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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一个“白专”的深刻检查


--作者:X.Y.H

 

大是大非问题

 

我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大跃进、群众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运动,经过学习文件后,在理论上有了一些基本的认识。但是过去在有些问题上也曾有过怀疑和糊涂的看法,自己在实际行动上也没有做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并没有贯彻总路线的精神。今检查如下:

 

就从下放锻炼谈起吧。195711月初的时候,当时我在XXXX司三科虽然第一个报名,并且也谈了一些对下放锻炼的正面看法,但是心里对下放还是惧怕的,怕到农村干活苦、生活苦,心里还是怀疑:许多知识分子在鸣放时猖狂攻击党,现在该让知识分子去干干活,吃吃苦了。心里就想,虽然报了名,组织上也不一定让我去,后来批准我下放了,也就硬硬头皮去农村了。

 

在农村到时候上工,到时候下工,生活也逐渐习惯了,也陆续写了一些诗歌描写和赞颂集体劳动和收获的情景,但总还是怕苦,干活并不积极,也不主动去干重活。生产队长为了照顾并不派我干重活,我也就认为正好,干些轻活就算了。

 

从以上情况看来,由于我对下放的看法不正确,去农村多多少少带着被迫的成分,不是积极主动的,劳动中表现也是安居中游,并不是鼓足干劲。因此在实际行动上是违反总路线的精神的。认为下放是要知识分子去吃吃苦,这样地将党和知识分子对立起来看问题,实质上是严重曲解党的下放政策,对党的政策是怀着抗拒情绪的。这是非常错误的。

 

在农村我在组织性纪律性方面有表现不好的地方。我曾资助生产队队员XXX(贫农成分)安装了一付矿石机,因为他日夜希望给他双目失明的老父亲安付耳机子解解闷。我还投资25元给生产队买牲口。这两件事并未事先向组长XXX同志请示,而是事后汇报的。今一并在此作个交代。

 

对群众运动,我看法上也有错误的地方,表现在密云水库的工作中。195811月我在密云水库工地片面地看到顺义支队第四团领导干部中的一些缺点,认为就是这些缺点影响到工效,尤其对评比劳模工作中四团的某些夸大现象认为不能容忍,想向支队部报告这些缺点,或写通讯给水库报,帮助四团领导整风。后虽经其他下放同志们劝止,没有那样做,但在当时还没有很好地认识自己的错误。

 

现在检查自己,认为错误的所在是:不能容忍轰轰烈烈的大兴水利的群众运动中的一些缺点,站在群众运动之外,指手画脚,并夸大了这些缺点。其实当时四团工效不高,是有各方面的原因的,四团领导方面的一些缺点如有不团结现象,捆绑民工(仅发生一次),在某些地方有夸大现象等,并不是唯一的原因。而且四团领导方面是有很多优点的,如:和民工一同劳动,坚决执行上级指示,任劳任怨,立场坚定等等,可是我却自高自大地看不起农村干部,只看到他们的缺点,而看不到他们的优点,这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主观片面地看问题。对群众运动不是热烈支持拥护的,而采取了一种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这也是非常错误的。

 

对于人民公社,我也有些错误的看法。19589月间,我在张喜庄(顺义区)人民公社天竺管理站帮助搞农业发展规划工作。当时正是公社成立初期,搞工业,搞托儿所、食堂、幸福院、医务所等,农村里一片新兴景象,尤其在欢度国庆时更是热火朝天,兴高采烈。那时我心情激动,也写了一些诗歌来赞颂人民公社的成立。但是在一个问题上说明了我对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还是怀疑的,事情是这样的:

 

天竺管理站的敬老院(那时称幸福院)就设在公路旁边,上级考虑到去飞机场或来自飞机场的外宾可能来参观这个敬老院,因此决定一定要把这个敬老院办好,指示要给所有的老人做花被子。是否都做花被子这个问题在天竺管理站讨论了较久,因为要用一大笔钱,最后还是做了。我当时心里想,这是否会超过本站的经济能力,是否打肿脸充胖子,后来一想,认为国际影响非常重要,虽然多花些钱,做花被子还是十分必要的。

 

我当时的这种怀疑,不仅说明我只是从纯经济观点出发,不从政治上看问题,而且还说明我对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和光辉的发展前途是不明确、不相信的。管理站的干部坚决执行上级指示,克服困难,办好敬老院,能从国际影响的角度和政治上看问题,觉悟程度是很高的,而我这个XX工作干部却斤斤计较几个钱,不能从大局出发来看问题,觉悟程度实在是很低的。而竟有“打肿脸充胖子”这种想法,这说明了我不仅是对人民公社制度有所怀疑,而且还在思想上非常抵触,甚至有反对情绪的。

 

此外去年在公社看到收获粗糙,许多豆子和白薯都暴在和烂在地里,感到很惋惜。知道原因是由于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人力在农业方面就显得不够,认为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很难双方兼顾。后来看社员赶大批鸡、猪到地里去吃粮食,打扫战场,心中想:这倒也是个好办法。

 

