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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戴罪的感激

           --“摘帽右派”陈学昭的心情

作者:徐庆全

1962年的除夕,陈学昭被摘掉右派帽子后,心情非常激动,在春节的鞭炮声中,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的感慨,促使她给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写下这样一封汇报信:

周扬副部长,
非常感激党的恩情,已在昨天(旧历除夕)摘掉了右派的帽子。我想这是教育我、鞭策我更好地改造自己!我一定不姑【辜】负党的山样高海样深的恩情!
非常想念您们!!又克制不住的【地】给您们写信了!
现在汇报一下这一年来我的情况:去年四月中我身体很不好,杭大党【委】让我在家翻译法文资料,一直到十一月中。从十一月中起因为党校从杭大搬走,另外分配了工作,叫我仍回图书馆,编摘《文艺动态》。这是属于文艺理论方面的,虽然是编摘,对我说来仍感困难。仍在家里工作。身体还是不好,只要一紧张,一累,血压马上上升。还是天天吃药。觉得现在这工作比翻译还吃紧些似的。在翻译资料时,有些日子我人觉得还好些,还能有精神有时间写我的长篇小说,这部长篇写知识分子改造,也有一些革命战争的回忆,五年来日积月累,写写停停,已写了十三万多字,剩了一个尾巴,现在再没有时间写完它和修改它。
从去年六月起党给了我每月一百十七元五角的工资,我很不好意思拿,因为一则我工作得很少,二则过去的稿费还剩有一点,没有用完,但又想到这是党对我的关怀和恩情!后来我问了党,究竟该不该拿,党叫我拿,我拿了,可是心里总还是不好意思的!
去年秋季开学时,蒙党的特别照顾,让我女孩继续求学,她在杭州大学附中高中部,功课还能跟上。党的恩情,我和孩子永世也报答不完!
我现在一切包袱都放下了,的确感到轻松愉快,我希望我身体能好一点,还能为党多做一点工作,真正起到一枚小小螺丝钉的作用!心里感到难过的事情,就是心心念念还是非常渴念组织,总希望在活着的日子,有一天能重新回到党的怀抱里!
去年夏天召开省市文艺界座谈会时曾叫我参加,后来也遇见过,我自己也去看过金近同志。省政协的形势(国内)报告以及政策方针的传达,都叫我去听了,衷心感激党给我的教育!
今天我写了一封信给白羽同志。
别的下次再陈了,此致

敬礼!并祝
春节快乐!
问候
苏灵扬同志!
陈学昭二月五日,一九六二年。

陈学昭的“右派罪行”

陈学昭1906年出生在浙江海宁县城的一个书香人家,祖辈经商,父亲陈典常教书为业,曾任县立第一小学校长,具有爱国民主思想。陈学昭是四个哥哥的小妹,乳名“九弟”。

1920年,怀着对“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和新式教育的向往,15岁的陈学昭第一次走出家门,只身来到南通县立女子师范学校学习,受到在此任教的刘质平、欧阳予倩等兄长辈的照拂。两年后,改入上海爱国女学校文科学习,通过同学张琴秋,结识沈泽民、沈雁冰(茅盾)兄弟;通过同学陈竹影,加入新文学团体“浅草社”。从此,陈学昭逐渐走上新文学创作的道路。1924年元旦,参加《时报》举办的“我所希望的新妇女”征文,获二等奖,并得到该报主笔戈公振先生的奖掖与扶植。

此后,她求职谋生,辗转于皖、浙、京、沪之间,与进步作家交往密切,曾经是瞿秋白、杨之华夫妇、沈雁冰、孔德沚夫妇、鲁迅、许广平夫妇家里的常客。

1934年,在法国留学9年的陈学昭获克莱蒙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归国。1940年冬赴延安,先后担任《解放日报》编辑和中央党校四部文化教员。194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赴东北,一度担任《东北日报》副刊主编。解放战争期间出版了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上册)。1949年8月曾任浙江大学党支部书记兼中文系教授。其后,到浙江省作协任副主席。1957年出版长篇小说《春茶》(上卷)。

