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资料收集注释者:

笔名拓荒者,1949年出生,因文革未能完成中学学业,于1968年随全国“知识青年下乡”大潮,去农村务农,离开农村时,又因当时所谓的“家庭出身”问题,被迫进入超强劳动强度的搬运社工作,经历了多年极其艰苦的非常生活。从1999年开始,有心地收集历史资料,资料的时间跨度从1860年至1980年改革开放以后。他的藏品得到省档案馆和众多专家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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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该“摘帽”右派人一份长达29页纸的草稿检讨书

一摘帽右派为适应文革生存的认罪书(中)

--作者:拓荒者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最初那几年,新生的社会力量将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起来的所有社会秩序几乎全部打乱了。待1968年全国性新生的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纷纷建立起来以后,社会秩序才渐渐有序起来。首先是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随着1969年3月份珍宝岛事件的发生并升级,1969年10月18日下午,林彪口授发布了“第一个号令”,全军立即进入了紧急的战备状态,“一打三反”文件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台了。

于是,一场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在这一具体历史背景条件下,该“摘帽”右派人在“我这次再次犯罪被革命群众揪出来”后,完成了这份29页纸的草稿检讨书及其它一系列认罪交待材料。该29页纸的草稿检讨材料交待了其“前面交待我所犯的罪行只有十二条。30多个犯罪事实,这些事实仅是我初步的交待”。从他一气呵成的这份长长的草稿检讨书不难看出,该“摘帽”右派人“检讨贩子”的能力早就驾轻就熟了。由于雷同的缘故,故本人对这篇文的介绍进行了摘要。

对于这场运动的到来,该“摘帽”右派人很快就认识到了,他在这份长达29页纸的草稿检讨书中自然流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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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充分说明了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右派份子,是属于21种人,是这次革命的重点对象,也就是坏人做了坏事。因此思想上就抱着(重新)戴右派帽子等待处理的消极思想。”

最高指示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 、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他在这份草稿检讨书开头部分就开门见山地为自己进行辩解为主要成分的交待:image004.jpg

(一).我在(1970年)2月13号的一次小组斗批会上,我的态度是极不老实的,是十分错误的,我抗拒了革命群众对我右派翻案言论的批判,我说了如下十分错误的话,我说:‘我没有搞右派翻案,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我还认识不够,请革命群众对我进一步批判,我从没有在会上或对其他人说过,58年我成为右派不应该或是搞【个】错误,我也从来没有对领导和组织谈过要翻案。’现在我检查,我以上的说法是十分反动的,错误的。”

他接下来对毛主席两条语录的引用显然是有他的意图的,绝不是那种时期时兴情况下的随便引用: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伟大舵手毛主席又教导我们说:‘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这是最基本的一条。’”

在运动初期,他把他这次被揪斗出来的愿因归咎为某些人对他“个人报复,写别人大字报”的结果,对问题的看法还只停留在以往一般简单的看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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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说过:
文化大革命初期,因有些人是受了走资派蒙蔽,当了骨干,但有个别人,一不是□□□(走资派)骨干,二没受蒙蔽,而是个人报复,写别人大字报,如□□□就是这样,我和他有意见,他就出大字报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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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说过:
文化大革命初期,□□□写了一张大字报,“说在王亩冲供应科有六个人开黑会”,当时供应科是八个人,只有□□□和□□□参加开会……就算我和□□□有问题,但是□□□、□□□总不会有问题(吧),这(又)怎能(算)开黑会(呢),□□□这张大字报就不符合事实。”

“另外,我曾对□□□同志说,文化大革命前,我的脾气很坏,工作态度很恶劣,言语粗暴,态度生硬,动不动就和别人吵起来,得罪了不少人,因此,在运动初期,有些人就我的工作态度写了大子报。”image007.jpg

