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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周扬为起草四次文代会报告的提纲

--作者:徐庆全

发现并求证这份提纲

某日逛旧货市场,在一卖旧书的摊上,一份档案资料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份资料共7页,写在16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稿纸上。从字迹上看,应该是周扬的亲笔,但从内容上看,却又比较凌乱,一时看不出头绪,初步断定这应该是周扬的一个报告或文章的提纲。

征得摊主的同意,我在旁边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来,仔仔细细地阅读了几遍后,狂喜之情油然而生:原来这是周扬为第四次文代会所作的报告写的一个提纲!

第四次文代会是1979年10月底到11月上旬召开的,是标志新时期以来文艺界拨乱反正的第一次盛会,因而以文坛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而载入史册。“文革”后复出的前中宣部副部长、文艺界巨头周扬在会上作了《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主题报告。报告洋洋洒洒两万多字的篇幅,对建国30年来的文艺进行了全面的总结,论述了党在新时期文艺政策和文艺发展的若干任务,是文艺发展史上的一篇重要的文献。周扬这份珍贵的手写提纲,不但对于梳理报告的起草有重要的价值,而且也是研究周扬乃至新时期文学的重要资料!

与摊主几番讨价还价买下后,我立即与周扬的女儿周密联系。虽然我相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很愿意得到确证,于是直接带着它到了周密家。周密说:“这份资料是周扬的手迹是无疑的,但是不是为准备四次文代会报告而写的提纲,我不是文艺界人士,连父亲的报告都没有看过,不能下断语。这方面你是行家,你断定了这个报告的提纲,我想也不会错。”不过,周密倒是给我讲述了她所了解的周扬起草报告的情况: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说起要作这个报告的事情,是在【1979】1月份左右。一次陪他散步时,他谈起了文艺界正在筹备的文代会,也谈起了筹备小组成员之间的争论。从成员之间的争论,他谈到了文艺界的整个状况。父亲说,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一些人由于认识上的迟缓,落伍也是正常的,争论也是正常的,关键要进行切实的引导,使那些落伍的同志赶上时代的潮流。文代会已经19年没有开了,文艺界是热切盼望这次大会的。我们这次大会,不但是一个鼓劲的大会,还是一个总结经验教训的大会。如果不对建国30年来的历史进行总结,不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潮流进行引导,这样的大会会让很多人失望的。耀邦同志决定,要由我搞一个大会报告。这样的考虑是正确的。
父亲不是照本宣科念报告的人。虽然有人帮他起草,但思想还是他的。从这一点来说,他写出一份提纲向起草小组谈自己的思考,也是正常的。另外,父亲对于报告的准备很认真,总要自己修改,有时候会把人家起草的稿子改得只剩下标点符号。一个大报告,往往要折腾他很长一段时间。起草文代会报告时,父亲已经71岁了,这样一个岁数了,还多病。我劝他不要承担这个任务。父亲说,我身体是不好,可我们国家也是重病初愈、百废待兴啊。小平同志要我管管文艺界的事情,我不能不做啊!

按照周密的说法,这份提纲应该是写于1979年7月份。周密最后说:你应该去问问露菲,她当时是这个报告的“抄写手”,每一稿都是她抄写的,也许她知道。

我找到当年担任周扬秘书的露菲。她仔细看了资料后,同意我的判断,也同意周密的提纲是在7月份写的说法。她并回忆了周扬准备这份报告的情况:

周扬同志代表一个方面的讲话和大的报告稿,开始都是请几位同志帮助起草。周扬同志在未写稿以前,先请同志们“务虚”,听取意见再加以思考。他也将思考结果讲给同志们听。这份提纲应该是他为与起草小组谈话准备的。对待文代会这样的大报告,周扬同志非常重视。那一段时间,他经常找人来聊天,了解情况,进行思考。写作小组成立后,他多次与小组的同志“务虚”。初稿出来后,他除了分送给有关同志修改外,自己也从头到尾进行修改。报告稿前后四稿,每一稿他都多次修改,直到作报告的前一天,还在改。有时候还连续熬夜。70多岁的人啦,哪能受得了。有一天,我看到他累得连脚步都站不稳了。那种思想上劳累紧张的滋味,我想只有做学问的人才会有体会。

现今留存下来的报告稿的修改记录,周扬那不易辨认的小字,在每一稿上都有,露菲此言不虚。不过,从报告修改记录来看,每一稿都是露菲抄写的,但露菲却谦虚得连提也不提。

关于这份提纲

现将这份提纲照录如下,以供文学史研究者参考。

总结经验--三十年正反两方面,不是为总结而总结,而是为了解决当前和今后的实践问题,为了推进当前的工作,使之更好地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需要。

