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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一本书是会包含许多缺点的”

                --丁玲与周扬矛盾的开始

作者:徐庆全

1948年7月,著名作家丁玲从河北出发,取道哈尔滨赴匈牙利参加世界民主妇联代表会议。在哈尔滨等待启程时,对新解放区的文艺情况做了一些了解,写信向正在华北的胡乔木(时任毛泽东的秘书)和周扬(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长)作了汇报。在这封信中,丁玲主要谈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东北解放区正在进行的对萧军的批判,另外一个是她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出版。现将信转录于下,并略作解释。

丁玲给胡乔木、周扬的信

乔木、周扬同志:
到这里后早就想把这边一些情形告诉你们,可是生活很杂乱,一时说不出个明【名】堂来。而且想你们那里或许有些材料,知道了一些,现在我就几个我见到的问题随便谈谈。
东北因为地盘大,英雄有用武之地,群众较老区落后,复杂,须要开辟工作,人都不挤在一齐【起】,印刷条件也好,所以工作要比关内活跃些。工作的积极性大,但因工作是新地区,新群众,新问题,所以也显得思想庞杂些,进了城市,城市虽是新城市,但证【正】与过去城市大体相似,所以也会有些老问题。就是在创作上,音乐,戏剧,文学都还有些思想混淆之处。这里的水平是比关内差的,我在这个大城市中就找不到戏看,因为文工团都是新人多,老干部少,而且他们在外省多,在哈尔滨演出很少。改良平戏也很差,这里似乎就是我所说的文艺工作上的思想不一致。今年春天开了一个文工会,暴露了很多问题,东北局负责全体同志出马,在组织上解决了部分问题,思想上似乎未完全解决问题。作家多,而领导弱,(过去宣传部领导,但凯丰同志有病,实际是舒群。)是一个大原因。我觉得华北因为作者【疑为家】工作者大半是晋察冀生长大的,又与本地群众有结合,现在又无大城市,思想较纯一,但要有进城的准备,我对准备是这样的看法,是要坚持向民间(不是向低级趣味)好些。另外就是关于肖【萧】军,肖【萧】军在东北闹了很多麻烦,刚回来时太捧了,衣锦还乡(肖【萧】本人当然还觉不够)给了他文学院,鲁迅出版社,文化报,鲁迅研究会,给了农场,印刷,五六个生产机关。后来他因闹恋爱(不是强奸)就处分了他,逐出哈尔滨等又太厉害了,结果他要求回来,又答应他了,职务还是他的,于是就更胡说八道了。党便决定出一生活报,与其斗争,团结工作只做到给他东西,未给他帮助,也不检查他工作,审查他用的干部,而文艺人谁也不理他,却又花分【费】让他办报骂我们。现在是开了火了,还是开头呢。这次总想搞个结果出来。东北局有负责同志也说太不像话了,要斗争。现在我寄两份给你看看。我们开始也很不策略,我们同志写文章都只会写给自己看,不会写给读者,写给肖【萧】军的读者看,我们的说服人的办法少,理论不够是事实。但肖【萧】军问题是可以教育我们和很多读者的。肖【萧】军以外的高长虹无声无息,塞克在文艺圈子中不得志,没有一小小地盘,做教育所副厅长去了。我在这里一月多,时间割裂开了,蔡大姐要我写小册子,搞材料,占了一些时间,文委那里也跑跑,占了一些时间,既没有如我想像的写几个月文章,也没有如我希望的到一个工厂去住两个月。因此我觉得明年回国后花些时间写文章去住工厂都好,不愿意长途跋涉,因此就懒得回来了。但晋察冀在我感情上我是舍不得离开的,但既离开了,就过一时再说吧。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知华北新华书店印行否?周扬同志对这本书的批评,我还是愿意你当面对我说,如今已经离这样远了,写封信给我也很好嘛!乔木同志向来对我不客气,肯直说,我也很欢迎你给我些意见,一本书是会包涵【含】许多缺点的,有什么不能听的呢?听了批评也不一定会丧失信心的,也不会改行的(东北改行的已不少,现在有改行思想的也不少。这里面是有许多问题的。谁愿意老干这个行当,别行也不是就不能做。很多人都有这种牢骚)。
华北情形你们可以叫人寄我些书报,使我知道一些,这里也还可以介绍出来。
敬礼!
丁玲   九月十九日