陈学昭是受五四精神熏陶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群中的一员,她性格本身的骄纵与叛逆和五四精神凝结在一起,就形成了特立独行的文学风格--立论鲜明,文笔辛辣。在她早期的作品中,1924年的元旦征文,稍后留学法国写作暴露留学生灰暗肮脏生活的《旅法通信》,以及影响更大的《延安访问记》,都是明证。这样的文学风格,加上她“不善于处理人事,缺乏灵活性,清高自许,傲气凌人” 的性格弱点,在1957年被戴上一顶“右派”的帽子,也就毫不奇怪了。

在1957年的鸣放前期,一直忙于深入生活和创作的陈学昭,尚无暇顾及,甚至连北京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她也请假没有出席。大概是四月下旬,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专门来浙江,传达全国宣传会议精神,动员浙江文艺界鸣放,帮助党整风。在与身任文联副主席的陈学昭的单独谈话中,邵荃麟自然要求陈学昭为鸣放带个头。即使如此,陈学昭好像还沉浸在文学创作中,在4月30日召开的由省文联主席宋云彬主持召开的帮助党整风的座谈会上,她也并没有发言的准备,只是经与会的邵荃麟再三动员,才在自己的座位上讲了几句,其中有“省委对文艺工作不够重视”的话。

五一过后,已到了上海进行鸣放动员的邵荃麟,大约觉得浙江的鸣放尚未展开,决定让上海一家报纸的记者到杭州采访浙江文艺界的鸣放情况,以作推动。他特意叮嘱记者,要去采访陈学昭!两位记者遵邵荃麟之嘱,采访了陈学昭。既然是作协党组书记的意见,陈学昭自然没有推辞,便将在4月30日座谈会上的观点讲了一下。5月18日,上海这家报纸发表了访问记--《乍暖还寒晴复雨--陈学昭谈杭州百家争鸣的气候》。

而此时,在北京的上层领导内部,准备反右的“事情正在起变化”的信息,正在悄悄地传递着。据《毛泽东选集》第5卷,《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作于5月15日;而据原稿,此文最初曾用"本报评论员"的名义,似乎准备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但很快又改为拟发党刊,而最后以文件形式发给“中央一级若干同志”和除西藏、新疆以外的各省市委的时间,是在6月12日。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是在18日就得到这个消息的。 但浙江省的鸣放依然热烈地进行着。

6月5日,受省委书记的委托,毫不知情的陈学昭主持召开省市文艺界座谈,贯彻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精神。座谈会上,省文联主席宋云彬作了重要发言,他要求省委“根据文艺的特征,切实改进文艺工作的领导”,“对妨碍文学艺术事业发展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从上到下作一次深刻检查”,并希望省委“责成各级领导虚心学习,不断增进文艺知识。”

这次座谈会之后第三天,毛泽东已经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反右派运动开始了。

陈学昭在几次座谈发言中,在接受记者采访中发表了对省委不重视文艺工作的意见,现在风头一转,顷刻间,又成了陈学昭的罪状!

至于何时开始受到批判,具体时间连陈学昭自己也记不清了:“我能记得起的最早的一次批判会是在省府大楼的大约是五楼的大会议室召开的,由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领导同志主持。”但对会议的情况,她仍记忆犹新:“会议室里坐满了人,要大家揭发我,有的人我从来不熟悉,批斗我很积极。有一位在话剧团工作的同志,他不揭发,竟赞扬我起来,结果,他的话被打断,会也开不下去了。”

7月22,日《浙江日报》发表了《左得出奇》一文,省内公开点名批判陈学昭。7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专稿:《谁说文艺界一团漆黑,浙江文艺界驳斥陈学昭》,陈学昭“闻名”全国了。就在《人民日报》刊出这篇专稿的前一天,《浙江日报》刊出《驳斥陈学昭的反党言论》一文,陈学昭已被定性为“右派”!

到8月下旬,陈学昭又受到省文联机关的连续几天的批斗,从8月27日到30日,文联机关的批判轮番轰炸,说她在大放大鸣中连发“毒箭”,什么“毒箭”呢?说她在4月30日文艺界座谈会上批评省委不重视文艺工作,说她在5月份向上海一家报纸发表一篇内容十分反动的谈话,在5月号《东海》杂志上发表“大放声中一小鸣”的杂文,还给《新民报晚》刊寄去一篇反动文章《更正确些、更真实些》。又说她在6月5日竟然盗用“受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同志委托”的名义,召开了一次文艺界人士座谈会。如此等等,构成了陈学昭在鸣放中的全部罪名。据当时报纸报道,这几天,参加会议的“六十人中有四十六个人发了言”。会议报道的题目和副题,足以将人置于死地:“省文联机关大辩论右派分子陈学昭现出原形:当的是作家,卖的是毒药,党员招牌,叛徒行径”。

