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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刘海粟的悲欢五十年

--作者:刘蟾、密斯赵
   
刘海粟(1896-1994),江苏常州人,祖籍安徽凤阳,现代杰出画家、美术教育家、中国流艺术家画派创始人之一。1912年与乌始光、张聿光等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校长。1949年后任南京艺术学院院长。早年习油画,书法学康有为,苍古沉雄;兼作国画,线条有钢筋铁骨之力。后潜心于泼墨法,笔飞墨舞,气魄过人。晚年运用泼彩法,色彩绚丽,气格雄浑。历任南京艺术学院名誉院长、教授,上海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英国剑桥国际传略中心授予其“杰出成就奖”,意大利欧洲学院授予其“欧洲棕榈金奖”。
 
刘蟾,1949年出生于上海,刘海粟和夏伊乔的幼女。1964年随父研学绘画,1982年10月在香港举办画展,1984年在日本举办画展。
 
  
爸爸是个纯粹的艺术家,个性自由奔放,不拘小节。他全身心地投入事业,年纪轻轻就创办了上海美专,扬名业界。无奈他前半生的婚恋之路却走得相当坎坷。幸运的是,当感情在金钱面前输得一败涂地的时候,妈妈就像上帝派来的天使一样,静静地来到了爸爸的身边。
 
爸爸和妈妈两人在一起生活了五十年之久,是名副其实的“金婚伉俪”。更难得的是两人都相当长寿,先后以九十八岁和九十六岁的高龄辞世。他们夫唱妇随,以丹青为伴,令人羡慕。我觉得他们能携手一路走来,与妈妈温和包容的性格不无关系。在爸爸的眼里,妈妈就是那个使他恢复春天生机的人。而在我看来,父母不仅给了我们生命,也是我们人生最好的老师。
 
漂洋过海只为你
 
我的妈妈夏伊乔是上海滩的名门闺秀,她美丽温柔,画得一手好工笔。妈妈和爸爸的结合并非如某些言论所说是爸爸浪漫多情的结果。事实上,他们能在一起,是成家和移情别恋在先。
 
在认识妈妈之前,爸爸的情路波折不断。十五岁那年,生性不羁的他不愿接受父母之命,在蜜月期就从常州逃到上海当了“落跑新郎”。 爸爸十六七岁创办上海美专时认识了张韵士而堕入爱河,并于1929年一同赴欧考察美术。
 
张韵士是个软弱老实的传统妇女,她不要求名分,一心跟着爸爸,还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刘虎、刘豹,唯一的爱好就是在家打打麻将。可偏偏横里杀出一个成家和来。成家和为人果敢自信,善于交际,是当时上海美专的学生会主席。成家和的出现令爸爸眼前一亮,赞叹说“较之一般的女孩子,她是很美的”。张韵士觉察到爸爸对成小姐的这份情愫后,非但没有要求结婚,反而带着儿子主动提出分居。这就给了成家和一个绝好的机会。1933年10月27日,成家和拖着爸爸来到南京,拜望了父母。第二天,他们便举行了婚礼。不久,他们便赴德国柏林举办中国现代美术展览会。
 
两年后,爸爸带着成家和以及两人新添的女儿英伦回到上海。不久,又生了儿子刘麟。甜蜜期过后,两人的婚姻开始出现经济上的问题。爸爸和所有的艺术家一样,对金钱相当不敏感,经常不惜重金将喜欢的作品收入家中,高兴起来又会将自己的画作拿去义卖,也不过问家里的开支。成家和因此生出了不少怨气,埋怨爸爸说:“都说我老公名气响,家里门面大,其实是个空皮囊。人家夫人都穿金戴银的,你只顾自己买画,也不问问我和孩子们的用度够不够。”
 
两人矛盾激化在爸爸去南洋义卖及赴南洋筹赈展览一事上。爸爸出发前,成家和“命令”他说:“这次你去南洋筹赈,不要再把钱全部都给红十字会了,给家里也留点。抗战又不靠你一个人。”爸爸听了心里很不高兴,之前张韵士可没那么多要求,自己又是潇洒惯了的人。于是,照样是悉数捐赠,一分不留。
 
1943年5月,爸爸突然被日本特务用飞机押送回了上海。原来,获悉爸爸在南洋依旧一意孤行后,成家和下决心不和他过了。何况,成家和之前早已有了新欢,为自己留好了后路!这个名叫萧乃震的新欢在上海有钱有势,是个亲日的生意人,押送爸爸乘日本专机回国的事就与他有关。
 
