已举办过的“翻身大会”,是武装部一手布置或点头同意的,是“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县城参会人数较多较杂的大会,是武装部与工联派的高度合作(没有出现分歧)进行的--四年后却被定为“反军大会”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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