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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关于臧克家《忆向阳》诗作的争论

--作者:徐庆全

1979年2月14日,著名诗人臧克家就姚雪垠对自己的诗集《向阳湖》的批判,给时任中宣部顾问、“文革”前17年文艺界的主要领导者周扬写信,要求他关注这一情况。《忆向阳》是1978年3月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之所以有“忆向阳”的定名,是因为诗写的是臧克家在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三年劳动的感受。诗集能出版,出版后还先得到好评,稍后又得到如臧克家在给周扬信中所提到的结果:姚雪垠给予不留情面的批判。这一过程本身,折射出“文革”后政治转型期间文坛的一个重要现象。现将这封未曾公开发表的信转录于下,并结合相关材料予以解读,以给研究臧克家的学者提供材料,给解剖转型时期的社会提供一个标本。

臧克家致周扬信

周扬同志:
最近期间,听到您几次讲话,真挚、热情、思想解放,使我受益较多。从三十年代起,我就追随您的领导,赞成国防文学,并加入文艺家协会,文化大革命中挨批。
我今年已经74岁,由于在干校受到锻炼,身体较前大好,努力写作,今年将出版五六本书。学到老,写到老。
前几天听乔木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文艺界加强团结,并希望随时汇报情况。现在,我向您说一些我了解到的情况:
(1)“争鸣”是百花齐放的要求,但也有人把“争鸣”搞得有点像“争名”了,一言之差,意义天渊。姚雪垠同志最近写了两篇文章,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在去年12月号“诗刊”上为文批了徐迟同志,文中漏洞极多,甚至把闻一多先生的诗句说成我的,加以“雕琢”的指责,态度高傲,盛气凌人,不在讨论问题,而在训人,打击人,徐迟同志看了十分生气,读者也大抱不平!他又在今年一月号“上海文学”上大批我的诗集“忆向阳”(我曾奉寄您一本),不谈内容,专事人身攻击,政治侮【诬】蔑,说我“为四人帮涂脂抹粉”,用心不良,令人气愤。中央正号召团结,有人竟为了个人争名目的,横扫一切,唯我独尊,如此发展下去,不利于文艺事业,非搞得四分五裂不可。姚雪垠同志与我相交卅年,他的作品,我不满意,一再苦心规劝,竟惹的他以此报复。请您注意到这一点。冯至同志对此也甚为不平。
(2)过去不少同志,横遭压害,被划成“右派”,而今得到平反、改正,万众欢腾,同行都高兴。这些同志中也有些人,满腹牢骚,对过去曾经批判过自己的同志,心怀不满,弄得纷纷芸芸……。
(3)艺术上的不同风格,可以成为“流派”,这是自然现象,但“流派”不要搞成“宗派”,不是说现在已有此事实了,请注意到这一点!因为文艺界关系复杂,对文艺见解不尽相同,各有友朋,各有同好,搞不好的话,不利于团结,不利于文艺发表【展】,不利于团结一心,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以上三点想法,从观察中得来,从亲身感受得来,您对人对事诚挚热情,又是我的老领导,故敢陈情,供您参考。不对处,请您指出、批评。
本想访您谈谈,听说您极忙,故以函简代晤面。
我一切极好,愿为文艺事业尽个人一份力量。
握手!
克家上
79.2.14日
住:东城赵堂子胡同15号
    电话:557607
您如能抽出时间约你【我】去您处谈一小时,当然更感激了。我自己是有错误的,我也被迫写了“批邓”的文章,在“诗刊”会上作了检讨,“诗刊”编辑部公开发表了声明,承担了全部责任(许多同志均被迫写了文章),在政治情况复杂的时候,个人水平低,一时分不清是非。但对“四人帮”的痛恨、怒斥,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拥护与热爱,是明确的,坚决的。这一点,组织上,朋友们都清楚。
又及
我的这封信,只供您参考,希望不外传,免得惹出更大的纠纷。

《忆向阳》出版与引起争论的背景

臧克家于2004年走完了99年的人生历程。权威媒体发布的报道中,罗列了他一生出版的诗集目录,却独把《忆向阳》诗集给舍掉了。之所以舍掉,概因为该诗集是以“文化大革命”期间“五七干校”为背景写的。

一个人历史的书写,是与时代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具体到臧克家而言,《忆向阳》的创作,也是他紧密结合时代的产物,是其创作历程中的一部分。从对臧克家的创作研究来说,舍掉这一部分,无疑使其创作历程有了一个空缺;而从大的历史来说,舍掉这一部分,也使人们在追述“文革”后文坛回春历程中失掉了一个具体的标本。