东北局对萧军的批判

1948年8月,与东北军事战场大决战前夕的沉寂状态相比,东北文坛上却掀起了一场大论战。《八月的乡村》的作者、著名作家萧军主编的《文化报》与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领导的《生活报》之间,为《文化报》8月15日的一篇社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争。而这场论争,是东北局以官方身份对萧军的一系列言论的清算的开始。所以丁玲在给胡乔木和周扬的信中说,“现在是开了火了”。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在日寇铁蹄蹂躏下14年的东北地区光复了。9月下旬,萧军回到了离别12年的故乡--哈尔滨。

“衣锦还乡”的萧军--正如丁玲信中所言,在那时确实是相当风光的:他的描写抗日题材的《八月的乡村》,早已在全国走红,而鲁迅的学生和来自延安的老干部等头衔和身份,则使东北的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对这位本乡本土的著名作家多少带一些敬仰之情;而此时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也正需要知识分子来大力宣传党的政策。诸种因素融合在一起,就有了丁玲所说的萧军刚回来“太捧了”的情况:萧军回到哈尔滨时,当地举行了各界欢迎萧军先生的大会--这样的荣誉,在哈尔滨大约只给过萧军一个人。此后,在东北局彭真、凯丰等同志的领导和支持下,萧军先是到各学校、团体作巡回演讲;其后,按照丁玲在东北了解的情况,“给了他文学院,鲁迅出版社,文化报,鲁迅研究会,给了农场,印刷,五六个生产机关”。萧军虽然有了这样大的“地盘”,但他投入热情和精力最大的还是主编《文化报》。

《文化报》在1947年5月4日创刊。选择这样的日子,萧军的办报宗旨不言自明,那就是遵从“五四运动”所呼唤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畅言己之所想。《文化报》创刊后,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发行量迅速达到每月七、八千份。对这一切,萧军是满意的,甚至有些陶醉。这个天真、直率、自信而多少有些傲气的东北汉子,竟全然没有体察到当时复杂的环境,在报纸依然说自己想说的,登自己认为可以登的文章。这一切,渐渐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而报纸的一些言论,就被一些人认为是在“胡说八道”--像丁玲信中所说的--“太不像话”了。有好心的朋友曾提醒过他:在群众中影响太大,并非一件好事,要知道,“你虽然也是延安来的,但你不是个共产党员啊!”萧军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是全心全意地为革命工作,并不存在什么“争夺”群众的问题。

1948年夏,哈尔滨又有一份报纸创刊了,名叫《生活报》。它和《文化报》一般大小,也是五日刊,但报头是红色的,而且是用纯白报纸印刷,与《文化报》灰不灰、黄不黄的纸张形成了鲜明对比,以至萧军竟然有“孔雀与乌鸦相比之势”的感觉。同时,萧军知道,这家报纸是由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主办,以宣传部副部长刘芝明为领导,主编则是30年代“国防文学”派的剧作家宋之的。出版这张报纸的目的,丁玲信中说是“与其斗争”,所以创刊号即在第一版版心上,用醒目的黑色边框推出题为《今古王通》的短文,借着说隋末的一个“妄人”,来警告“借他人名望以帮衬自己,以吓唬读者”,“迷惑”群众的“今之王通”。当时萧军正在《文化报》上连载鲁迅给他的信,并作长篇注释。《生活报》此文矛头指向,一目了然。

萧军对此是不能容忍的,立即写了一篇《风风雨雨话王通》,予以批驳。1948年8月26日,《生活报》发表社论,题目是《斥(文化报)谬论》,抓住《文化报》纪念“八.一五”日本投降三周年社论中的一句话“各色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做文章,指责《文化报》“污蔑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而《文化报》同日发表的《来而不往非“礼”也》一文,因涉及俄国侨民与当地中国居民的冲突,也成为萧军反苏的罪状。这样,《生活报》的这篇社论,就给萧军和《文化报》戴上了“挑拨中苏民族仇恨”、反对“人民的解放战争”的帽子。由此开始,《生活报》连续发表8篇社论,组织作家与读者大写批判文章,对萧军及《文化报》进行了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大规模声讨。面对这样的攻势,萧军并没有觉悟,他仍坚持认为,“这不是党的意旨,我与某某人不能完,将来到中央见了毛主席,谁是谁非一定能弄清楚”,并进而以他无所顾忌的惯常态度,痛加反击,什么“‘帽子满天飞’主义,随便锻炼人罪的主义,这全是封建社会、过去伪满、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得意手法”呀,“欲使所有的人民钳舌闭口、俯首吞声,企图造成一‘无声的哈尔滨或解放区’”等等。萧军及替萧军鸣不平的同志写了一系列文章进行答辩,但这一切无济于事,因为在他的批判者们看来,这自然都是在与党对抗。