“平反问题上,我是有错误的。
我说过:我是牛鬼神蛇,平了反,运动后期还是不是牛鬼蛇神,不平反也不是,我就不需要平反。
我又说过:□□□讲过,平反要有革命群众组织的领导和支持,平反效果不好,平反办不受任何组(织)的领导,得不到大联的支持,平反效果不好。
我又说过:现在大方向是搞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成立革委会,可是我们九队平反作为重点搞了半年也没完,其它地方就没这么久,我看平反有半个月或一个(月)也就搞完了。”

随着“一打三反运动第一阶段“的到来,他很快就悟出:

“我以上说法,现在检查起来,是错误的,平反是先中央提出来的,我的说法实质上就是阻扰平反,我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对(抗)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我的错误。”

于是,该摘帽“右派”人在“我这次再次犯罪被革命群众揪出来”以后,充分认识到自己唯有披肝沥胆地检查自己,查找家庭根源、查找社会根源、查找思想根源……满纸落下“我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请罪,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挖空心思牵强附会地为自己罗织罪名上纲上线戴帽子交待外,别无出路……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相信群众,可是我却对抗群众对我的批判,这说明了我是对抗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对毛主席最大的不忠,我犯下了滔天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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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群众批判我为右派翻案,是有一大把根据的,群众的眼睛最亮,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完全是为了彻底批倒我的右派反动丑恶思想,帮助我认识错误,希望我能重新作人。这方面,我是应该衷心老实地接受群众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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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却以别人揭发的有某些出入为借口,为自己进行鬼辩,抗拒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

现认识到,“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主张是正确的,是为了挽救我,使我今后不再犯类似的翻案问题更大的罪行,(使我)能痛改前非重新作人。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犯错误要‘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

检查自己,是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的。

我不但没有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反而抗拒批判,顽固地不承认错误,就不可能改正错误,就是不愿意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右派反动思想,从这点本身来说,实质上就是为右派翻案,这件事情本身,说明了我对毛主席极大的不忠。我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并请求革命群众对我进行严厉的批判,把我的右派反动思想彻底批倒批臭,使我的反动思想永远不得翻身,不会再犯翻案罪行。”

这期间,该“摘帽”右派人抱着“在劳动时间之外,虽然也在读毛主席著作,但没有很好切实地对照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来学,来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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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元月25号我被革命群众揪出后,我根据自己所犯的一连串罪行是十分恶劣的,是属于敌我矛盾即没有改造好的右派份子,因此在被揪出后的20多天里,思想上悲观地认为,我自己的罪行是肯定的,再愁再急再检查,右派帽子是要重新戴上了,还是精神放松些,保住身体,准备以后,能好好地进行劳动改造,就这样,思想上抱着等待处理的消极思想。
由于存在以上十分错误思想,行动上就表现为揪出来一段时间内,没有触及灵魂的深刻检查和批判自己的反动思想罪行,在平时就为听之任之随随便便态度。更严重的是在7【2】月23号下午7时,我竟跑到我所劳动的菜园内收了一群蜂(大约15分钟),而且还满心高兴,喜笑颜开的拿回来(第二天放走了)检查我这次错误思想和态度是十分反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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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群众揪出后,我应该是老实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集中全力抓紧学毛主席著作,对照和深刻检查交待自己罪行,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反动思想。
可是我却从个人得失出发,抱着消极等待处理,无所谓的极端错误态度,不老实讨论如承认交待自己的罪行和反动思想,这就是我右倾翻案新罪行的集中表现,我真是罪该万死,我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
 
后“通过革命群众对我严肃的批评和连队军代表,连长对我的教育,班长的帮助,和我这几天来进一步抓紧学习毛主席著作,对照和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我初步认识到我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右派反动思想。具体表现除了说了暗示右派翻案言论外,用错误态度对待群众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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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我一定进一步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来对照检查自己思想,来改造自己资产阶级右派思想,老实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加强自我批判,狠批自己的地主阶级思想,狠批自己的资产阶级右派反动思想,使我的反动思想永世不得翻身,永世不得翻案,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头脑,重新作人。”
该“摘帽”右派人并在这页草稿检讨书的下面罗列出了检讨提纲
“√①.站错队2号
√ ②.包庇刘强
√③.文家树
√④.以生产压革命,镇压革命造反派。
√⑤.攻击造反派的错误言行
√⑥.个人主义
√①.粮票--违法表现
√②.不劳动误工
√③.没有参加革命
√④.议价粮
√⑤.兑换了一部分粮票,其中40斤口4两油
√⑥.种自留地
√⑦作样的
√⑧户口。
○⑨.爱人弟弟
⑩八.右派翻案。”