中秋前夕,浙江省文联召开支部大会,宣布了对陈学昭的处分:开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生活靠写作自给。此后,陈学昭开始了劳动改造的生涯。

周扬与陈学昭的“摘帽”

陈学昭在被摘掉右派帽子后,立即给周扬写信,表达自己的欣喜心情,虽有向主管领导汇报自己情况的含义,但主要原因还是,她能尽快摘掉帽子,与周扬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在1937年,陈学昭就从茅盾口中对周扬有了一些了解,知道了周扬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情况。1938年到延安后,周扬时任边区教育厅厅长。陈学昭主动前去看望未遇;而周扬得知后,则主动回访。这是他们的初次相识。此后虽然周扬在主持“鲁艺”的工作,陈学昭在“文抗”作专业作家,两人并无隶属关系,但同在文艺界,交往还是比较密切的。

1948年,在东北的陈学昭完成了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上卷)后,寄给远在河北的周扬(时任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部长),请他提意见。周扬很快就写信谈到了自己的意见,并提醒陈学昭注意多病的身体。7月24日,陈学昭在给周扬的回信中写道:

我读着您和其芳同志的信,很感动!我很感谢您们给我的支持和鞭策!我希望以您所说的出版的文艺书,希望将来能寄我一套!后我们还常常能通点信,取得些联系。我一定写信给您们,希望您们也写信给我!

关于周扬提到的自己的身体状况,陈学昭在信中写道:

其实我应当很愉快,可是有时不免想到病,这次行军以后血压又比前高了,医生劝我不能作长距离的旅行,但我却几年来就专门做这件事。现在只有希望到达目的地以后,到了平原,到了近海的地方,气候温暖,血压能低下去一点。不过对于病,我也渐渐想开了,活一天,为党为人民做一天工作!这就是最愉快的!

周扬与陈学昭来往信件所透露出的信息,是被战争阻隔的老朋友的问候与挂牵。

1949年,文艺界“大会师”的中华全国文代会开过后,陈学昭回到浙江,在省文联作专业作家。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后,周扬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陈学昭成为作协理事,并任浙江省文联副主席。

1957年,陈学昭遭受厄运的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总理让周扬给浙江省委打电话,为陈学昭辩白,希望省委批评一下,不要划为右派。周扬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即打电话给浙江省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在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后,并申明自己的态度:陈学昭为人耿直,想说就说,并非出于恶意,批评一下就可以了。

开始省委没有表态,后来一位负责同志在电话里对周扬说,如果不把陈学昭划为右派,我这领导工作做不下去了。这样周恩来、周扬的努力没有奏效。后来,陈学昭仍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成为右派的陈学昭,被下放到绍兴文化馆,主要的任务是看管文化馆。期间,文化馆发生了窃案,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认为是陈学昭监守自盗。对这一飞来的不白之冤,陈学昭只能向周扬申辩。她给周扬写了一封信,详细叙述了自己的冤枉。周扬虽然不了解情况,却相信陈学昭的申辩。他责成中宣部的同志,以中宣部的名义给陈学昭回信,对她进行劝慰。尽管如此,窃案的发生,还是给陈学昭带来了伤害:

母亲紧张过度,加上劳累,血压升高,患血管硬化。窃案破获后,母亲又给周扬同志一封信,说明案件已破,请求回杭州治病,很快得到中宣部回信,让母亲写信给浙江省委宣传部表明她的请求。母亲即写信给当时省委宣传部部长金韬同志(“文革”中被迫害自杀)。这是1960年3月。母亲回到杭州后,再次写信给浙江省委,说明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这样,从1958年初中毕业就到农场劳动的我也调回杭州,这是1960年10月。

到了1961年的暮春,周扬来到杭州。他约见了还戴着右派帽子的陈学昭。谈话中,陈学昭向周扬详细讲述了自己几年来的遭遇。周扬对此深表关注,并关切地谈到了陈亚男的前途。陈学昭告诉周扬,她的女儿因自己的拖累,初中毕业就务农劳动,失去了继续学习的机会,而她本人则希望继续求学。周扬表示同意,并要求关部门安排让陈亚男继续学习。在周扬的帮助下,1961年9月,已错过考试时间的陈亚男,直接进入杭州大学附中高中班就读。对于与女儿相依为命的陈学昭来说,能让女儿不受自己的牵连完成学业,或许比给自己解决问题更令她欣喜。所以,事过一年,她在给周扬的信中还念念不忘,说出充满感激的“蒙党的特别照顾,让我女孩继续求学”的话。