1949年5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对萧军进行组织处理。先由东北文艺协会作出《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结论》,最后是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布《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给萧军作出了“用言论来诽谤人民政府,诬蔑土地改革,反对人民解放战争,挑拨中苏友谊”的组织结论,并警告说:“如果萧军坚持他的错误,那么他的荒谬言论,就将成为封建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在被中国人民推翻以后所必然找到的反革命政治工具”,从而“完全自绝于人民的文化行列”,这里的意思也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决定,从1949年6月开始,在全东北地区党内外,各机关、学校、单位,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长达三个月的“对于萧军反动思想和其他类似的反动思想的批判”。

这次大规模批判的具体组织者、时为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的刘芝明,写出《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批评》的长篇大论,算是理论上的“总结”。其后,在1957年反右时,萧军成为文艺界的右派,老账又被翻腾出来。刘芝明的“总结”与前述两个“决定”、《生活报》的批判文章,并以“萧军在《文化报》放出的毒草”作为“附录”,合编成《萧军思想批判》一书该书195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然而,萧军对大批判始终是不屈服的。据说萧军曾拒绝在东北局的组织结论上签名盖章。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于萧军当年对这场大批判的蔑视态度,有许多生动追述。这些追述,虽然不免带有些演绎的成分,但仍可体现当时萧军的心态。当刘芝明在准备写批判萧军的长文时,需要萧军过去的作品当靶子,萧军便主动提供。刘写好了文章给萧看,问:“觉得怎么样?”萧军摇头笑了:“不怎么样!”“为什么?”“若是我批判萧军,就不这么写。你把萧军比作狼、虫、虎、豹,还有什么老鹰、狮子等凶兽,但凶兽毕竟不是巴儿狗!你还记得吧,鲁迅说过,自己的血肉宁愿喂鹰喂虎,也不给吧儿狗吃,养肥了癞皮狗乱钻乱叫,可有多么讨厌!”以后批判声势越来越大,萧军又对刘芝明说:“你要能批得我少吃一碗饭,少睡一个钟头觉,我都佩服你!”刘说:“你跟共产党耍什么硬骨头!”萧军反问道:“那么共产党净需要缺钙质的软骨头吗?”萧军离开沈阳去北京时还对刘芝明说:“咱俩的账没完!不过今天不跟你算了。二十年后咱俩再算。你的报纸白纸黑字,油墨印的,擦不掉,抹不去,我的也一样,二十年后再看!”还有人回忆说,萧军的老友曾预言,萧军受批判后只有三条路,一是自杀,二是得精神病,三是再也写不出东西来。萧军偏不服气,在受了处分,去沈阳的火车上他照样呼呼大睡,鼾声如雷,后来他硬是写出了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

在“文化大革命”中,刘芝明被迫害致死,而萧军却奇迹地活了下来。1979年,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开始了对萧军问题的复查。对1948年的那场批判,复查人员进行了调查后指出:

关于肖【萧】军“反苏”问题。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五日,《文化报》发表了一篇肖【萧】军执笔的社评《三周年“八.一五”和第六次劳动“全代大会”》,同日该报还发表了一篇自投稿《来而不往非“礼”也》(题目是肖【萧】军加的)。社评中关于“各色帝国主义”的用语,被认为是把矛头指向苏联;刊登《来而不往非“礼”也》,被视为诬蔑在哈尔滨的苏联公民,成了他“挑拨中苏关系”的罪证。