作为在历史上一个特有概念的“五七干校”,发轫于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一封信,也就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所耳熟能详的“五.七指示”。信中写道:

军队应该是一所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一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只要有条件,也要这样做。

毛泽东的这封信,由林彪转呈中央,并于当月15日全文转发全党。在转发通知中说:毛泽东这封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同年的8月1日,也即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的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全国都应当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将这封信的基本精神向全国公布。社论评价说:“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种经验,研究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创造性地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的答案。”这个被毛认可的社论表明,他决心以政治强力即变本加厉的阶级斗争,来实现他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模式。《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把各行各业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口号也响彻全国。伴随着这一口号,农场、学校、干校等都贴上了“五.七”的标签,走“五.七”道路成了时髦。

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为纪念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个农场,把机关干部和所谓的“走资派”送去劳动改造,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9月29日,《人民日报》总编室编印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汇编》第628期中,登载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毛泽东读后,翌日给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的姚文元写下了这样的批语:“此件似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因有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正式提出了“五七干校”这一概念。该文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批语的主要内容。10月14日,《人民日报》又登载了柳河“五.七干校”革委会的《灵魂深处的一场大革命--创办柳河“五.七干校”的基本体会》一文。与此同时,甘肃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一文,对此事作了详细的报道。此后,“五七干校”在各地兴办起来,大批干部被下放到这些所谓的“学校”劳动、改造。

也就是在这一风潮中,文化部在湖北咸宁向阳湖建立了自己的干校,6000余名来自首都的文化界人士,甚至包括了冰心、冯雪峰、楼适夷、沈从文、张光年、周巍峙、臧克家、张天翼、萧乾、孟超、陈白尘、王冶秋、冯牧、李季、郭小川、严文井、王子野、陈翰伯、司徒慧敏、李琦、金冲及、王世襄、陈羽纶等一批大师级的人物,来到这里。因为它是文化部的干校--既然“文化大革命”大革的是文化和文化人的命,那么这6000余人便最终不分彼此地都成了革命的改造对象。

在这里“战斗了”--借用当年流行的词汇--3年的臧克家,留下了这部《忆向阳》诗作。

臧克家心中的向阳湖

近年来,由于湖北咸宁人李城外的努力,对于“五.七干校”的研究,引起了学者的注意, 对于“干校文化”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一些研究者首先关注的是人们开始进入干校时的心态。比较一致的意见,可以用陈虹的话来概括:“应该说此时每一位天真的知识分子,在没有亲口尝到这个‘梨子’的滋味之前,无一不是抱着欢悦的甚至是迫不及待的心情在眺望着它”。在厌倦了京城内的“文斗”或“武斗”之后,这些文化名人们开始基本上把去干校当成了“避难所”。 不过,在经历了“从不觉悟到觉悟的过渡型文化心态” 后,在大多数人的心态中,干校就成为另一块迫害文化人的狰狞之地了。

也有例外。陈辽将干校人的文化心态作了具体分析,他所指出的第五种心态,就是这个例外:

其五,也有很少数一部分同志,他们在干校“解放”较早,干的劳动较轻微,离开了政治气氛压抑、沉闷、缺少安全感的北京,来到咸宁,顿觉天地开阔,因此对干校生活颇为习惯,在向阳湖写了不少诗篇。这可以臧克家为代表。臧老在民主革命中和“文革”前十七年写过不少优秀诗作,也没有什么历史问题,又不是当权派,所以较早就“解放”了。在干校里,他基本上是干些看菜地的轻活,所以他在返京后写下的“忆向阳”诗篇,田园诗的风味十足,和干校实际上的严酷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就臧老本人而言,他的感情是真实的,但就揭示干校的实质来说,他这些诗是反真实的,干校怎么可能是诗中所描写的那么美好的田园呢?不过,不管怎么说,臧老的文化心态对某些问题不大、劳动负担不重的干校学员来说也是有代表性的。臧老的夫人郑曼同志对《忆向阳》这本诗集作了解释:“当时我们的觉悟程度没有那么高,并没有觉得干校是极左。只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抱着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的态度下去”;“所以这些诗并不是作出来的,确实是从心底流出来的。”(《九十依然忆向阳--老诗翁臧克家访问记》)因此,这种文化心态的产生也是可以理解的。

臧克家的“感恩”心态是真实的,张光年在他的《向阳日记》里记下了这样一件事情:“(1972年9月14日)下午臧克家来报喜讯,说(他的)历史问题是维持了1956年结论;还准备让他回京养病。他说很受感动,哭了一场,写了十几封信通知亲友。” 干校留给他的终于成了田园牧歌般的情调以及“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的感受。