爸爸感到很痛心,但也能忍耐,他同意了成家和的离婚要求,并祝愿成家和再婚后“永久享受幸福美满之生活”。现在回想,一切仿佛是命运之神的诅咒。成萧两人结婚后不久,就带着两岁大的女儿芳芳去了香港。说来也奇怪,到港后,萧乃震突然就生起病来,花了很多积蓄还是医不好,最后病死他乡。成家和无奈,只得将剩余的家产先托朋友转移到台湾,然后自己再过去。怎料,她朋友坐的那架飞机失事,连人带物都不见了踪影。于是,成家和一下子从阔太太变成了穷寡妇,她的“豪门梦”破碎了。幸而女儿芳芳机灵懂事,六岁就进入演艺圈挣钱贴补家用,这个小女孩就是日后的香港影后萧芳芳。
 
成家和离开后,爸爸终于开启了一段新的美满婚姻,找到了他的真爱。妈妈第一次见到爸爸是在印尼的一次“筹赈画展”的宣讲会上。妈妈比爸爸要小二十岁,当时她静静地坐在台下,像看偶像一样远远望着台上的爸爸。他器宇轩昂、语调坚定;他为人慷慨,才华横溢,为了抗战义卖不遗余力。他的一切一切都是那么完美。都说女人因为崇拜才会生爱,真是不假。两人认识后,爸爸当然看出了妈妈对他的情意,但那时他在上海还有妻儿,窗户纸是不能捅破的。
 
爸爸被押回上海后,一下子就“妻离子散”了,苦闷之下就想起了远在印尼的妈妈。一向率性而为的他便给妈妈打了个电话,说成家和已经离开他了,希望她能来上海。当时,追求妈妈的人多了去了,爸爸其实也没抱太大的希望。可是,没过多久,他却接到了妈妈从上海华愚宾馆打来的电话,他简直喜出望外。
 
赡养张韵士,接济成家和
 
1944年1月16日,爸爸妈妈在上海外滩十二号工商联谊会举办了婚礼。和爸爸结婚后,妈妈没有外出工作过,一辈子都在为丈夫、儿女(我有一个哥哥刘虬、一个姐姐刘虹)、家庭奔忙。妈妈大家闺秀出身,对钱财一向不计较,所以爸爸又过上了自由自在的生活,内心十分快乐。对爸爸的事业,妈妈是百分之百支持,需要外出写生,就打点好一切陪他去。
 
妈妈其实也画得一手好画,她安排好家务后也会去自己的书房画画,而且和爸爸一样,也是一画上手就不愿停下。有时她心血来潮想临摹爸爸的画作,爸爸看到了,怕自己的画被损坏,就凶巴巴地叮嘱她,不要靠得太近。妈妈被扫了兴也不生气,说“好好好,我以后不看你的画就是了”。
 
爸爸妈妈的情感之所以能够细水长流,与妈妈那温和可人的性格密不可分。她温柔,却不失风趣,以至于有一次,我们一家围坐在桌边吃饭,爸爸看看我和姐姐刘虹,又看看妈妈,然后一本正经地说:“说真的,你们姐妹俩加起来还没有你们妈妈一半俏皮呢。”
 
爸爸曾在《老梅香馥自年年--谈我的爱情生活》 一文中写道:“夏伊乔……开诚相见,以诚相待,使我前妻的孩子刘虎、刘豹、英伦和刘麟得到了温暖。以后,伊乔也生了三个孩子--儿子刘虬和女儿刘虹、刘蟾。更重要的,我不仅没有后顾之忧,有更多精力去奋斗,并且在我的艺术与生活道路上,有一个可以及时提醒我和我同甘共苦的伴侣。”
 
话说张韵士和爸爸分居后,独自一人居住在离复兴路我们家不远的一条弄堂里。她两个儿子都好学上进,十分争气,学成后都定居于美国。大儿子刘虎考入了联合国,二儿子刘豹在美学习自动控制工程,后回国在天津大学工作。张韵士一直没有结婚,在上海也没什么亲戚朋友。妈妈得知后,就对爸爸说:“她年纪大了,一个人住怪可怜的,不如把她接到家里一起住吧。”于是,张韵士就成了我们口中的“大妈”。她和我们几个小的感情很好,我们从小就跟她睡一个屋。她是在我们家里养老送终的。
 