经复查,对这两篇文章的分析和批判,属于引申发挥。社评中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如果说,第一个‘八.一五’是标志了中国人民战败了四十年来侵略我们最凶恶的外来的敌人之一--日本帝国主义者;那么今年的‘八.一五’就是标志着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就要战胜我们内在的最凶残的‘人民公敌’--蒋介石和他底匪帮--决定性的契机。同时也将是各色帝国主义者--首先是美帝国主义--最后从中国土地上撤回他们底血爪的时日”。作者关于“各色帝国主义”的用语,有不科学之处。但批判者抓住“各色”二字,引申出“赤色帝国主义”论,再把“反苏”罪名加到作者头上,是不合适的。当时肖【萧】军回驳对他的这一批判时写道:“譬如我说红色的花或白色的花,是以‘色’为主呢?还是以‘花’为主呢?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本质上应与帝国主义毫不相干,不管我说的是什么色的帝国主义和苏联本身又有什么相干?”作者的这个申辩是言之成理的。通观社评的全篇内容,是反对蒋介石“媚敌卖国,残虐人民”的罪行;赞颂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英勇坚持”,“无屈无挠”的斗争。至于在这篇社评中没有向苏联表示感谢和致敬,是因为这类词句与文章内容主旨无关,更不能作为肖【萧】军“反苏”的根据。况且在同一天发表的《致苏联作家》公开信中,就有肖【萧】军的署名。

据陈隄、庐湘等同志回忆证明,对“各色帝国主义”论的批判,在当时东北文化界就引起了不同的反映,有的人很不服气,庐湘就在四八年写过反驳批判者的文章。他们认为,“各色”是指各式各样或各种类型的帝国主义,也可以说是用不同手段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如日、美。不能把“各色”解释成“不同颜色”。又据李克异等同志证明,肖【萧】军到东北后,多次作报告,总是讲苏联的好话,有的青年向他提出苏联红军抢运机器、奸污妇女的问题,肖【萧】甚至曲为辩护。

《来而不往非“礼”也》,讲的是一个俄国老太婆与她的儿孙闲坐在小花园的树荫下纳凉、喝茶,三个衣衫褴褛的中国小孩在栅栏外围观。这老太婆出于对中国孩子的卑【鄙】视,用俄中交混的脏话诅骂、驱逐他们,引起中国孩子的愤怒,竟丢了几块小石子砸碎了桌上的玻璃杯,演成一场小冲突。肖【萧】军在自己的检查中,承认由于忽视了当时哈尔滨的环境,这篇文章发表的时机不适宜。但据当时在东北工作过的舒群、金冶等同志证明,文中的俄国老太婆,决非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公民形象,而是指逃亡到中国境内的白俄。文中对那个俄国老太婆傲慢、自大心理的描写,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将刊登这篇文章作为肖【萧】军“挑拨中苏关系”的罪证,是说不通的。

关于肖【萧】军“诬蔑土地改革”问题

一九四八年,肖【萧】军化名“秀才”用文言文写了一篇《新年献词》发表在《文化报》上。文中谈到土改运动时有这样一段话:“复加以‘分人’之地,‘起人’之财,‘挖人’之根……甚至‘净身出户’,此真亘古所未有之强盗行为,真李自成、张献忠之不若也。满清虽异族,日本虽异类,尚不为此,胡共产党竟如此不仁其也哉?”当时的批判文章,都是把这些话作为肖【萧】军赤裸裸“反对革命”的观点加以引用的。

经复查原文,《新年献词》共写了六个问题:“支援前线也”,“拥护民主政府也”,“拥护中国共产党也”,“打倒蒋介石赶走美帝国主义也”,“开展新文化运动也”,“建立新人生观也”。前五个问题都是正面谈的。在第六个问题“建立新人生观也”中,“秀才”以自述口吻,现身说法,最初他站在“封建余孽”的立场上,对土改运动表示了上述公开敌视的看法。在事实的教育下,“秀才”阅读了毛主席《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后,耳目一新,自感“过去六十年生活,直粪蛆之不若耳”,“始知革命者与共产党人之所为”,是“顺乎天理,应乎人情,亘古所未有”。其后进一步与革命者接触,更觉得他们“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并发誓:“今而后,无论前方军队,后方政府,脱有所需,若不以‘成分’不纯而见弃,虽任何劳役亦所愿赴。”当时的批判割断上下文的联系,抓住“秀才”反动的一面,再与肖【萧】军划等号,这种批判是主观武断的。

从《新年献词》的全文,不难判断作者的写作意图:一个满脑子封建伦理纲常,“正统”观念极强的老“秀才”,对我党的政策始而强烈反对,渐至思想开窍,最后满口赞词,足见共产党人所作所为的感召力。由于作者采用“秀才自述”的文体,把“秀才”最反动的一面直接诉诸文字,又缺乏批判,容易产生副作用。在《新年献词》的结尾,他借“秀才”之口提出反对官僚主义、空谈主义、“王八拉车没后劲”主义等一百二十四个主义,夸大了东北解放区存在的问题。《新年献词》是一篇有错误的文章,但属于思想认识和思想方法方面问题。说肖【萧】军站在“反对革命的立场”,“诽谤人民政府”,“诬蔑土地改革”;是“在新年,抬着棺材,穿着死人衣裳,给人民和共产党所献的‘祝辞’”,不符合文章的基本内容实际。