“依依恋恋”、“几步一回头,泣不成声”离开干校回到北京后,臧克家仍然沉浸在这种感受中不能自拔。“人,回到了北京,而心,还在咸宁”。所以,臧克家“时常回忆咸宁”,甚至“做梦也梦到在微雨中插秧”。这样“酝酿、积蓄了二年的情愫”后,1974年12月25日,臧克家拿起笔来写了《忆向阳》组诗中的第一首,到1975年4月8日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写出50多首。
 
诗言志,而其志也应让诗友分享。臧克家在写作过程中,陆续将完成的诗篇分送给友人。其中,看得最多的大概是他三十多年的老朋友--著名作家姚雪垠了。

不过,想来臧克家也没有预料到,这些诗竟然让他与姚雪垠三十多年的友谊画上了句号。

姚雪垠给臧克家的一组信件

在1975年的环境下--这一点是必须强调的,姚雪垠接到臧克家陆续寄来的诗,不但认真读了,而且字里行间对老友提出了鼓励。有他给臧克家的一组信件为证:

1975年1月11日,姚雪垠在给臧克家的信中写道:

你近几封信中寄来的诗,我都细读了。你的绝句胜于律诗。回忆五七干校生活的小诗,或五绝或七绝,都不错。这些小诗都很自然,清新,完整。所以写得好,只要是有生活体验。
  
同年1月20日,姚雪垠给臧克家写了一封长信。先谈到他对臧诗作感受:
                        
你这次寄来的六首绝句,我都读了数遍,颇喜“微雨插秧”二首。情义甚佳,清新,自然,圆熟。宋朝有些诗人(如杨万里、范成大)在这类小诗方面,曾达到相当高的成就。另外几首,有逊于此,但亦各具优点。“夜出工”一首,你自己喜欢“摩肩不识面,但闻报数声”。但是这两句诗,你分明在不觉中受了王维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影响,情味不如王维原诗。“喜奔干校”诗有“壮志学农耕”一句,你在“壮志”一词下,注了“投笔”一词。目前“壮志”用的较熟,反觉空泛。且到五七干校去的高级知识分子,“投笔学农耕”是真,说是“壮志”也不完全真实。“黑金”一首,反映生活真切,诗味稍薄。“向阳湖”一首,“水色韶光两茫茫”之句,虽然你自己较满意,但我有点另外看法,也没有十分把握。向阳湖如系荒湖,改作稻田,当然很好。如非荒湖,养鱼种藕,其经济收入,大于种稻,“荷花换作稻花香”,未必值得歌颂。想未必是荒湖,但在诗句中却没有反映出来,你如追求“荷花”“稻花香”二词组成一句诗的形象美,反而“以词害意”了。

信中接着谈到应该如何反映“五七干校”生活的问题:

我已读了你好多首反映五七干校生活的小诗,希望你继续写下去。我已经说出过我的整个印象,即肯定这些小诗,但又觉得深度不足。我也明白你不会同意我的“深度不足”的评语。我想象我们这一类知识分子,五七干校生活有许多是触及灵魂的,有痛苦,有后悔,有新的觉悟,有痛苦后诞生的勇气和希望。但你把这一类复杂的感情,都在诗中排除了。只写几首反映劳动的愉快,当然很好,读的人不会有感情不深的感觉。许多首都是一种情调,放在我们这个时代看,就内容浅了。至于如何反映这一代知识分子在改造过程中的深刻感受同时,又思想情绪健康,这样的诗在写作上要难一点,但是写好,较有深度也不流于仅仅赞颂劳动生活的愉快,反而能更深刻地反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五七道路上的真实感情,会更有力地歌颂毛主席所指引的五七道路。

姚雪垠对臧克家诗作的主题有自己的看法,这看法,是以要能够“更有力地歌颂毛主席所指引的五七道路”为立意而提出来的。换句话说,姚雪垠认为臧克家没有在这一立意的基础上,写出“五七干校”“触及灵魂”的感受。

同年2月1日,姚雪垠收到臧克家寄来的十首诗作。阅读完后,11日晨再给臧克家复信,谈及读后感受:

我比较喜欢的是:《工地午休》、《场院午餐》、《欣逢干校战友》三首,七律《放鸭》,你虽然用了苦心,但我仍不满足。律诗最全诗八句中,应有两联或至少一联对仗工稳,音节铿锵。倘能概括力强,有深度,更好。至少是对仗工稳,显出作者功力。“放鸭”未能达此要求。颔联“春逐芳茵如行旅,夏奔碧水似划船”,乍看不错,但经不住推敲。“芳茵”对“碧水”,“行旅”对“划船”,均未工稳。腹联“呀呀呼唤口舌燥,默默凝眸伞影圆”,虽经你苦心修改,我认为尚未成功。“呀呀”对“默默”,“呼唤”对“凝眸”,“口舌燥”对“伞影圆”,都不工稳。“口舌”二字是仄声,平仄不合。“小黑”一诗,写你在干校养的狗,虽然生活趣味颇浓,但毕竟是小趣味,正是我辈应该竭力回避的东西。
                                                
3月11日,在读了臧克家《晚收工》一诗后很赞赏,认为“情致意境均佳,技巧亦甚喜人”。3月22日信中,认为臧克家“寄来的三首诗,都不错。‘大野四面沉,头上一灯悬’二句颇佳”。11月23日信中,认为臧“写干校生活的较有韵味”。11月29日晚信中,认为“几首诗写得不错,而那首五绝尤胜,风格上有唐人味道”。

1976年来,臧克家将修改成熟的诗作分送一些报刊发表。×月号的《北京文艺》发表了《×》,×月×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向阳湖,我深深地怀念你!》。姚雪垠读到后,1976年8月13日,再次给臧克家来信予以鼓励:

你在“北京文艺”上发表的诗,很好。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那首诗也很不错。老年能写出好诗,感情如此饱满,颇为难得。

在分送友人征求意见的基础上,1975年8月,臧克家将有关“向阳湖”的诗作五十七首(暗合“五七干校”之意)汇集在一起,装订成册,继续分送友人征求意见。据姚雪垠后来给臧克家的信中说,他对老友的这一举动曾予以劝阻。理由是:当时“四人帮”到处抓“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回潮”的典型,抓“阶级斗争新动向”,姚非常担心臧为此事惹祸(详见下文)。不过,臧克家并没有听从姚雪垠的劝阻。

臧克家除了将诗集送给姚雪垠外,他还送给了张光年和冯至等人。张、冯对臧的诗作给予了积极的回应:8月31日,张光年作《采芝行》,表达自己“喜读向阳诗”的心情;9月3日,冯至作《读<忆向阳>二首》,赠臧克家,对诗作予以褒扬。

诗集出版后的风波

大约在1977年9月,北京人民出版社向臧克家索要这部诗集,准备正式出版。 经过半年的时间,到1978年3月,《忆向阳》面世。

在这一段时间里,形势在发生着变化:伴随着揭批“四人帮”的几个“战役”,人们越来越多地反思“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对当年建立的“五七干校”,有人就提出了质疑。北京人民出版社有的同志就认为,《忆向阳》中有些诗美化了五七干校,不想出版。当然,也有的同志不赞成这样的意见。所以,1978年1月27日下午,该社特意派编辑邵焱专门来找张光年,征求《忆向阳》能否出版的意见。尽管张光年认为,这些诗显得太天真 ,但他还是认为,臧克家的情况不同,看法不同,他的诗作是“出于真情实感”的,认为可以出书。张光年的意见被采纳了 。

《忆向阳》问世后,半年的时间里,没有听到什么不同的意见,倒是几份主要文学刊物进行推荐。《十月》1978年第1期发表了《忆向阳》序言;《文艺报》1978年第4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推荐文章。

而在这半年的时间里,形势依然在突飞猛进的发展,伴随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深入,拨乱反正的步履在加快,尤其到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相继召开,思想解放的潮流形成浩荡之势。一向被称之为“政治晴雨表”的文学界,其回春的历程也与中国的政治气候相伴随,以其独特的作用,推进着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伤痕文学”清算了建国后的历史政治运动;对文艺理论的探讨开始了否定“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先声……。在这一过程中,大约姚雪垠也觉得自己应该表示点自己的思考或者态度,因而就有了臧克家在给周扬信中所提到的举动:先是在《诗刊》12期上撰文批著名诗人徐迟,继而在1979年1月出刊的《上海文学》上以《关于<忆向阳>诗集的意见--给臧克家同志的一封信》为题批臧克家。

因为这封信引起了臧克家的愤怒,还因为这封信也可以作为解剖文坛拨乱反正时期的一个标本,所以,这里把信全文引在下面:

克家兄:
大作《忆向阳》收到后即读一遍,早就想给你写信谈谈我的读后意见,都为每日工作紧张,腾不出写信时间,而三言两语的应酬信是不必写的。
你的这些诗,从你开始写就陆续寄给我看,后来油印成小册子又寄给我看,所以我较熟悉。如今再看诸诗,感到你确实费了心血推敲,在技巧上比原先更加纯熟。
我一向热情地派往你写出好诗,为我国的诗坛做出重大贡献。一九七三年夏天,接到你的照片,当即赠你一首七律,有两句是:“纸上青春留烙印,山头翠蔼待丰碑。”可见我对你抱着高的期望。正因为我是这样期待你在晚年的新贡献。所以对《忆向阳》诗集的成就并不满意,这一点你也许猜到。一九七五年我看了你的这些小诗,除在艺术上提一些意见外,特别提了两条重要意见。第一,我说的你的这些诗没有反映五七干校的生活实质。你回信批评我不懂得“中央精神”。在当时的环境中,我不敢就这个问题更多地、更直率地谈出我的意见,不曾同你争论。第二,我认为你没有写出来从旧社会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改造思想的必要性和艰苦性。你回信说你在旧社会吃了苦的,意思是说你不需要像别人一样改造思想就已经无产阶级化了,所以你在写五七干校生活的诗中只有愉快的劳动,愉快的学习,并且对于林彪和“四人帮”将大批老干部和各种专家、知识分子不管老弱病残强迫轰下去进五七干校劳动这件事,你和别人的心情不同,竟是“号召一声响,五跃出都门”。
对于你给我的回答,我不能表示同意。我确实不懂当时的所谓“中央精神”,但是我对于利用毛主席关于五七道路的指示搞五七干校也好,强迫全家下放、名曰之插队落户也好,完全证明是不利于党也不利于国的做法。当我们为《忆向阳》诸诗来往通信时,林彪的罪恶早已暴露于天下;“四人帮”的罪恶虽未彻底暴露,但是他们那些祸国殃民的行事已经昭昭在人眼中,引起广大干部和群众在私下咬牙切齿。关于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在中央有以毛主席和周总理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斗争,加上广大干部的不满,原来林彪、“四人帮”搞得那一套在大换班思想指导下的“干部下放”办法已经行不通,大多数原设的五七干校已经结束,新的五七干校改变为定期“轮训”性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你总该承认吧。如果林彪和“四人帮”所搞的五七干校是那么好,为什么会不得人心,不得党心,非取消不可?
我也是从五七干校回来的,对于林彪和“四人帮”搞的那一套为篡党篡国而流放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罪恶阴谋较有了解。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在干校中认真劳动是一回事儿,林彪、“四人帮”搞的五七干校的实质又是一回事儿,二者要分别开来。关于把大批革命老干部和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加以各种罪名,不论是否老弱病残,轰下去从事农业体力劳动,并且说一直劳动下去就叫走五七道路。毛主席从来没有发出过这样号召,从来不赞成对待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用这种办法。当时各地都是由上边下通知,被通知的同志不得不依照规定的日子和地点集合,下五七干校或插队落户。说下去是相应毛主席的号召,这只是表面文章,欺人之谈。你想不下去,能行么?各地的情况虽有差别,但是强迫下去是一致的。以社会科学院(前学部)为例,军代表宣布的精神有三点:(一)老弱病残全都要下去,走不动的用担架抬,一个不留,这就叫“连根拔”。(二)革命群众下去是劳动锻炼,那些头上有帽子的人,下去是劳动改造。(三)那些有问题的人,我们劝告你们,别再痴心妄想回北京城了。--克家,这难道是大家愉快地下去么?你的诗,请恕我直爽地说,是按照林彪、“四人帮”所定的宣传调子,歪曲了毛主席的号召,并且用歌颂愉快劳动和学习的词句去粉饰和掩盖当年那种五七干校的罪恶实质。
关于林彪和“四人帮”利用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肆意歪曲,供他们的不可告人的政治阴谋所用,是他们所推行的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的篡党篡国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那几年中,全国不知有多少革命老干部和具有专长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不许工作,强迫下放劳动,对党和国家造成了不易估量的损失。世界在进步,而我们在倒退。我们决不能只看见有的人在劳动中身体得到锻炼,也看见许多人得了病,甚至终身残疾。至于在五七干校学习毛主席著作,据我看,有不少同志确实愿意学,但是劳动时间多,劳动强度大,很少机会认真去学。