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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耿庸以书获罪

                --批判胡风的前奏之一

作者:徐庆全

1953年6月15日,任上海《文艺月报》主编的唐弢就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一书观点的批判问题,致信请示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的夏衍,夏衍将此事写信告诉周扬并附上唐的原信。耿庸是后来人所共知的胡风冤案中的“骨干分子”,对于他的著作的批判,实际上是与当时批判胡风的大环境联系在一起的。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前的枝枝蔓蔓,当属青萍之末,但追踪溯源,则是不可或缺的“参照物”。因此,将该信中的内容略作分析解释,可为当年批判胡风之风云乍起时“立此存照”。

夏衍致周扬信

周扬同志:
一直在等您,到今天还无消息,大概在七月前来沪的机会很少了吧?
有一件事,本想等你来时面谈的,现在只能在信上讲一下了,就是对胡风的问题,上海一直没有展开过批评,我数次提出党内讨论一下,统一一下认识,然后转到党外,但因柏山、雪苇都忙,未能做到,而实际上,即在党内,对胡风思想的看法也还是不一致的,拖下去,不大好。最近胡风“派”的耿庸写了一本《阿Q正传研究》,由“泥土”出版,论点很有问题,并对雪峰作了无原则的谩骂。《文艺月报》曾组织了一篇批评稿子,但写得不好,柏山主张开座谈会讨论后再写,事实上很难召集,也不会有人肯写,此事唐弢很苦闷(附他的来信)【。】昨天我和编辑部谈,决定下期先登两篇来稿,(批评耿庸的论点的),表示一下上海的态度。因为七月北京开会,如上海对此书一直不表示意见,客观上会造成不好的印象的。这两篇打算发表的文章,(外稿)我都看过,一般是可用的,但估计柏山、雪苇会不同意。柏山认为“要发表,就要有结论。”我则认【为】可先展开一下讨论,再作结论也不迟。这事很为难,打算约他们一谈,但柏山为天主教斗争,忙不过来,而且属于理论问题,也不可能开一个会就解决的。
此事引起两个问题:
文代会上,对胡风问题应该有交代,不能有头无尾,不了了之,因为“泥土社”等仍在活动,党内意见也不一致。
上海理论干部,几无一个专职干部,实在顶不住。上次问你的艾青问题,能把他留下否?
匆匆先此反映。致
敬礼
夏衍
【1953】17/6【6月17日】

唐弢致夏衍信

夏部长:
前奉《阿Q正传研究》一书,不知已看过否?关于对该书的批评问题,目前已发展到如下情况:柏山同志看完该书后,认为耿庸的论点有错误,但也有道理。他认为说鲁迅前期思想是进化论,后期是阶级论,这样截然分为两期是有毛病的,(事实上并没有人这样分过。说鲁迅前期思想主要是进化论,这是承认鲁迅前期思想里也有朴素的辩证唯物论,而且进化论本身也唯物的,但这不能作为鲁迅已经是一个阶级论者的证据。)因此可不予批评;如要批评,就得先准备好结论,柏山同志的意见是比较客观的,但他采取的态度非常慎重。
雪苇同志在座谈会发言时也带到这问题,语气之间,好像比较同意耿庸的看法,至少给人的印象是如此。这样,我们觉得领导同志中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是不大统一的,开个小型座谈会谈谈确有必要,但由文艺月报来召集虽然可以,却不能保证大家一同出席,我个别征求过意见,都说是没有时间,你们谈吧。
读者寄来了三篇关于这本书的评论,问题没有准备充分,我们不敢贸然发表。就是石灵同志写的文章也如此,作为论争的发难是可以的,但不能作为结论来看。
我个人认为这样的问题来澄清一下是有必要的。至少,读者的来稿得要适当处理,但月报本身的力量太薄弱,渴望能得到您的指示。
敬礼
唐弢【一九五三】六、十五

耿庸成了“胡风派”的一员

夏衍在给周扬的信中,将耿庸划为“胡风派”,两年后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发生时,他又成了其中的“骨干”分子。其实,与其他“骨干”分子相比,耿庸与胡风的关系并不怎么密切。