image014.jpg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犯下的罪行。
由于该摘帽“右派”人文化大革命初期是怀揣着“力图保自己过关”的思想选择性地参加当地大联造反派组织的。
他选择大联为组织的理由很直白:“联想到大联反动血统论观点重,一般认为地富反坏家庭出身的子女都不好,自己出身是地主家庭,过去又是右派,大联人多,将来可能掌权。”
后因该组织一次行动准备武斗怕“牵连到自己”,他便及时地退出了该组织。
“7.31事件以后,队上一片白色恐怖,我当时一方面怕打,另一方面又想到,以后大联可能会掌权,如坚持不加入,便说明是与大联对立,自己是右派份子,将来便会挨整,为了保自己过关,我便在8月上旬又申请参加大联五七战斗队。”
谁知,“到12月份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队后,通过学习。又听了解主任的几次报告,思想认识到,最近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是站错队了,为了表示自己在组织形式上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便在12月22号申请推出大联,申请参加八.二三。”
 
“现在事实证明,7.31事件是毕成之流和一小撮阶级敌人和‘炮联委’(即大联)部分群众对王良才同志进行政治迫害,并藉以镇压‘八.二三’革命造反派,武装一派,消灭一派,达到一派掌权,在红山搞独立王国,实现资产阶级专政,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后的大阴谋,是云南赵健民、华音周之流特务计划的一部分。”

该摘帽“右派”人在这份草稿交待书就他与刘强来往的主要情况进行了辩解:

“九月份刘强没搞服务(领导)班子后,我就很少去找刘强了。
 
现在根据揭露,刘强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是阶级敌人,检查自己以前和他的关系,尤其是去年上半年经常去他家。这说明了自己完全是资产阶级右派思想才能和走资派搞得好,这也说明了自己完全是个没有改造好的右派份子,我是罪有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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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016.jpg我为什么要送东西(一只普通的小鸡)给刘强,要和他搞得好呢?
我以前听刘强经常谈他家庭出身如何好,他在楚雄、元谋基建队没有整群众黑材料,他也是受李□□(走资派)迫害的,我就真以为他是个革命干部,又看他在大联好像很吃得开,联想到大联反动血统论观点重,一般认为地富反坏家庭出身的子女都不好,自己出身是地主家庭,过去又是右派,大联人多,将来可能掌权,因此在运动后期自己势必是重点对象,想与刘强搞得好一点,他对我印象好,将来他是革命干部,替我说几句好话,在运动中好过关些。
九月底,队上要成立革委会时,刘强没有选上,同时,□□□同志告诉我,刘强家庭历史都有严重问题,我听了后,就有意疏远了。”

该摘帽“右派”人在这里还检讨了他曾对两派组织有过错误看法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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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联、革联(可能就是八.二三组织吧)各有缺点:
大联的缺点是:大联人多,动不动就压人、打人。
革联存在是事实,大联不承认是(不)对的。
大联只联合了700人,还有200多中间派,100多革联没联合,不能算真正大联合。
革联的缺点:家庭出身成分不好的子女多。
识分子多。”

鉴于该摘帽“右派”人当时也因同样的出身问题更使他生活在这绵绵不休,身陷其困的环境下,他居然对革联这方面缺点也同样有着社会上对这一问题普遍的,而他个人却是“真实”的看法不能不叫人难以费解,可见当时这样的社会影响是何等的深入人心。