至于接济成家和,那是20世纪50年代的事情了。成家和和萧乃震结婚后,女儿英伦和儿子刘麟都留在了上海。英伦在外语学院念书,成家和来信说非常想念英伦,让英伦申请去香港看望自己。英伦未经她同意就把男朋友也带了去,结果母女俩大吵了一顿,吵到后来竟然要断绝母女关系。也许,英伦认为妈妈有了小妹妹芳芳,早已不在乎自己了。至于刘麟,他也遗传了刘家孩子会读书的基因,考上了北大,自立门户了。所以,成家和在香港是和萧芳芳相依为命的。
 
妈妈得知其境况后,心存怜悯,找个机会申请赴港,专程去看望了她们母女,这才知道她们过得还真是潦倒。两人见面说话的时候,成家和还不忘记给旗袍钉珠子赚取家用。后来,妈妈就塞给了她一笔钱。
 
这两件事爸爸知道后,内心自然十分感激妈妈的宽容与慈爱。
 
中风三年,终于站起来了
 
童年记忆中,爸爸妈妈经常在外写生、开会,一走少则一个月,多则好几个月都见不到人。我和哥哥刘虬、姐姐刘虹就留守在复兴中路重庆南路的家里,由保姆带着。
 
我们家是一幢假四层的法式小洋房,地下室是车库和厨房,一楼是餐厅和客厅,二楼是书房和主卧,三楼是卧室,四楼是妈妈的画室和我们几个小孩的卧室,还有一个储藏室。每次爸爸妈妈出差回来,都会带回很多油画,这些油画从走廊一直排到客厅,整幢房子都充满了松香味。
 
有一次,爸爸说要带我一起去无锡,我高兴得什么似的。那时上海美专和苏州美专以及山东大学美术系合并为华东艺校。哥哥姐姐因为要上学,所以就我一个人得到了做“小尾巴”的机会。
 
那年我也就五六岁的样子。爸爸妈妈在鼋头渚写生,我就挎个小竹篮,自己在太湖滩捡小石头玩。小孩子也不懂他们的工作,只记得有一笼笼的无锡小笼包带回家是件很幸福的事。
 
那时的家庭生活就是这样子和美滋润。爸爸是事业上的名人,家里经常高朋满座;妈妈则是称职的家庭主妇,带领着厨娘、保姆和一个男工把家里上下收拾得井井有条。
 
1958年的时候,政治气氛骤然紧张。小学里的同学开始对我指指点点,说我是“大右派”的女儿。我那时也就七八岁,不知道什么是右派,只记得爸爸妈妈出去了好一阵子,好像是去江苏为南京艺校的事情开会。爸爸回来就病倒了。他是中风,右半边不能动弹了,只能卧床。
 
从此,家里似乎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我们几个小孩也不再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了。随着父亲的职称从一级教授降到四级,家里的经济状况一落千丈。这时候,妈妈开始想尽办法使爸爸尽快恢复起来。当时大舅在香港,会想办法给家里寄点糖和油过来。妈妈就把多余的糖、油拿去换钱,买来鱼虾给爸爸补身体。她宁愿自己吃青菜、辣酱,也要保证爸爸每天都能喝上一瓶牛奶。妈妈还请了推拿医生到家里给爸爸做针灸治疗,并帮助他做恢复锻炼。一个蜜罐里长大的少奶奶一下变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主妇。这就是上海闺秀的坚强吧。
 
爸爸也凭着一股对艺术执着追求的信念,克服疼痛,每天坚持做恢复锻炼。然后,奇迹真的发生了。仅仅用了两三年的时间,爸爸就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状态,他的右手又可以重新拿起画笔了。妈妈激动极了,我们兄妹几个也欢呼雀跃,生活仿佛又开始欣欣向荣起来。可是好景不长,等我长成十六七岁的大姑娘时,“文革”开始了。
 
借“抄家”转移文物

街上成天有人敲锣打鼓,游行喊口号,每个人的神经都是紧绷的。我是“黑五类”的子女,不敢有一丝的轻举妄动。
 
记得那时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后的第二天晚上,我跟着同学一起去资本家家里抄家。等我回到家,却傻了眼。院子里点起了大火,火光冲天,足足有十米高,家里的书画都被扔到火堆里焚烧,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烟味。红卫兵们在我们家的楼梯上川流不息,呐喊声、抛物声,声声揪心。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惨景。好一阵子,总算有个红卫兵说了句:“走吧走吧,差不多了,下面还有一家呢。”一伙儿人这才撤走。
 