至于林彪和“四人帮”号召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完全是虚伪,是形式,是任意割裂和任意曲解使用,名之曰“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我经常替别人写“五好战士”发言稿,先拼凑一些“先进事迹”,然后翻小红书,查出几条语录“贴”上去,说明他学的好。我常常为此内心痛苦,但我不能不代笔拟稿。在五七干校,关于学习的问题,花样不少,笑话不少。总之,在林彪、“四人帮”猖狂横行的日子里,他们本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却故意将毛主席著作中的片言只语绝对化,神圣化,教条化,这流毒至今还没有完全肃清,所以近来党中央号召我们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主席著作的精神,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思考。
你的歌颂五七干校生活的几十首诗是在“四人帮”最猖狂的一九七五年写的。你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出于揣摩所谓“中央精神”,精心推敲,将干校生活写成了“世外桃源”、“极乐世界”。从诗里边只看到了愉快的劳动,愉快的学习,却看不见路线斗争、思想斗争,看不见封建法西斯主义利用五七干校等形式对革命老干部和各种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打击、迫害和摧残,也看不见革命老干部和各有专长的知识分子除劳动愉快外还有内心痛苦、惶惑、忧虑、愤慨、希望和等待。你的诗,在三年前写作和希望发表是处于揣摩所谓“中央精神”,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你将这些诗分别在报刊上发表,最近又以单行本出版,在客观上只能起粉饰林彪、“四人帮”所制造的罪恶历史的作用。
一九七五年夏秋之间,你写信告我说要将《忆向阳》油印一百本。我得到你的信以后立刻写信劝你不要搞,同时也给两位你常见面的老诗人朋友写信,请他们也找你劝阻。那时候“四人帮”到处抓“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回潮”的典型,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我非常担心你为此事惹祸,希望你耐得寂寞。你回信不同意我的看法,但也说尽量控制散发的数量。在这一“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重时刻,人心揣揣不安,万马齐喑,你是那样地急于使《忆向阳》能引起社会重视,我确实不理解。那事情可以不谈了。但是在今天你出版《忆向阳》,你可想到这是替林彪、“四人帮”搞的五七干校涂脂抹粉,违背了当前的党心人心?
克家,请你想一想,在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地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罪恶,进一步肃清流毒的一九七八年,你将《忆向阳》诗集出版,这难道是符合时代精神和人民的心愿么?人民为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而控诉和清算林彪和“四人帮”迫害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罪恶,你却在不自觉中用你的诗集为被清算的、死去的历史唱赞歌,招回它的亡灵,还使这亡灵披上迷惑人的彩衣。这难道不是个原则问题?在这一重大的路线斗争中,你把自己的位置摆在什么地方?对待这个问题,不能凭口说,要从你的实践去检验。
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在旧社会受苦的问题,我在一九七五年接到你的信以后极其不同意你的意见,常同几个老朋友议论这个问题。我认为像你我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旧社会虽然受苦,但我们毕竟不是被剥削阶级,跟工人农民所受的苦不仅程度上不能相比,而且有本质的不同。我们这一类知识分子有同旧社会矛盾斗争的一面,也有依附旧社会的一面。你的情况比许多专靠稿费生活的人们好得多了。我们只有大胆地承认自己身上的弱点,才有自我改造的出发点,才能懂得思想改造的艰苦性。如今看来,这个重要问题,你一直不曾认真对待。你在《忆向阳》的序中写道:“干校三年,千锤百炼。思想变了。精神旺了。身体壮了。”三年的干校的劳动生活真的能使知识分子的思想无产阶级化么?我看不见得。除参加劳动外,必须踏踏实实地学习马列主义,结合自己的思想问题学,结合广大社会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学,才有助于思想改造。单纯的劳动是不行的。思想改造的好不好,惟一的检验标准是看实践,而不是看自我宣传。《忆向阳》诸诗的写作、发表和出版,是检验的标准。你回北京后近三年来写的诗,也是检验的标准。其中有些诗写作和发表在祖国历史最关键的日子里,曾经令广大读者深表遗憾和愤怒,也使爱你的老朋友感到痛心。