接下来他交待他为右派翻案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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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8年3月上旬,在一次挖土时,我和□□□同志边挖土边说:‘我以前用业余时间学农业,在58年反右时还受了批判,批判我不安心工作,想回农村搞单干,走资本主义自发道路。58年以后,我一直是搞供应工作,以前我以为是空学了,想不到现在能为公家种菜,过去所学的又用上了。’
当时说话的总意思是为自己学以致用而高兴。
现在检查起来,我是以过去学农业没有空学为藉口,把学农业与反右联起来,以上话里实际上包含了为自己右派翻案的意思在内,影射为自己右派翻案,这是我右派翻案罪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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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8年2季度,有一次我和□□□说:‘文化大革命以前,我的脾气非常坏,言语生硬,动不动就和别人吵架,因此,得罪了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就写大字报报复我。’
现在检查我以上的话,完全是一种哄人的假话,长期以来,由于我的资产阶级右派思想没有改造好,它就必然地要在工作作风,言语行动中表现出来,为了掩盖自己反动思想,把革命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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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表现:
 “1. 68年3月份,将家属从湖南农村接来队上长期居住,直到12月底才走,共住了九个月。把家属接来思想动机是希望能有机会把户口迁出来吃国家粮。由于我这一错误作法,就使家属脱离了农业生产劳动,使家属避开了农村文化大革命斗争,同时也给队上在生活物质供应上在家属户口问题上增加了压力,这是我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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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人弟弟有哮喘病,经生产队同意,来到队上。思想动机是,在队上治好病以后,再到当地公社开一个介绍信,不计报酬的到队上修配车间学一钳工,然后再回农村,到公社作机修工,这个思想,我曾对□□□、□□□经过。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可是我却把农村青年搞到工厂来,这是我的个人主义作怪,我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这是我对毛主席最大的不忠,我向毛主席请罪,今后一有机会就把妻弟送回去,改正自己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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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老□关系上,我有意和他要好。一方面是学他的技术,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我知道他肚里放不得东西,嘴多,喜欢议论别人好坏。因此平常就有意和他多扯如何搞好生产,如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妥当的话就不说。这样通过他的嘴给别人一个好印象,以利将来的过关。”

在粮食上我的违法行为:image023.jpg

68年6月份,有一次,□□□送40斤粮票给我说:‘这是我舅舅寄给我卖【买】药的,我也卖【买】不着了,也懒(得)再寄回去,你家属在这里缺粮,我就送给你吧。’我说:‘以前听你说,你舅舅经济困难,我也不空要他的粮食,做4元买给我吧,你再寄钱给他。’当时□□□说:‘送给你算了,不要钱。’说完就走了。以后,我就拿了4元钱给□说:‘不作买,就算我这4元钱给你舅舅。’这样老□就收下了钱。
现在检查,我实际就是买了粮票,直接违反了国家粮食政策和管理法令,这是我所犯罪行之一。”

再次交待我在四清运动中已主动坦白交待的几个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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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62年冬天,我从要卖给合作社的破旧胶鞋中捡了两双轻便鞋送到长沙用火补把鞋底补好后,拿回家去,一双给了我妻弟,另一双给了我地主父亲穿。

以上事实,说明了我站在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立场上,和地主阶级的父亲政治、思想界线不分,把敌人当亲人,以至拿公物给地主阶级分子穿,我这不仅是阶级观点模糊,而是完全丧失了阶级立场,这是我右派反动思想立场没有改造好的严重罪行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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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62年冬天,我轮休回家,回来时,因缺路费,在临湘便把穿在身上的一套九成新的工作服卖了,卖得拾伍元。
以上事实说明,我把国家发的劳保用品卖钱,这是投机倒把,变相盗卖公物的严重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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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0年时,因无工资(只生活津贴15元),衣服不够,我在仓库拿了一套半旧的工作服穿(要旧领新时交回的旧工作服)。
4. 58年由宁乡搬湘潭时,我拿了公家一个木箱装东西。