他们一走,我赶紧跑上楼,只见爸爸躺在沙发上正喃喃自语:“破‘四旧’是没错,可我这里都是文物啊!你们可以封,可是不能烧,不能撕啊!”妈妈一边默默地收拾清理现场,一边安慰着爸爸:“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爸爸心疼那些书画,在红卫兵抄家的时候,悄悄嘱咐哥哥,让他打电话给市政府,希望这批文物能得到保护。后来也不知是政府派的人还是外头的相关人物,总之来了一个陌生人,大声喊:“红卫兵冷静一点,那是文物,不是‘四旧’,大家需要冷静处理。”情况似乎有所好转。
 
我哥哥那时血气方刚,一把推走一个红卫兵,砰一声把书房门给关上了。事后,爸爸亲自打了个电话给他的一个学生,似乎是博物馆的一个头头儿,希望他们能将家中剩余的书画转移走,保护起来。
 
于是,过了没多久,中国画院就派人来“抄家”了,将爸爸妈妈整理好的书画一箱箱地搬走。“文革”结束后,这批书画陆陆续续地还了回来,如今都在上海的刘海粟美术馆里收藏展示着。
 
除了字画,在“文革”中遭殃的还有大量的书信。爸爸那时结交了不少知识分子和文坛名流,像蔡元培、康有为、徐志摩等,都经常和爸爸有书信往来。有时周末晚上,爸爸还会请他们一起来家里吃饭喝酒。做得一手好菜的妈妈会亲自下厨。其中,复旦大学的王造时夫妇是“搞政治”的教授。就因为这个,有人就举报爸爸他们,说他们常常聚会,搞“反革命集团”。于是红卫兵就来抄家,那些珍贵的书信就被一麻袋一麻袋地运走了。
 
“文革”初期,爸爸妈妈就遭到了隔离审查。爸爸被押在客厅,妈妈则被关进卧室。妈妈的个性十分淡定开朗,就算吃尽苦头,她也有办法苦中作乐。
 
有一天,造反派把我们家的一个小方木凳翻过来四脚朝天,叫妈妈跪在上面。然后,还要她双手举着砖头一样厚重的西洋画册交代问题。跪了一阵子,妈妈的膝盖已经疼痛难忍。她灵机一动说要上厕所。经过几次抄家后,我们家的东西已被翻得乱七八糟了,很多衣服袜子就胡乱堆在厕所里。于是,妈妈就将这些织物绑在膝盖上。刚绑好一只腿,造反派就在厕所门外喊开了:“怎么还没好啊,快点快点!”“好了好了。”妈妈答应着出来。过了一阵子,她又借上厕所的名义,将另一只腿的膝盖也保护了起来。
 
我们家靠近复兴公园,公园里一直在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的革命歌曲。妈妈被审查,她实在想不出有什么需要检讨的,索性开始听歌学歌,不一会儿就能哼哼唱唱了。因为妈妈唱的是革命歌曲,造反派也拿她没办法。
 
大概审查了两个星期,造反派看我们家实在是没东西可抄了,也查不出什么名堂来,准备撤离。走之前他们说:你们家就四个人,用不着住那么大的房子,你们在客厅打个地铺就可以了。于是,家里的其他房间都贴上了封条,只在客厅里留了一张八仙桌、四把椅子和四个铺盖卷。这就是爸爸、妈妈、我还有大妈(张韵士)四个人所有的家产了。
 
大妈文化程度不高,人又懦弱,这段日子她可吓得不轻。记得一天半夜,几个红卫兵突然咚咚咚敲门要进来。我们开门一看,就是弄堂里的几个中学生。学生们凶狠地说:“钱有没有?快拿出来!”就和现在的小流氓没什么两样,边叫边要把爸爸从地铺上拉起来。妈妈赶快说:“老人有病起不来。”当时,我赶快让大妈坐在一张椅子上。红卫兵用皮带抽打椅子,她吓得腿都软了,屋子里就听到椅子木头腿被摇晃所发出的咔嚓咔嚓的声音。红卫兵看到桌子抽屉里空空的,的确是一无所有了,才骂骂咧咧地走了。打那以后,大妈的哮喘病就越来越严重了。
 