这次谈话后,周扬还解决了陈学昭的生活问题。自从工资制实行以来,作为专业作家,陈学昭一直靠稿费收入生活,不拿工资。成为右派不要说不能写作,即使能写作,有谁能发表右派分子的作品?但是,像陈学昭这样的作家也依然“生活靠写作自给”。周扬要求有关部门,恢复陈学昭的工资。这样,从1961年6月开始,陈学昭拿到了受到行政处分后降级了的工资,恢复了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关于这一点,在给周扬的信中,陈学昭也是以戴罪的心情抒发自己的感激之情的。

1961到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前,在全党进行纠“左”的大背景下,一些被认为表现好的右派被子陆续摘掉帽子。被周扬多次关注的陈学昭,也终于摘掉了帽子。

这时,追求共产主义事业大半生的陈学昭,惟一的愿望就是能回到党内。她在信中也直言不讳地向周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总希望在活着的日子,有一天能重新回到党的怀抱里!”虽然按照当时党内对右派问题的处理意见,周扬对此无能为力,但是,他还是在工作和生活上对陈学昭予以照顾。

1963年,全国文联在北京西山举办学习班,周扬指定让陈学昭参加。在京期间,陈学昭去看了周扬、苏灵扬夫妇。就在这次见面时,周扬向陈谈到1957年周恩来同志让他打电话给浙江省委的事情,并鼓励陈学昭继续写作。

周扬与陈学昭的平反

被划为右派的人,即使被摘掉了帽子,也还是属于另类,这从陈学昭给周扬的信中也可以看出来。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陈学昭自然难逃被批斗的命运,而作为“文艺黑线祖师爷”的周扬,“包庇”陈学昭的“罪行”也被揭发出来。此后,“十年生死两茫茫”,周扬与陈学昭再一次见面,是1977年10月了。陈亚男回忆说:

1976年上半年,《鲁迅日记》(比以前更加全的)出版,日记中多处提到母亲的名字,这样,好像被众人发现了一个秘密。这件事,加上母亲的敏锐嗅觉,她似乎感觉到国内政治运动将发生变化。从1964年到1977年已21年没有到北京了,她也想到北京走走,了解一些外界的情况。那时,鲁研室的叶淑穗、赵淑英、吕福堂常有信给她,极力鼓励母亲去北京看看鲁迅故居和纪念馆。这样母亲去了北京。

在北京,去看望一直关心自己的周扬夫妇,是陈学昭的心愿。她想方设法打听到周扬住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后,立即给周扬写下一封信:

周扬同志,灵扬同志:
已有十五年没有见面了,我这次是经过自己的矛盾斗争,终于决定来京一次。我是十月十日晚到京的,住在我童年的好友我的姊姊陈宣昭同志家。到京后,我想来拜访你们,但是探听不到您们的住址,直到前三天才从我的一个侄女,由她探听到,现在写这信,想能寄到。不知您们什么时候在家?我能见到您们么?现在我把我的住处和电话号码写上,如果我可以去见到您们,请接到信给我一个电话,约一个日子和时间!感盼!!
……
这次我来,是女儿亚男陪我来的!我身体不好,患冠心病已好多年了,今年已72岁,实在老了。现在打算十一月一日或二日回杭州,到一次北京不容易,所以真想看到您们!匆匆请恕草率!
敬祝
健康!亚男问两位长辈安!
学昭十月廿日早,一九七七

几天以后,在女儿的陪同下,陈学昭看望了周扬夫妇:

那次,母亲见到周扬夫妇,大家都很激动,很有一种大难不死的感觉。周扬同志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给我的印象家不像家,倒像住在简易宿舍里。周扬和苏灵扬两人的身体都不好,谈话内容差不多围绕一个话题,就是受尽迫害,身体搞垮了。没有谈到母亲的平反问题,那时每个人情况各自都不能把握,一切都在观望等待中。
 