以上我所犯的罪行,虽然在四清中受到一定批判,党从宽处理了我,但我所犯的罪行是十分严重的,我衷心愿意再次接受革命群众对我的深刻批判,这是我没有改造好的右派份子的铁证,在这方面我犯了滔天大罪,我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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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年到64年来云南前所犯的严重错误。
“①.从59到62年,我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继续深刻认识和改造自己的反动思想错误做得很不够。具体表现在,我在59年到62年的4年多时间内,业余时间仍经常学农业知识,直到63年初才停止学习,我学农(业知识)的动机是准备下放回家后,自己有力气,有知识,无论是出集体工或种自留地都有好处。这实质上就是为资本主义思想个人打算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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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63年到64年,全国已开始大学毛主席著作,可是我不是集中精力和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而是分出了一部分业余时间,学习医药知识,我学医药知识目的完全是为了个人,即为个人及家庭防病治病。

image029.jpg③.从62年下半年到64年上半年一两年中,我先后写过好几次报告,要求调离供应科,不搞供应工作,去搞材料员或按【安】装(搬)运工。当时写报告的理由是,自己脾气态度粗暴,供应工作不适合自己的性格。
这是我不安心工作的表现。
从以上事实来看,我没有努力集中精力和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正是由于学习毛主席著作不够,头脑中毛泽东思想就不能扎根占优先,反之,我带来的资产阶级右派反动思想就不能得到彻底改造,一有机会就要发展,这就是我所以一再犯下新的罪行的根本原因,也是我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认真、不积极,确实是个没有改造好的右派份子的证明,这就是我应附【负】的最大罪行。
我向毛主席请罪。”