作为著名文艺理论家的胡风,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文坛上可谓声名远播。他主编的《七月》和《希望》杂志,在国统区传播革命的进步的文艺思想,曾使很多年轻的文化人热血沸腾,因而也团结了一大批作者。耿庸也是其中的一个。但是,那时耿庸并不认识胡风,他在1938年第一次向《七月》投稿时还遭到了退稿。当然,按照胡风处理来稿的惯例,他还是给耿庸写了一封信来解释退稿的原因。直到1945年前后,耿庸再次向《希望》投稿,得到了胡风的约见,两人才认识了。

当时,耿庸对胡风无疑是怀着景仰之情的。这种景仰之情,也妨碍了他与胡风友谊的进展。那时他们见面,除了谈一点文学上的问题外,并没有更深的交往。即使如此,在1945年重庆发动了对胡风的批判后,他还是被归入了“胡风派”的行列。

耿庸听到这种说法是在他认识胡风大约一年后。对此,他是迷惑不解的。他不了解自己成为“胡风派”的依据所在,更不了解“胡风派”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因而他当时并不在意。几个月后,当他由重庆来上海时,与胡风再次相见,所保持的依然是偶尔见面谈谈文学的交情。此后,耿庸去了台湾,直到1951回到上海后才与胡风继续来往。但在这时,耿庸对“胡风派”这个词就不能不在意了。

在耿庸去台湾后的1948年,香港又发动了一次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在耿庸回到上海的这一年,批《武训传》的运动进行之时,触及知识分子灵魂的“思想改造运动”运动又在全国拉开了序幕。这一年的11月17日,全国文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根据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关于改造思想的号召,决定首先在北京进行文艺整风。继北京之后,全国各地于1952年陆续展开了文艺整风。

文艺界整风运动中,又一次引发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新一轮的批判与清算。而在这一轮批判持续到1953年时,分散在各地的、被视为“胡风派”的成员们也成了批判的对象。在北京,路翎等人早已在报纸上点了名。在上海,主管文艺的夏衍觉得“对胡风的问题,上海一直没有展开过批评”,自然要担心跟不上形势而挨批评,所以才“数次提出党内讨论一下,统一一下认识,然后转到党外”的意见。但是,夏衍的意见并没有得到重视,其原因自然有“(彭)柏山、(刘)雪苇都忙,未能做到”的问题,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夏衍所说的“而实际上,即在党内,对胡风思想的看法也还是不一致的”。

时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的彭柏山,与胡风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保持了友谊,胡风曾多次发表过彭的作品,并撰文给予高度评价。彭对胡风的问题十分关切,不希望胡风因理论的争论而成为众矢之的,劝胡风对自己的理论作一些检讨。

1952年恰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0周年,彭便建议胡风“写一篇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章,表示一下态度,借此把问题了结一下”。胡风虽然认为“写了也不会发表,更不会了结问题”,但还是遵嘱写出了《学习,为了实践》一文。而对于算是“胡风派”的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一书,彭柏山所“采取的态度非常慎重”的,并认为“可不予批评”。

而时任华东文化局负责人的刘雪苇,则在一年前是耿庸所在的新文艺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不但与胡风关系很好,与耿庸的关系也不错。他对耿庸著作的观点甚至给唐弢留下了“比较同意耿庸的看法”的印象。

这两位文化界的领导与胡风这样的关系,在对待批判胡风的问题上,自然会产生了夏衍所说的在党内对胡风思想看法不一致的情况。

尽管如此,在全国范围内批判胡风及其“派”的大形势下,上海也必须跟进。而此时的耿庸恰好出版了《〈阿Q正传〉研究》一书,其身份又是早被归入“派”的,其观点也被认为有问题。因此,耿庸便首当其冲地成了上海对胡风批判的耙子。

唐弢与耿庸的一段文坛公案

在1945年重庆对胡风的批判后,在文艺界大致就已经划分出“胡风派”和“非胡风派”的楚汉河界,到1948年香港的批判后,这种分界也就更加明显。

1946年,耿庸在认识胡风几个月后来到了上海,与此时正在上海的胡风又恢复了断断续续的交往。尽管这种交往在耿庸看来并不深,但是,他既已归入“派”了,在“非胡风派”的人眼里,也就不计较他与胡风的交往是深还是浅了。