一九七五年十月以后,你给碧野写了封长信,大约有三千字左右,嘱碧野看后转交给我,都是就《忆向阳》诸诗反驳我的意见,包括艺术技巧问题。我认为你的信很能说明你的问题,但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勇气回信同你讨论。不久,我就来北京了。到北京后,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更没有谈过理论问题。对于你的这些写五七干校生活的诗,我只能一字不谈。你深知我的性格,即令在我最“倒楣”的时候,我不会随声附和,或说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我既不能对你说廉价的奉承话,只能避免同你谈这些诗。
现在重读你的诗,包括《忆向阳》的序言,我觉得一九七五年我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你的《忆向阳》如果不揣摩当时所谓的“中央精神”,内容深一点,思想性高一点,该有多好!
我们都很忙,要说的话很多,但信中不能多谈。我的这封信虽然会使你生气,失眠,但完全是出于对朋友负责的精神。我认为只有这样,我才配做你的真朋友和古人所说的“诤友”和“益友”。我们是同代人,是数十年的老朋友,又都到了暮年。年轻人不便写这样直爽的信,同代老友中肯写这样信的人怕也不多。我也希望你对我提出批评,说话过头一点不妨。俗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你如果能打破多年来思考问题的态度和方法,在八十岁以前还有几年时间可以写出真正的好诗。但有技巧纯熟,不一定能写出好诗。天安门前的诗恐怕多数不能算技巧纯熟,然而是感动人的,有生命力的;是时代的声音,表现了千万人的心。你没有写出时代声音,而是写田园诗,从劳动中找闲适情趣。你自己很得意这些诗,实际上你是用诗人的琴弦弹奏与时代极不和谐的曲调。说的更实在一点,你不仅没有唱出人民的心声,也没有唱出你自己的心声。诗中的感情不是真实的,至少说不完全是真实的。有真实的一面,但也是被你化过妆的感情。有更真实的一面你不肯写出,那倒是最宝贵的。感情真实是抒情诗的灵魂,你所丢掉的正是真实,不然如何能感动读者?例如,你听说组织上让你回北京,你“听到这消息,心里很难过。”临走的时候,“几步一回头,泣不成声”。于是在充满这种感情的生活中,你写了一首诗。这种感情有没有呢,我相信有。我深知你是个富于感情的人。但是你的感情竟是如此单纯么?假若真是如此单纯,你为什么不请求留下?假若今天再请你回到那种干校生活中去,不加强迫,你肯去么?所以我说你写出了感情的一面,而且经过化妆,却丢了更深刻、更真实的一面。就写生活说,同样道理,你只写出表面现象,表面的人和表面的事,不敢向深处着笔,不敢接触现实生活的本质。
关于诗的形式问题,你在《忆向阳》的序中谈了意见,是你的探索的体会。你说:“这次表现干校战斗生活,我原也想用新诗的形式。但发生了一个问题,有不少题材用新诗写起来,会显得平淡,一般,像《连队图书馆》、《工休小演唱》……,我也曾写成新诗,都不满意,改用旧体诗形式,写出来觉得还有点味道。”按照你这个理论,新诗革命就没法进行到底,必须留下一块写现代生活的阵地给旧体诗。其实,你没有说出问题的实质。你举出的两首小诗并非如你所说的写“战斗生活”,而且属于田园诗性质,表示一种冲淡和闲适情趣。这样的内容,白话当然也可以写,但不容易掩盖内容的空虚,所以你用旧诗的绝句形式写。而且,我们都熟读了古人这一类小诗,常常被这类诗“潜移默化”而不自知。当你缺乏浓烈的激情,又缺乏深刻的现实生活内容,这种冲淡小诗的表现形式就采用了。
我国历史上有不少田园诗,这你是清楚的。陆游这样豪放的爱国诗人也写田园诗。和陆游同时代的诗人中有一位杨万里,你大概不注意。他的《诚斋集》中就有很多技巧纯熟的田园诗,多是小诗(绝句)。其技巧纯熟的程度也许超过你。但是因为他没有写出人民的疾苦,不反映人民的心声,所以限制了他的成就。历史上的例子不能硬跟今日的诗人相比,但有一个古今相通的道理值得深思。
信写到这里,决定暂时结束。我们是四十年的老朋友了,但是有一个不正常的现象:竟不能在理论问题上交换意见。我们今天很需要文艺民主。提倡良好的批评风气也属于民主范畴。有健康的文艺批评,有互相争论和探讨,才能够推进我们的文学创作繁荣,理论展现活跃。我想,既然你的《忆向阳》已经成为社会存在,而且报刊已经有三篇文章(也许还多)予以好评,我不妨将这封长信公开发表,活跃文艺批评空气。你有不同意见,欢迎你写文章反驳。我的《李自成》始终没有得到你的正式(写信或面谈)批评意见,我感到受益太少。也请你直率批评,不管批评多么尖锐,我都欢迎。我们应该共同来推动文艺民主运动,提倡批评风气。
匆匆,即祝
刻安!