我所犯的不突出政治,业余挂帅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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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5年在宝顶和66年上半年在红山工作期间,我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宣传毛泽东思想,面向生产搞好物质供应工作,而是业余挂帅,在工作中死搬不合理的供应规章制度,在物质是实行管(按制度管)、卡(按条条卡)、推(有问题推给领导)。我这种作法,就是执行刘少奇修正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也是我资产阶级右派反动思想没有改造好的一种表现。
2.在工作中态度生硬,言语简单,平时很少作宣传解释,几句话不合,就和别人吵起来,总之,工作作风是十分恶劣的。
现在检查,作为右派份子的我,本来是应该老实主动接受群众的监管来好好改造自己,可是我却拒不老实,反而盛气凌人,态度粗暴,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从我不老实接受群众的监督改造这一事实说明,我确实是个没有改造好的右派份子。
3.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只会批评别人,讲别人缺点,很少作自我批评,并且不虚心接受别人批评,如我的切实资产阶级作风,别人批评,自己也知道错了,就是不改。总之是对人严,对己宽,对别人马列主义,对己自由主义,这样实际上就是抗拒了对自己的思想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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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年以来我所犯的罪行。
“①.从学习和开展大批判以来,根据我所犯的罪行是十分重大的,本来应该主动向革命群众交待自己罪行,交待自己反动的思想根源,老师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可是我没有这样作。思想上认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了很多重大罪行,是属于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是运动的重点对象,因此,思想上存在着等待批、斗,等待清理阶级队伍,但【到】时再作交待和接受批斗。就这样,我既没有主动交待自己的罪行,也没有积极揭发走资派的罪行(只搞了刘强两条)。我的这种错误思想和作法,实质上就是消极抗拒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是我所犯下的新的罪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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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人家庭成分是小土地出租,可是我以前所交待的却是中农或中农兼小土地出租成分,企图美化爱人家庭成分,这是我既不老实欺骗组织和革命群众的罪行,我完全愿意接受革命群众批判和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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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下半年,农业队服务班子有几次叫我临时顶班一天喂猪,我不服从分配,不喂猪,并说,“我家属在这里吃肉不到,我不喂猪。”其实,食堂在过节时还是分配了我家属的猪肉的,我这样说是不顾事实的谎话,完全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作怪,无政府主义的表现,这是我所犯的罪行之一,我向毛主席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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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大条第二小条。
“68年元月24号,我在班组会上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时说,‘以前我认为大联的血统论是比较严重的,一般认为凡是地、富、反、坏、右家庭出身的思想都不好,我是右派分子,出身又是地主家庭,因此,将来势必是重点对象’。当时就有同志指出我的话是错误的,我马上更正说,‘我说漏了子女二字,我的意思是说,血统论一般认为,凡是地富反坏右家庭出身的子女思想都不好。’
现在检查起来,我开始的检讨发言是错误的,如果革命群众不指出,我就不会更正,因此,我应该承认自己是放毒。肯定地说,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思想都不好。而血统论是指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而言。我把子女漏了,就把两者混为一谈,实际上就起了混淆阶级界线的作用,借反血统论为名,就包含为自己右派翻案的意思在内。以上虽然是我站在对自己错误思想的主动检查,但是毒
草就应该批判,我完全承认自己的罪行,接受革命群众对我反动思想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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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交待我所犯的罪行只有十二条。30多个犯罪事实,这些事实仅是我初步的交待。从我所交待的滔天罪行来看,已完全证实了我是个没有改造好的右派份子,充分说明了我是顽固地坚持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和地主、走资派同流合污,与人民为敌,我犯下了滔天大罪,我完全认罪,衷心老实地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并愿意接受任何应得的处分。我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请罪,向革命群众低头请罪。”
“为什么我会一贯反动,对党对人民不断犯下滔天罪行,现初步检查我的思想根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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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指示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①我出身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社会关系大部分都是官僚地主之类。父亲是蒋匪反动下面的一个科级伪官吏,我□□伪军官,他具有极强烈的地主阶级升官发财成名得利思想。由于他的影响,尤其是名利思想从小就在我脑子中扎了根。另外,我父亲作为一个伪官吏,他对劳动人民粗暴恶劣的态度和官僚命令作风,也从小深刻地影响着我。
由于剥削阶级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影响,从小就使我染上了严重的名利思想、恶劣态度、极端的个人主义等剥削阶级反动思想作风。
②.1949年我带着剥削阶级思想,参加了革命队伍,由于没有认真进行思想改造,在1954年因为无组织、无纪律、自由主义等错误,记大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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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年受处分以后,我不是认识自己的错误,改造自己思想,而是觉得在革命队伍中想提拔升官出名是不可能了。在个人主义思想支配下,我却打了另一个斜主意,从那时起,我身在革命队伍中,心却准备回农村去作田,幻想在农业科学上搞出个成就,成为农学家,同时也自己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单干致富,这样就可以名利双收。由于存在以上坏思想,从54年起,我就把业余时间完全放在学农业书上,对政治对业务不闻不问、不学,对思想的改造完全放松,这样就使我的反动思想进一步得以发展。54年后,农村完全合作化了,打破了我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初想,就这样发展到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不满和攻击,在58年终于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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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我之成为右派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历史根源的,这就是,封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思想影响,顽固地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抗拒放弃思想改造,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出发,妄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以致发展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罪行。这些罪行表现在写反动诗歌,和大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前已大概交待)。我就这样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对于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我是完全认罪,并且衷心愿意接受革命群众对我再一次进行深刻的批判,进一步把我的资产阶级右派反动思想批透、批臭,从而使我的反动思想永世不得翻身,永世不得翻案。