关于肖【萧】军“反对人民解放战争”问题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五日,肖【萧】军在《文化报》上发表了三年前写的一组诗,总题名为《抚今追昔录》。作者为这组诗写了一个小序:“从‘八.一五’胜利纪念日以后转眼已是三年。这三年中,日本强盗虽然从中国解放区土地上被赶跑,而丧尽天良的蒋介石匪类却要中国人做美国强盗的奴隶以及他底奴隶。为了不愿做奴隶,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又断断续续进行了三年自卫与解放的战争!我知道中国人民底血还要大量地流下去,我也知道不流血是不会换得真正自由与平等,但是‘抚今追昔’,终难免有所怆然!‘箕【萁】豆相煎’实不能无所悸恸!值此三周年纪念,无新思,也无新文。录过去在延安写下的旧诗数章以志记。”

就这篇序文对解放战争性质的认识来说,基本上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作者也流露出感伤、低沉的情绪。其中关于“箕【萁】豆相煎”的典故,在这里使用有毛病。但以此断定肖【萧】军“把中国人民反对中国反动派的革命战争描写成为‘亲兄弟’之间的战争”,进而得出肖【萧】军“反对人民解放战争”的结论,是不妥的。作者在序文中明明痛骂蒋介石是“丧尽天良的匪类”;在“箕【萁】豆悲”的诗中作者还特别加注,痛斥蒋介石在抗战中与敌人勾结,情同“奴主”。这说明作者的基本立场是站在革命人民一边的。

综观肖【萧】军主编《文化报》期间发表的主要文章,其中有些是有错误的。恰如其分地指出肖【萧】军的错误,给予适当的批语是完全必要的。但对肖【萧】军的批判,采取了过火的斗争形式,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肖【萧】军问题提到了“反苏、反共、反人民”的高度。最后以东北局名义对肖【萧】军问题所作的《决定》中,明令“在党内外开展对于肖【萧】军反动思想和其他类似的反动思想的批判”;号召掀起一个反肖【萧】军的运动。这个《决定》带给肖【萧】军个人的后果是严重的,在长达三十多年时间里,肖【萧】军绝迹于文坛。这起错案,今天应予改正。

在这个结论里,给了萧军恰如其分的评语:萧军是“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为人民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

1980年2月,在经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的《关于萧军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中指出:“1948年东北局《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认为萧军‘诽谤人民政府,污蔑土地改革,反对人民解放军战争,挑拨中苏友谊’。这种结论缺乏事实根据,应予改正。”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的争论

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书,丁玲在信中讲到两点:一是想知道“华北新华书店印行否”,一个是“周扬同志对这本书的批评”。而这两个问题又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周扬对这本书有批评意见,所以才牵扯到华北新华书店是否出版的问题。

丁玲这部反映土地改革的作品,是1948年6月在河北正定的华北联合大学完稿的。关于这部作品的写作情况,当年曾任这所大学文学系主任的陈企霞,在怀念丁玲的《真诚坦白的心灵》一文中,谈到《太》写作和出版受阻事: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脱稿后,她请我看了看。我被这部作品吸引住了。这是她根据自己不久前参加土改的经历而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描写了华北桑干河地区暖水屯在一个月时间里所经历的伟大变化。暖水屯实际就是丁玲去过的河北汲县温泉屯。在小说中,对整个土改斗争,从工作组进村发动群众、组织斗争,到分配地主的财物,及农民的保卫胜利果实而参军,都有真实而生动的描写。这是根据地作家写的第一部正面反映土改的杰出作品。

一九四七年夏天,丁玲写完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照理说,这样及时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在当时是很需要的,但由于作品刺痛了某些人,他们便指责作品反映的是富农路线,致使作品在华北未能出版。作品被拒绝后,丁玲见到我不由得流了泪,我也很替她难受。要知道,这部作品来得不易呵!它是丁玲深入实际的产物,上面聚集了她的心血和爱憎。