雪垠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臧克家在给周扬的信中,认为这位老朋友之所以这样做,一是为了“个人争名”,一是对臧克家对其作品的批评意见的“报复”。事实是否如此,不好率意揣测。但对照上文所引的姚雪垠原先对《忆向阳》的看法,即使在旁观者看来,姚的确有些“此一时彼一时”的不同是非标准。这就难怪要引起臧克家的愤怒了。

不独作为当事人的臧克家如此,文艺界也有人对姚的举动不满。当年,姚雪垠写完这封信后原准备在《诗刊》发表,邹荻帆和柯岩为此专门在12月7日上午去征求张光年的意见,并希望张给臧克家“打个招呼”。张把“文章留阅”。第二天晚上,张将姚的信给臧看,臧表明了“不赞成在《诗刊》发表”的鲜明态度 。张光年的态度虽然不见记载,但从后来姚的信没有《诗刊》发表的结果来看,张显然也不同意姚的做法。10年后,张光年在重访向阳湖的日记中,仍然认为臧克家“由于处境完全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不相同”,所写的《忆向阳》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心情”的体现。

当年,天津著名诗人王昌定对姚雪垠的文章表示了强烈,认为“以一棍子打死的态度,迫使被批评者坦诚交待,不能认为是一种正派作风,提请批评者要实事求是!”

文艺评论家涂光群在1981年所写的《诗人臧克家剪影》一文中,针对姚雪垠的看法,一方面认为“有正确的成分”,另一方面也认为“有片面和简单化之处”。涂光群认为:应当将错误路线和人民(包括广大干部、知识分子)严格区分开来;尽管是在错误路线下,也应当审慎地、仔细地区分正确和错误,美和丑,善和恶,光明和黑暗。只应该否定那些应当否定的东西,而不该否定那些不该否定的东西,还要肯定那些值得肯定的东西。绝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锅煮”、“一刀切”,绝不能在泼脏水时,连孩子也一同泼掉了。至于肯定错误路线下,人民中间本来就存在的光明美好的事物(它正是对付错误路线的抗毒剂),这和歌颂错误路线,则完全是两回事,不可等同起来;正如不能将错误路线同共产党等同起来,是同样的道理。那种认为在错误路线下,只能写丑恶、黑暗的东西,而没有光明、美好的东西可写;或者认为有光明、美好的东西,但不敢写,不能写(怕被指责为“歌颂”错误路线);或者又认为只能揭露(揭露错误路线,这是应该的)而不能歌颂(歌颂人民中间的美好事物有何不对);只能写压抑沉郁的感情,而不能写明朗向上的感情……这都是形而上学、绝对化、片面性的观点。据此,文章认为,臧克家“在逆境中,在劳动中,却发现了另一个广阔的新天地,这就是人民、同志、集体;这就是祖国美丽的田园风光及创造物质财富的体力劳动的诗意和美。请问,这种“歌颂”,与错误路线有什么关系呢?这又为何“不深沉”呢?”只有正确理解了这种现象,“也会正确理解臧克家表现干校劳动生活的美,描写田园风光的诗,而不会对他吹毛求疵了”。

臧克家这封信的结果

接到臧克家的信后,周扬十分关注。臧克家在1979年4月28日致尧山壁的信中谈到了周扬等人对此事的态度:

姚雪垠大批我与徐迟,引起轩然大波,弄到香港去。周扬同志约了谈了话。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同志到我家谈了一小时半,我极安慰。已写好二文,压下不发了。姚利用的势头已过,他十分被动,为友朋所不满。他大赞《忆向阳》信十封的打样,请在《河北文艺》、“文联”同志们中间传阅一下,看看姚是一面,还是两面。

信中提到的姚雪垠“大赞《忆向阳》信十封的打样”,臧克家也寄给了周扬,只不过是将原信拍成照片而已--前引姚雪垠给臧克家的信即来源于此。

臧克家在致周扬的信中,还提到自己因为写了“批邓”的文章而在《诗刊》作检讨的事情。

此事发生在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形势下。“四五”运动爆发后,新闻媒体开始了对邓小平的公开批判。《诗刊》奉出版局之命,组织批判邓小平的文章,主编点将臧克家。“在政治情况复杂的时候,个人水平低,一时分不清是非”的情况下,臧克家写了《八亿人民齐怒吼》二首,发表在《诗刊》第五期上。粉碎《四人帮》以后,臧克家为这两首诗,检讨了几次,哭了几次。在给周扬的信中,他为此事又进行了说明和检讨。

现在看来,围绕着《忆向阳》的争论只是一段文坛轶事,在剧烈变革的1975-1979年,却反映出哪怕就是臧克家和姚雪垠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漂白自己时的尴尬。无论他们怎样挣扎,“在场”的身份决定了他们没有能力摆脱历史的羁绊。

 

选自《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感谢作者同意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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