转过年的1978年,周扬才解决了工作问题。而在杭州的陈学昭,也感到自己平反的时机已经到了:

1978年入秋后,母亲先是在《人民日报》头版,读到温济泽被安排职务的长篇报道,不久又得知黎辛、李之琏先后都已回到北京,等待解决1957年的问题,报上还连续登载有关这类人的问题得到平反(应该是改正)的报道。可是母亲却在不安中等待着。

陈学昭的不安,是因为她在看到这些信息之后而给浙江省委的反映自己问题的信没有得到答复。这里的原因,或许是浙江省委还没有开始平反工作,也或许是陈太焦急的缘故。但是,陈学昭的考虑是,可能她与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铁瑛不熟悉,担心因以前的“罪名”沿袭下来而妨碍自己问题的解决。但为了问题的解决,她又写出了陈述报告,但是否送给铁瑛却一直在犹豫。这时,她想到了周扬,希望通过周扬来转送自己的报告。她将报告托在延安《解放日报》的老朋友转送周扬时,并附了这样一封信:

起应 同志,
灵扬同志,您们好!
从报纸上常读到起应同志的讲话和各种消息,知道您们很好,非常高兴!我好些时没有写信问候了,知道您们很忙,心里总觉不该太多的打扰您们!请千万注意身体!劳逸结合!灵扬同志好不?挂念!今天我又是无事不上三宝殿,我想请求起应同志帮助我,这是一位老同志出的主意,请求起应同志把我寄奉,托济泽同志转奉的这封公函转给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家扬同志和宣传部副部长于冠西同志(于冠西同志是第一副部长,专管文艺工作的。或者转给浙江省委铁瑛书记和李丰(?)平书记。不需要在我这封公函上写按语。据说这样就会较快些解决我的问题。因为起应同志在浙江的党领导心中和党内外的威望极高!不知能否转寄这封公函?我太打扰您们!衷心感激和不安!我和我女孩永远不会忘记周伯伯苏妈妈对我们的帮助!别的请济泽同志转陈了!敬致
革命的敬礼!
学昭11月5日下午,1978
亚男敬祝周伯伯苏妈妈安!

陈亚男告诉我:

为了让当时的省委领导了解自己,母亲要周扬转送她的陈述报告。母亲想到他对周多年来的了解,及周对她多年来的关心帮助,加上周对她的了解,才会想到致信周,并想通过周对她的了解去向不了解她的人作些介绍说明。

周扬按照陈学昭的要求,在转送报告时给铁瑛写了一封信,果然起到了作用:

今天上午省文化局来了三同志,其中一是省文化局副局长兼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还有两位同志也是在政策办公室工作的。文深同志(主任,文化局副局长)告诉我说铁瑛书记已收到周扬同志的信,在信上作了批示,就要解决我的问题,本来要在春节前解决,来不及了,过了春节要尽快解决。当时我听了很激动。他们很热情地关怀我,到冬天,衣服穿多了,我行动更不便,他们看见我这副形态,很同情我,我想起这后十年的揪斗情况,又克制不住地哭了。但从前揪斗,打,跪的这些年月我从不对那些家伙流半滴泪的。

我真不知【怎样】感谢您们对我的帮助!终生也报不尽!!现在我就耐心等着,他们一再对我说要尽快解决,起应同志的讲话我一定设法去借一本《作品》来学习。我实在应该好好学习!
 
在等待的过程中,陈学昭的心情是迫切的。1979年2月2日,陈又给周扬写信,“请求起应同志在胡耀邦同志前说一说,再催一催!关于我到底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是应该弄个彻底清楚的!”

周扬是否跟胡耀邦说过,限于材料,不知其详。不过,在陈学昭提出这个要求后的第三天,浙江省委就通过了为其平反的决定:

省宣传部负责落实政策的副部长(?)周群同志今天上午已送决定给我看,关于【19】57年的事是错划的,给予改正,省委常委已通过。恢复党籍,级别和工资,工资从去年10月起要补发。又对我说明要在报上发表消息。安排我的房子写作环境,把亚男调出来。也会安排我职务,当然还是让我写东西。我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写起,永世不忘您们给我母、女的关怀和援助!! 

平反后,陈学昭离开了杭州大学,又回到省文联成为一名专业作家。1979年10月参加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后,陈学昭担任中国作家协会顾问,浙江省文联副主席、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选自《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感谢作者同意转载。

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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