后来下放回来,回到北京。在部分物资供应一度紧张问题上,我认为与自己关系不大,我在部里吃饭,也没有家,自己不排队,不抢购,也很少洗衣服,不需要很多肥皂,因此对群众生活与社会上的情况漠不关心。不仅漠不关心,而且有时想吃些好的,就去饭馆吃饭,去飞机场时总带两包好烟回来抽。当时我认为部分物资供应一度紧张的原因是由于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影响到手工业和副食品生产方面的人力调配和原料调配,在运输方面也是为钢帅让路,其他方面就顾得少或顾不上了。

 

从以上两个问题里可以看出我对于群众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也是有所怀疑的,我虽没有否定大炼钢铁和大力兴修水利,认为这些不必要,但我确实怀疑到在这些方面是否占用人力太多,因而影响到其他部门的生产而引起市场上部分物资的正常供应和农业的丰收,这在实质上就是走到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的边缘,从而否定了群众性的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的必要性。这些都是很严重的右倾思想。

 

在记者工作中就采访问题上,我曾怀疑XX司是否抓得太紧,似乎对兄弟国家的记者限制不必太严。我认为经过解放后多年来的社会主义教育,群众的觉悟水平都有所提高,不会讲出什么反动的话,我所协助的德国电台记者是统一社会党党员,水平也是很高的,此外,在翻译过程中分寸上我也能适当掌握,因此记者进行群众访问方面可以放松一些。就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920日记者要我带他去进行一些群众访问,我事先未请示XX司就去了。结果群众的觉悟水平都比我高,说最好先与居民委员会联系,居民委员会说要通过派出所,派出所要知道我的身份又问外交人员服务处,结果,访问未成,却引出许多麻烦。

 

现在检查起来,根本错误是我对新闻报导工作的政治性和严肃性了解不够,或说根本不了解,迷信“新闻采访自由”。须知记者要求虽急迫,却必须要按照我国的政策办事,而我的关于新闻报导方面的一些错误看法和右倾思想,使我没有正确地处理记者工作中的问题,竟然怀疑XX司是否抓得太紧,而在实际工作中出了偏差。

 

新闻报导工作必须为政治服务,工作中的些许疏忽和错误就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如果报道不确或不当,甚至为西方敌性国家抓住小辫子加以利用,来攻击我国和社会主义阵营,那种政治上的损失将是严重而无可挽回的。而我对这一点却没有很好地认识,错误地迷信“新闻采访自由”,认为XX司对兄弟国家记者限制不必太严,我的右倾思想是十分严重的,而在工作中的组织性纪律性松弛也是十分惊人的。

 

个人主义思想

 

我为什么在这些主要的问题上有这许多右倾思想,而且在实际行动中没有贯彻总路线的精神呢?我认为都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害了我。我的个人主义思想是长期的、一贯的,至今没有得到很好克服。现在是正视自己的错误和彻底清算我的个人主义思想的时候了,不能再因循怠惰、姑息养奸了。

 

我的个人主义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1、红专问题

 

学习是为了工作,业务为政治服务这个问题在我脑中理论上似乎是解决了,而实际上并没有解决。

 

我历来的一贯表现是:要业务不要政治;个人兴趣放在第一,革命工作放在第二;只顾学习,不注意思想改造;经院式的学习革命理论,联系实际很差。

 

回想我在1946年只顾自己来北京大学学习,就丢掉了组织关系。在北大时外文学习抓得很紧,而不愿做团的工作。1953年至1954年在XX时做行政工作就不愿意,做翻译工作就很乐意。今年做记者工作时,工作不太忙,我就只顾自己去埋头读书而没有钻研工作,很好地关心工作,因此工作中出了些差错。过去也学了一些革命理论,但只是夸夸其谈,很少联系实际。

 

这些情况说明我只顾专,而不要红,走的是白专道路,结果,没有红,也没有专。

 

不时时注意政治挂帅,只抱着为个人的目的去读书,是要迷路的,白专道路是危险的道路。

 

2、自高自大

 

我在学校学习期间和工作期间胡乱地学了一些知识,抓的面较广,但都不深。而自己却主观片面地认为自己懂得很多,时时翘尾巴。在行动上的表现是长时期不联系群众和工作中的单干作风,对组织也不靠拢,组织性、纪律性很差。前面所写的在农村单独行动,事前不请示和最近记者工作中的迳自带记者采访等错误可以说明此问题。

 

在很多地方我都自以为是,对待群众的意见也不虚心听取,认为别人不能很好地了解我,在有些地方曲解了我的原意,不从人家意见的精神实质中吸取经验教训。因此长时期来,我老是独来独往,心中很空虚,精神也很苦闷。

 

群众的力量是最伟大的,集体的智慧是真正的智慧,没有千百万人的努力,没有千百万人的协作,任何巨大的事业和建设都是不可能成功的;一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一滴水很快地就干了。这些道理我应该加强认识,并在今后的实际行动中重新估计自己,力戒自高自大的毛病。

 

3、个人打算

 