三十年的经验是和丰富的,又是很复杂的,中间经过了重大的历史曲折。总结不是容易写的。我们只能总结我们今天所极【急】需总结,而又能够总结的问题,大多数人所关心的,而又能为大多数人所同意的问题,求同存异,促进团结而不是防【妨】害团结,鼓气而不是泄气。

用什么观点总结?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不是教条主义,要【实】事求是,要有自我批评,要寻找出规律性的东西。解决方法论的问题。

实事求是,就是要把事物放到历史条件中去认识,当作一个发展过程来认识,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不要把今天我们所能认识的东西,认为过去也能认识,认识总有局限性的。同时又要从今天已能达到的认识高度来回顾过去,批判过去。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而是历史唯物主义。

总结经验,经验就是我们经历过,作过的事。我们作了许多事,有好事,也有错事,蠢事,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错事,蠢事,是免不了的。我们这些人,都是过渡时代的人物。不能认为林彪、四人帮反对了我,打倒了我们,我们就都对了。我们被打倒,也有我们自己的错误,当然,没有错误,他们也要打倒我们,因为他们是敌人。

总结经验,也要从过去的经验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规律是不容易认识的,按规律办事,也不容易。所谓长官意志,就是不按规律办事,迟早要受到惩罚。经济工作也有经济规律,文学艺术也有文学艺术的规律。总结经验,就是要帮助我们认识规律。有一种错误说法,“【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规律,你还要去讲什么规律,那就是搞修正主义。“讲话”“够我们用一辈子了”。“讲话”曾经是,今后还是指导我们文艺工作的指针。“讲话”讲了文艺工作的规律,但重点是讲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没有充分展开讲艺术创作本身的规律。而且“讲话”到现在有三十多年了,情况有很大的变化。我们要在“讲话”的基本精神指导下研究新情况、新问题,重新探讨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规律。我们要研究文学艺术的共同规律,也要研究中国革命文艺、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共性、个性、绝对、相对,是辩证法的精髓,不掌握它,就是抛弃了辩证法。反对研究规律,就是抛弃辩证【法】,就是提倡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所以我们强调重视文艺规律。

1、对三十年如何估计?

对历史的评价,永远会有分歧,一万年也会有分歧,我们要求有比较合乎客观实际的比较科学的评价,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这种评价只会越来越正确,越来越科学。而且可以抛弃一些个人的主观的情感的因素。

总结三十年,要讲三十年代,要讲世界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历史,毛主席反对讲文艺不从五四而从讲话讲起,是有道理的,这就是叫做不能割断历史。

三十年,大体分为三段。总观三十年,我们的文艺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无可否认的,也是争议不多的。分歧之点,是十七年,甚至三十年代,有没有一条左的路线。
文艺路线和政治路线有从属关系,有强烈影响,但不能等同,对文艺作品,不要用左倾、右倾教条主义、修正主义这类名称。

十七年并没有一条左的路线,有主席、总理在。但从我们从领导思想的角度讲,有过左的错误,也有过右的错误,左的错误是更多的。我这个人就是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多。

对开国以来,历次文艺思想的斗争,如何估计?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它的意义何在?它的缺点错误何在?不能因为是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就认为一切都对,但首先要肯定他们的意义,不只是文艺上的,而且是整个思想政治上的。也不能因为主席搞的,我们就没有责任。

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要不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马列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文化要不要占领阵地?资产阶级思想,包括学术思想要不要批判?要不要肃清其他,开辟道路。

缺点错误,一是不适当地采取行政手段运动方式(苏联,我们),效果不好。二是理论上的简单化、庸俗化,左的教条主义。政治性多,科学性少。(在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上,现实主义问题上)批左,也有简单化。右的错误,主要是容忍错误的东西。原因,一是历史条件造成的,一是自己的责任。(对“全民文艺”、“文艺八条”的看法)。

两个批示,评海瑞罢官、“纪要”,是林彪、“四人帮”为篡党夺权,利用了文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从文艺方面打开缺口。“文化大革命”前,所谓“假整风”的过程。

林彪、“四人帮”统治的十年,是推行极左路线,是实行文化专制主义。但也不是一片空白。毛主席还在,周总理还在。林彪、“四人帮”也不能完全得宠。特别是革命群众(包括文艺工作者)识破了林彪、“四人帮”的阴谋后,他们进行了抵抗,没有屈服。对所谓样板戏,也要一分为二,文艺改革还是需要的,现在也还是需要的。