耿庸到上海后,已在文坛很有影响的唐弢,正在《文汇报》主持一文艺专刊“笔会”。这时候,“笔会”专刊不断刊登波特莱尔的诗。耿庸对此不甚满意,便写了一篇小文章给了这家报纸的副刊。文章发表后,很快有人告诉耿庸的妻子王皓:耿庸的那篇文章看起来是攻击波特莱尔的,其实是攻击“笔会”的编者唐弢。谁都一看就猜得到,当然是胡风叫他写的。

其实,耿庸的这篇小文章与胡风并没有关系,不知唐弢是相信了这种传言还是对耿庸的文章不满意,反正是随后他就在“笔会”上刊出“编者告白”,对耿庸的文章进行了反批评。耿庸对此也并不服气,作为对唐文的回答,他又写出了《略说“不安”》一文,并在文章末尾否定了前一文是“胡风叫写的”的传言。

耿庸将这篇文章投给了《文汇报》的另一个专刊“新文艺”。这个专刊是郭沫若主持、杨晦做实际工作的。尽管杨晦在与耿庸的交谈中明确地告诉过耿庸,他的文章见报后要惹麻烦,但杨晦还是决定发表。这样,耿庸的文章(还有另外一篇署名“曰木”的反对唐的文章)很快就见报了。

唐弢读到文章后,态度表现是十分激烈的。他供职于《文汇报》,而在自家报纸的专刊上却发表了攻击自己的文字,这个现实是让他难以接受的。因此,他向报社提出了辞职--除非“新文艺”的主编郭沫若向他道歉。

杨晦只得再次约见耿庸,将上述情况如实相告,并谈出了自己解决这一“官司”的想法:“请郭先生写一篇平和公正的文章,作为调停,唐弢他们不再写争论的东西,你和曰木也不再写,问题放到以后再说。”耿庸接受了这就建议。

郭沫若的文章写好后,先让唐弢看了,并说服了唐弢不再争论。郭在文章中,从革命同一阵营应当团结的目的出发,将耿庸和曰木对唐弢的批评,比喻为“误砍了樱桃树的童年华盛顿”,终于使争论的双方化干戈为玉帛。当然,在1955年“胡风派”升级“胡风反革命集团”时,这个被终结在“砍樱桃树的故事”上的故事,也被列入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了。

虽然限于材料,我们对唐弢与耿庸的关系难知其详,但是二人这场文坛官司,显然不是个人恩怨,而是“胡风派”和“非胡风派”的一场论争却是明显的。在1948年对胡风再次批判后直到新中国建立,这两个“派”在上海也逐渐形成了。出版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一书的“泥土社”,是胡风以前主持的一个出版社,而在刘雪苇首任社长兼总编辑的新文艺出版社,则聚集了很多所谓“胡风派”的人:在1955年“上榜”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刘雪苇、王元化、梅林、余洪模、张中晓、耿庸、罗洛等人,则都是这个出版社的成员。

这两个“派”既然形成了,那么在一些问题的争论上也不免夹带着“派”的情绪。1951年,对《武训传》的批判展开后,主管上海文艺的夏衍在周扬的劝告下,在报纸上作了自我批评。在上海的“胡风派”的张禹、耿庸、罗洛等人则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点名或不点名地批评夏衍,要求追查拍摄《武训传》的责任。而耿庸的文章甚至尖刻得让人难以接受:“负责同志的郑重推荐等等,还不仅是以他们自己的错误认识影响了别人,从而,并且也一定产生了正确批评的被阻碍的客观效果的”。

再说一个例子。上海文协当时有一个机关刊物《文学界》,附在《文汇报》上,每星期六出版。唐弢回忆说:

这个刊物由梅林编辑,发表的文章以同胡风同志接近的人写的为多,引起了一些人的议论,纷纷来信提出责难。(冯)雪峰同志怕引起宗派纠纷,特来找我,因为我在报馆工作。他说,文协机关刊作者面太窄,容易引起误会,要我顺便在报馆看一下发排的稿子,注意一下文章的态度,免得授人话柄。有一次,记不起一篇什么文章,我觉得不大妥当,就跟雪峰通电话,雪峰主张撤下,补上一篇备用稿。我一面照办,一面写信通知梅林。不料梅林不以为然,去告诉胡风同志,胡风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责备雪峰,也牵涉到我。雪峰气得脸色发青,拿信的手在索索颤抖。我要求给我看看,他给了我,才看了一张,又立刻夺了回去,他说:“不看了吧,无非是这么回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至今还不知道。