在我与党的关系上严重地说明了我在政治上是投机的,1946年来北京前退了党,1948年在北大有同志介绍我参加党,我因怕危险(当时国民党公布了“X业学生”的黑名单,白色恐怖很猖狂)拒绝了,1949年解放后我又去找关系,因为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参加党不会再有生命危险了,而且我还错误地认为成为一个党员会有许多好处。这一系列的错误都说明我参加革命是怀有严重的个人打算的,没有真正认识到党的性质的。在北大学习时,我总想毕业后留校当助教,然后当讲师、教授,以后在XX部工作中我仍把个人学习抓得很紧,学习并不与当前工作联系,甚至对工作不钻研、不负责。在这方面也表现了严重的个人打算。

 

为解放全人类,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实现而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个道理我仅是从书本上知道,其实质我并没有认识,而我自己的实际行动却完全背道而驰。这种情况说明了我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严重的个人打算发展成为政治上的投机。现在若不认清此倾向的危害性,还是因循怠惰,必然会对革命带来更大的危害和损失,并导致自己的毁灭。

 

4、革命人生观的树立

 

严格检查自己,我发现自己的革命人生观还没有树立。我只按照“我”的意愿来参加革命,要革命依照“我”的意愿来进行,在革命的行列里谋求个人的前途,怀着严重的个人打算。这在实质上就是要以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而过去长时期来,我并没有认真地改造自己的思想,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原封未动,这说明了我脑中的个人主义思想是严重的、顽强的,而我对于思想改造是逃避的、抵制的。

 

有同志曾对我提出如下的意见,我当时心里不能接受,认为自己的问题没有这样严重。现在深刻检查自己,认为这些意见虽是最尖锐的,确实最中肯,因此也是最能打中我的要害和促我猛醒的。这些意见是:

 

“你的问题是革命还是不革命的问题。”

 

“你对革命是怀有二心的。”

 

错误思想根源

 

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什么如此严重、顽强,而且长时期来没有认真地加以批判、克服呢?现在检查起来有如下三方面的原因:

 

1.家庭出身和家庭教育

 

我出身于地主家庭,父亲是地主兼钱庄主,从小娇生惯养,不经风霜,不知饥寒。我母亲又时时夸我聪明,念书用功,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起来,用农民交来的租子养育了自己,从小学、中学而大学。家庭的影响在我脑中形成了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我母亲是洋学堂出来的,是父亲的第三个妻子,她总是对我说要上大学,要多念书,将来好出洋留学,做大事。这样,抓学习,谋求个人出路,向上爬的个人主义思想也就在我脑中形成了。

 

2.资产阶级学校教育

 

我是上海大同大学附中毕业的,这个学校洋得很,教科书除国文外都是英文的,学生差不多都是中上层和有钱人家的子弟,教员中有老古董,也有洋博士,几年来耳濡目染,成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就在我脑中成形了。

 

在北京大学时期更是如此,西语系教授大多为牛津博士,洋气十足,其他如历史、哲学、心理学教授也都是留学西洋,用英语讲课的,灌输给我的一套知识和学问都浸染了资本主义的毒素。在解放前,有的教授就在课堂上这样说:“马克思、列宁的那些书我是不看的,把马克思、列宁崇拜为神圣的书我也是不看的。”再加上西语系从牛津搬来的一套所谓“导师制”,即学生经常到教授那里作家庭访问,与教员讲经论学,研究学术问题,更使那些教授的成套的资产阶级反动哲学、美学观点毫无顾虑地向我脑中灌输,也就使我更加迷信他们,想将来当学者、教授。

 

3.自己不努力,不认真进行思想改造

 

自接触革命,深受革命影响,接受党的教育以来,也有一个很长的时期了,可是我的进步却总是很慢,思想改造的效果不大。这是为什么呢?旧的一套在我脑中根深蒂固是一方面,自己主观努力不够,没有下决心与旧的一套决裂也是一个方面。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我脑中顽固地存在着,使我中毒很深,它蒙蔽着我的头脑和眼睛,使我的思想方法成为主观片面的,而这种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使我过多地看到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因而不适当地估计了我自己。也就是这种思想方法使我不老实地暴露思想,不联系群众和不靠拢党。而这种思想方法的形成又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必然结果。

 

努力方向

 

现在是我痛下决心,改变立场,力求进步的时候了。必须认清个人主义是一切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核心,是万恶之根源。我必须在我思想上分清敌我,揪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反社会主义意识这个死敌予以痛歼,使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战胜并居于统治地位,就像此次交心时同志们向我提出的,要把红旗插到心灵中去。

 

我认为结合自己具体情况,我今后的努力方向是:

 

1、真心投向党,投向革命。

2、理论联系实际。

3、虚心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并从中吸取营养。

 

在以下这几个问题上,我一定要注意学习,加深认识,而且不能作为学术理论上的研究,一定要密切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和行动实际,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1、政治挂帅的重要性。

2、正确估计自己,摆正自己与组织的关系。

3、工作需要和个人兴趣的正确关系。

4、对总路线作进一步的认识,以总路线的精神来严格要求自己。

 

本文原题《交心材料》,X.Y.H写于19591219日,编者隐去了部分名词。

 

 

转自《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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