 ④.58年犯错误后,我虽然认识了自己错误思想的根子,但从个人主义出发,灰心丧气,认为自己这一辈子算是完了,没有坚决彻底改造自己的右派反动思想,重新作人的决心,背着严重的悲观思想包袱,在工作上,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想法,个人主义、名利思想、仍未彻底铲除,依然准备回农村,幻想在农业科学上能搞出一点成就,生活虽差点,但一家能团圆,由于存在早点回农村打算,因此,从58年反右后到63年上半年在业余时间内仍经常学习农业书籍。一个人头脑,不是毛泽东思想占领,就是反动思想占领。从58年反右后到63年,在业余时间,我既然经常学习个人主义的一套,自然毛主席著作学习时间就很少,就不能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我头脑中的右派反动思想就会抬头发展,这样就形成了我在62年所犯的拿公家旧鞋给地主父亲穿和卖国家发给我的工作服的严重罪行。我所以再次犯罪,就是我仍旧坚持资产阶级立场,抗拒思想改造的必然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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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64年以来,我虽然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但也不是集中(所有)时间,刻苦认真学习,而是分出了部分时间,但存在着很大问题:
①.没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来学,也就是没有真正做到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②.在平时,我对于学习和思想改造是采取的自由主义态度。对人严,对己宽,平日只会批评别人缺点,从不作自我批评,更没有主动老实虚心地接受革命群众的批评和监督,而是盛气凌人抗拒群众对我的批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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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一文中,就提出了单纯军事观点,认为军事好,政治自然就好这一思想错误。由于(自己)资产阶级思想的存在,长期来,我只是埋头搞业务和生产,单纯生产观点一直存在头脑中。表现在对于如何突出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使自己思想革命化抓得不紧,对国家大事,对革命也不关心。思想上长期存在着生产搞好了,就会少犯错误这一十分错误的思想,使我放弃了思想的改造,走上犯罪道路,就是单纯军事观点的翻版。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
由于我不突出毛泽东思想,单纯生产观点不老实接受群众的批评,所以我思想中原有的资产阶级右派思想,始终得不到彻底的改造,能有空子保存下来,因此,文化大革命中我重新犯下了许多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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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由于自己一贯不突出政治,没有认真做到用毛泽东思想不断地改造自己,所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使其严重的存在。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斗私批修’,可是我却对抗了毛主席。如我在‘大联’退进退出,便完全是从个人私字头出发,把群众组织当作防空洞,保自己过关,使自己反动罪行不被批判,我这实际上对抗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质上就是违背了毛主席教导,破坏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我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堕落到反革命的泥坑内。又如,我为了接家属来队,不惜和走资派勾搭借钱,在思想上与走资派同流合污。为了家属住房,我不惜用公家材料做私人住房,这就浪费了国家物资。家属来后,为了生活过得低些,便又非法买粮票40斤,买议价粮,走上了违法的犯罪道路。又如从个人利益出发,把妻弟接到队上来准备学钳工,这就直接违反了毛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教导,像以上类似罪行是很多的(欠前段罪恶事实交待)。这些都是由于我的资产阶级极端的个人主义反动本质没有改造好,发展到犯罪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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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
由于我的资产阶级右派反动思想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由于我的反动阶级本质决定,所以犯下了为右派翻案的新罪行。58年反右后,一定期间内,虽然表面上是承认了自己罪行,但是时间一长,没有改造好的反动的思想是不甘心失败,一有机会,就会兴风作浪。表现为,以前谈学农业为名,影射为自己右派翻案,以自己脾气态度不好为藉口掩盖自己右派反动思想罪行的根本实质。此外,由于思想上没有老实认罪,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右派思想的反动丑恶,以致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接连重新犯罪,这都是右派翻案的表现。从以上可以看出,我犯下右派翻案罪行,而是由于我没有切实用毛泽东思想改造的反动思想,加之年时【把】没有很好地接受革命群众的批评监督,以致右派反动本质一直没有改造好,就使我要犯下为右派翻案的滔天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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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综计我犯罪的思想根源是:
1.封建剥削阶级出身的思想影响。
2.长期一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没有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3.自由主义,不老实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改造,抗拒了思想改造。
4.长期来搞个人主义一套,私字第一,公字第二,放弃思想改造。
总之,我犯罪的根本原因完全是内在原因,我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对抗思想改造,正是由于这种反动阶级本质的存在和发展,就决定了我不断犯下新的罪行。
以上是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思想根源的初步交待。对于我的犯的罪行,我完全认罪,忠心老实地接受革命群众的革命大批判,心甘情愿接受应得的处分,我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请罪,向革命群众低头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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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我的出路是:
①.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做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重新作人。
①.狠批自己的资产阶级右派思想。
②.永远老实认罪,永远老实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监督,不断改造自己。
以上是我的初步检查。
我向毛主席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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