天安门诗歌,也是从文艺方面打开缺点【口】,敲了“四人帮”的丧钟。历史就是这样无情。

2、对当前文艺形势的估计。

文艺工作的新气象。还不能说是文艺复兴,但预示了这种复兴。不但突破了“四人帮”,也突破了十七年。应当充分地加以肯定。第一肯定,第二引导。

主要不是混乱,而是活跃。伤痕文学不等于感伤文学。

不是彷徨的一代,而是思考的一代,战斗的一代。

现在的问题【是】领导落后于形势,理论落后于创作。

要解决一些理论问题,政策问题。

政策问题,首要的、最重要的【是】“二【双】百”。其次,还有电影、戏剧、文学出版、农村文化工作等项政策。

关于写历史题材,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美化就行,怎样才算不美化?当代人要不要反映当代生活,回答当代问题?现代题材难写,关键是政策不好掌握。

不考虑艺术上如何创新,只考虑政治上如何保险。

所谓写“向前看”的题材,滥用“团结起来向前看”的政治口号于文艺,乱分什么“向前看”和“向后看”文艺,不一定都是诉苦,而是要总结经验教训。

群众把看戏叫宣传,看传统戏才叫看戏。

人性论与描写人物性格,表现人物命运。

客观总结三十年,回顾历次文艺界斗争,重点讲明当前的政策。

没有四月的鲜血,也就没有十月的胜利。“四五”运动是实现四化的起点线,满目疮痍的民族就要起飞了。

对四平八稳的作品,无所谓“放”的问题。“放”是指有棱角,有新意的冒风险的作品。

“文化大革命”十年,好比桥身,五七年后的十年,则是岸上与桥身相连的引桥。

“四人帮”在文艺上究竟搞了一条什么路线?文艺是忠于政治还是忠于生活,是忠于理论还是实践?

三种:一是真实的文学,二是粉饰生活的文学,三是瞒和骗的文学。

柳青说:“我们革命作家写作时,永远不要忘记认真考虑三个问题--我看见的是什么?我看得正确吗?我写出来对人民有没有利……我们要努力观察得更深刻,表现得更准确,使我们的作品对人民的教育意义更大一些”,(谈谈生活和创作的态度)

服从于无产阶级的政治,只能是阶级的政治和群众的政治,而不是服从于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使文艺脱离人民群众,去服从“少数政治家的政治”,就很可能要和错误路线搞到一起去,甚至变成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作家和艺术家,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去服从‘少数政治家的政治’,那就很可能和错误路线搞到一起去。这样,我们就有可能看见那个令人厌恶的东西--文艺界的宗派主义。(柳青“对文艺创作的几点意见”)

柳青把无产阶级政治理解为“党的正确路线、政策和方针”。他说,“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艺术,我理解就是要经过正确的政策和方针集中地表现出来。假如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我认为写革命历史小说,不顾各个历史阶段具体的政策和方针而写阶级斗争,这是一种我所不能理解的艺术方法。”

柳青:“生活是创作的基础”:“难道一个人不懂得生活,就懂得政治了吗?总得先懂得生活,然后才能懂得政治。脱离生活,那政治是空的”。

柳青:“怎样评析徐政霞”:“不应该抛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片面地配合某个时期社会政治的中心任务来分析形象。在某个时期看来是正确的,但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看就未必是正确的,相反的,在广阔历史背景上看来是正确的,但在某个时期可能被认为是错误的。这一点在文学活动中并不缺乏这种现象。”

“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的斗争形式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恩格斯《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记>》第三版序言)

“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基本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抓出规律性来。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列宁《卡尔.马克思》)

创作最不能有框框,有公式。两结合也不应成为“公式”。
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断变革不断发展的,而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所以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也不能有一个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方式。

恩格斯多次说,在他和马克思的著作中,因为当时重点放在经济基础上,而对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强调得不够,忽略了各种思想领域有相对独立的历史发展,即一定的历史连续性,忽略了它对基础所能起的作用,这就是说因为内容而忽略形式,并为此而对自己做自我批评。

文艺对政治的影响所以有三种:一促进,二促退,三不进不退或有进有退。

每一时代的每个思想领域,都是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发展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

“绝对的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也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恩格斯。

这份提纲虽然有些凌乱,但大致还是可以看出周扬对报告的最初思考轨迹:周扬思考的重点在两方面,一是总结文艺界建国30年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经验教训;一是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否定“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抛弃延续多年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出新的解释和论断。与后来成稿的报告相比较,这两点也是报告论述的重点内容。

 

选自《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感谢作者同意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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