我只好安慰她说,你不如到东北去;换个地方,或许还有出版的希望。听了我的劝告,她果真到东北。有价值的作品,它的光辉决不会因非议而消失。在东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很快就出版了,并且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有人甚至赞扬它是一部“史诗似的作品”。后来,华北也出版这部书。对华北的读者来说,读这部书就更有亲切感了。

陈企霞所讲的“作品刺痛了某些人”导致“在华北未能出版”,其实就是指周扬对这本书的意见。

周扬对这部书的意见是什么,从周扬这方面得不到答案,倒是丁玲在讲话和日记中有所透露:

书没写完,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了批评:说有些作家有“地富”思想,他就看到农民家里怎么脏,地主家里女孩子很漂亮,就会同情一些地主、富农。虽然这话是对一般作家讲的,但是我觉得每句话都冲着我。我想:是呀!我写的农民家里是很脏,地主家里的女孩子像黑妮就很漂亮,而顾涌又是个“富农”,我写他还不是同情“地富”!所以很苦恼。于是,不写了,放下笔再去土改。

当时,丁玲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前54章送呈周扬审阅,1947年10月间在河北省阜平抬头湾村附近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丁玲听到的“批评”就是彭真在大会报告中提到的有关文学作品反映土改的部分。或许,周扬已及时通读或委托别人通读了完稿的54章《太》,并将他的意见向彭真讲过。

而丁玲的日记,则具体地记录了周扬对这部书的看法丁玲:周扬认为丁玲的长篇小说的“原则问题”就是彭真所讲的“‘地富’思想”,这是“政治”上的问题;第二是表现手法上的“老一套”。 而周扬在当时的华北,主管宣传工作,他对作品的这两条意见,丁玲的书在华北出版就成了问题了。

到了1948年6月底,丁玲要随中国妇女代表团启程赴匈牙利参加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丁玲向胡乔木道别时,胡乔木对丁玲说:“你是个作家,该带着书出去。”《太》终于有了出版希望,胡乔木组织萧三与艾思奇突击审稿。稍后,胡乔木召来萧三和艾思奇借陪毛泽东散步的机会,在树林子里经过进一步的讨论,形成了最后的看法:《太》写得好,个别地方修改一下可以出版,并将意见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还赞扬了丁玲。

7月中旬,抵达大连的丁玲看到了胡乔木对这部书修改意见的电报。丁玲依照意见修改后,8月中旬与光华书店主事人邵公文见面,正式商谈在该书店印发《太》有关事宜。邵公文与丁玲同在延安生活过,光华书店等于东北解放区的三联书店,受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加上又是有胡乔木等人对《太》的评定意见,邵公文二话不讲,抓紧安排,几乎是火速排印,实现了胡乔木的愿望,让丁玲带着她的新著长篇创作出国了。其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华北也出版了。

文艺圈的人大约都知道,丁玲与周扬后来有解不开的结。有很多人在讨论丁玲与周扬结怨的原因时,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出版,被认为是丁玲与周扬结怨的开始。其实,即使在现在,对一部书稿的看法也是因人而异,多方面的意见都有,实在算不上什么。我们这样说,倒是颇为符合丁玲在给胡乔木和周扬信中的看法:“一本书是会包涵【含】许多缺点的,有什么不能听的呢?听了批评也不一定会丧失信心的。”

可是,为什么关于这部书的出版,又成为周扬和丁玲之间结怨的一个重要因素呢?想来原因恐怕有两条:

第一是,丁玲对这件事的看法,尤其是日记上记录的对周扬的意见。因为日记是真心的流露,而给胡乔木和周扬的信则是台面上的事情,所以,从丁玲日记上看,周扬的做法是大大地触怒了了她。因为有这样的感觉,所以,在后来丁玲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出自己的不满:

五十年代初,丁玲主编《文艺报》期间,一天偶尔谈到自己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情景,丁玲忍不住说道:“这本书曾被周扬压下来,不给出版。”她说一想起此事就伤心,结果当场当着杨犁、唐因等人哭起来。
 
另外,陈学昭在1955年写的揭发丁玲的材料中,也谈到丁玲的看法:

周扬有一次把布置好的批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文章交给艾青,由艾青再送交丁玲。丁玲读了以后,当时就雇一辆三轮车回家,一路上哭着回来。她对陈学昭说:“我不能忍受这样卑鄙无耻的人。” 

第二是,后来周扬与丁玲矛盾的加深,使这一件事又被过分地渲染了。

 

选自《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感谢作者同意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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