这样的历史现实说明,在1953年唐弢提出对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一书进行批评,大抵不是个人的恩怨在作怪,而是在大形势下的两个“派”之间的情绪在作祟。

耿庸何以要写《〈阿Q正传〉研究》

唐弢在致夏衍的信中,所提到的是对耿庸《〈阿Q正传〉研究》一书的“批评问题”。而从夏衍致周扬的信看,耿庸的书中“对雪峰作了无原则的谩骂”。看来,耿庸这本书是针对冯雪峰来的。

耿庸的书是在1951年11月开始写作并于1953年3月出版的。

耿庸年轻时期就喜欢鲁迅的作品,他喜爱写杂文大抵也受鲁迅的影响。他对鲁迅的《阿Q正传》一书尤其偏爱。冯雪峰是与鲁迅亲近、对鲁迅很了解的人,很早就开始对鲁迅的作品进行研究,并发表过重要文章。1946年,冯雪峰在《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等著作所阐发的对鲁迅思想的研究和《阿》的基本论点就很引人注目。出于对鲁迅的喜爱,耿庸对冯雪峰也是很敬重的。1951年,耿庸从台湾回到了上海,先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培养学馆担任文艺学教学工作,随后受聘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在“现代文学”的课程的第一讲就是《阿Q正传》。他在讲授时,不但同意冯雪峰的观点--阿Q是个现实主义的典型,而且就冯的观点进行了阐发。而恰在此时,冯雪峰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论〈阿Q正传〉》一文。或许由于形势的变化,在这篇文章中,冯雪峰的观点与其本人在5年前的文章有很多不同--他认为阿Q是“一个思想性的典型”。一向钦佩冯雪峰的耿庸于是感到“受了欺骗”,引起了他写文章进行争论的兴趣。另外,在当时对鲁迅这篇小说的研究中,也有着鲁迅思想是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这样的“定论”,而耿庸对这种观点也是持怀疑态度的。于是,1952年二三月间,耿庸写下了6万字的《〈阿Q正传〉研究》一书。

书稿写完后,耿庸并没有马上拿出去出版,而是一面作修改,一面送给朋友们征求意见。他把这本书稿送给了胡风:

胡风对这部书稿确实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他一方面认为这部书的出版会有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也向耿庸提出了一些意见,包括指出书稿中一些言辞的不当。这些意见有当面谈的,也有写在信函里的,而写在信函里的话,也如同胡风等人的其它信件一样,被当作“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行”的一部分。

耿庸根据胡风等人的意见,对书稿前后进行了6次修改,主要阅读一些书补充一些引文和加上所有的注释,虽然也多少删削了一些对冯雪峰过火的讽刺,但还是难以平心静气,因此书中还是有对冯雪峰的冷嘲热讽式的话语。而这样的话语,使夏衍不得不认为是“对雪峰作了无原则的谩骂”。

这本书于1953年3月出版时,耿庸已从复旦大学调到了新文艺出版社。而其时,适应全国如火如荼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的形势,唐弢、魏金枝、孙石灵所主持的《文艺月刊》应读者的要求,决定对《〈阿Q正传〉研究》展开批判;而夏衍出于同样的原因--他所主持的上海文艺界也应该对批判胡风表一个态度,以改变“客观上会造成不好的印象的”局面,也同意对此书进行批判。

1953年7月,上海的书店突然停售这本小书,与此同时,《文艺月报》发表了夏衍信中提到的两篇文章,编者并加了按语:

《〈阿Q正传〉研究》是最近由泥土社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我们觉得其中的观念是有问题的。本刊陆续收到一些对这本书提出意见的来稿,本期刊登了两篇,这就是“从一篇《真理报》的专论谈到《〈阿〉研究》”和“驳《〈阿〉研究》的一些错误论点”。

这也就是夏衍信中所谈到的那两篇文章。两年后的1955年,《文艺月报》6月号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的《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对〈文艺月报〉的进攻》一文也提供了那两篇批评文章发表的背景,与夏衍的信可对照来看:

即使如此,他(指当时的新文艺出版社社长刘雪苇--引者)仍然以编委的身分【份】,庇护胡风集团分子。自胡风集团骨干分子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出版后,我们收到读者批评的来信,编委石灵同志写了一篇对该书的批评,在送审的过程中,夏衍同志认为可以发表,再送给彭柏山、刘雪苇两人看时,他们的意见都说“写得不好”,不要发表。因此,这一次批评就没有能展开。后来还是夏衍同志在来稿中选定了两篇发表。

到1955年,《〈阿Q正传〉研究》的“问题”已不是“观点”上的了,而是“向党进攻”的一部分了。1955年7月号《文艺月报》发表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概况》一文中,对《〈阿Q正传〉研究》批判上升到新的高度:

从解放到现在,前后五年中,在上海的胡风反革命匪徒,配合着胡风在北京的阴谋战略,同样发动了几次对党的进攻--讨论《武训传》时是第一次,文艺整风是第二次,讨论《〈阿Q正传〉研究》时是第三次,最后一次在检查《文艺月报》的当时。总之,他们干尽了各种各样的坏事:如诅咒、谩骂、挑拨是非、造谣诬蔑,无不极尽其能。

既然上升了高度,也必须将耿庸这本书与胡风联系在一起才好说话。《文艺月报》在《我们所接触到的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一文中这样写道:

1953年,据通讯员反映,耿庸的《〈阿〉研究》在新文艺出版社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支持和授意之下,拿到胡风集团的根据地--泥土社出版了。耿庸像胡风一样,企图打着鲁迅的招牌,拒绝党的思想改造运动。

1955年5月13日,耿庸被逮捕,此后失去人身自由长达25年,直到1980年才获得平反。

这里或许还应该提一下耿庸这本书的论战对象冯雪峰的态度,以及赞成批判耿庸的唐弢对冯雪峰的文章的看法。

耿庸的书虽然是针对冯雪峰的,但是就在耿庸被捕的这一年,冯雪峰在他的论文集重印时,却修改了他的观点。冯雪峰在1955年《文艺学习》第5期上发表的文章的“作者附记”中说:

我在1951年曾经写过一篇《论〈阿Q正传〉》,……收在《论文集》;后来我觉得论得太空泛,并且有的论点在解释上是有错误的,所以在《论文集》再版时就抽掉了。这一篇是最近写的,论点上恐仍难免有错误,请大家批评指正。

因为此时耿庸已遭遇不幸,所以冯雪峰的那个“作者附记”中用“我觉得”来代替了耿庸。
 
事实上,对鲁迅作品也有着很深研究,在《文艺月报》主持对耿庸这本书进行批判的唐弢,对冯雪峰的文章中的观点也不赞成,并与冯雪峰争论过:

雪峰在《〈阿Q正传〉研究》里,论证阿Q是“一个思想的典型”。我不同意。我认为这样说违背了现实主义典型创造的根本原则,尽管鲁迅塑造阿Q典型的时候,在生活里作了广泛和高度的艺术概括,然而阿Q首先是一个中国的普通的农民,一个血肉丰满、形象生动的活生生的人物。雪峰援引鲁迅自己说过的话,例如:画出“国民的灵魂”、揭发“国人的劣根性”、“拼凑起来的脚【角】色”等等,来为他的“思想性的典型”辩护;并说这不是他的创造,文学史上有过许多例子,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也说过。

“你为什么不去反对别林斯基呢?”他说。

“如果别林斯基也说这话,我就反对他。可惜他说的不是这意思。”

显然是这句话惹恼了雪峰,他猛地跳起来,一面比划一面说明,声音又高又急。我不做声,静静地望定他。他终于慢慢缓和下来。一场风波很快结束了。

唐弢的看法虽不能说与耿庸相一致,但是,如果社会的政治大气候比较宽松,能够开展正常的学术争论,而不是以言治罪的话,耿庸、冯雪峰、唐弢也等人或许可以坐在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

历史虽然不能假设,但耿庸以书获罪留给后人的警示意义则值得注意。

 

选自《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感谢作者同意转载。

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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