哪知那群人还不肯善罢甘休,连客厅都不让我们睡了,将我们家没收作为造反派的司令部,命令我们搬到瑞金路上的两间小屋里去。想想那时真是心酸,连厨娘也造起了我们的反,幸亏那名男工心善,知道爸爸嗜画如命,搬家前趁红卫兵外出时,从旧房子里拿了一些笔墨纸砚和画册出来,夹在衣服里偷偷送到瑞金路来。
 
没想到,就是他的这一善举,竟成了我跟爸爸学画的开始。
 
家徒四壁,唯有学画高
 
小时候,我们兄妹仨都很怕爸爸,得到他的“真传”那是异想天开。尽管他似乎从来没责骂过我们,但他眼神里透着一股威严,而且声如洪钟,很有威慑力。我们怕爸爸怕到什么程度呢?每次看到家里的男工开始磨墨,就知道爸爸快要回家了。等到了爸爸下班到家的时间,只要听见钥匙转动门锁的声音一响,我们就噔噔噔往楼上跑,躲进自己的房间。
 
现在想想,之所以那么怕爸爸,是因为他虽然在生活上不责骂我们,但在工作上却把我们视为“仇敌”。爸爸的书房是小孩的禁区。书房里到处都是古代诗词、历史读本和外国的画册,平时他就一个人待在里头看书画画。书房里明明乱七八糟,他也不许妈妈整理,说别人要是动过了,他就不知道去哪里找了。你要是走到他书桌边看书看画什么的,那就等于触到了他的神经。“不许离得那么近,注意你的呼吸!”在爸爸眼里,他那些书画比儿女都要宝贝。所以,渐渐地我们也不再敢进他的书房了。
 
怎奈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家里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不过,自从搬去了瑞金路,爸爸倒是过上了一段清净日子。他的学生去华亭路上的旧货摊淘了一个七支光的旧台灯,爸爸如获至宝,重新拿起了画笔。
 
爸爸对我说:“小妞你看,家里的财产堆成山也没有用,一夜之间,说没有就没有了。所以,身外之物再多也是没用的。只有知识和手艺是别人拿不走的。”我当时心想:你不就是因为一肚子的文化才遭殃了吗?我当然是不敢说出口的,我也相信爸爸的话一定有他的道理。于是,我萌生了跟他学画的念头。
 
那时,哥哥刘虬在读一个外语夜校,姐姐刘虹去了东北工学院。因为大哥刘虎在联合国里供职,所以我是连上山下乡做知识青年的资格也没有的。当时我被安排进了一个印染厂的职校,每周一三五去上学。所谓上学,也就是念念报纸,实在是学不到什么东西。如果能跟爸爸学画,那真是件天大的喜事。
 
事实上,爸爸也很希望能有子女接他的班。他有时会念叨,虎儿小时候画的铅笔画真是不错啊。但他又不像他的好朋友傅雷那样,对儿女严格要求。他是个自由至上的艺术家,他希望儿女能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
 
从心里说,我是喜欢画画的,因为小时候每次看到爸爸的画我都会很高兴。他喜欢用未经过调和的原色,所以他的画色彩相当鲜艳,就像出自年轻人之手,永远都那么奔放,富有激情。爸爸睡午觉的时候,我也会偷偷用他的毛笔画上几笔。有学生和朋友来家里做客,我就悄悄在一边旁听。
 
这些事情被妈妈知道后,就开玩笑说:“小妞,没想到你也想当刘海粟啊!”我说:“妈妈你别嘲笑我了,我知道自己不可能的。”事实上我也特别害怕爸爸看到我画的画。有一次我在画一棵树,发现爸爸走到背后来看,我的手臂就抖起来了,神经也紧张得很,结果窘得我原本一棵大树画得很小。爸爸见了,不出声就走了。我想糟了,他一定觉得我画得很差劲。后来妈妈鼓励我说:“说就说呗。别人都来求你爸爸指导,你现在那么好的条件不利用,将来一定后悔。画坏了又能怎样呢?不就是一张纸吗?可以重新来嘛。”
 
此后,我就鼓起勇气问爸爸能不能指点我一些画画的技法,爸爸就说“你自己先要放开,敢于画大画,这样气场才会有所不同”。于是,我心情一下子舒畅起来,说:“好啊。爸爸你就先教我画松树吧,我要画松树那种不畏惧风霜雨雪的精神!”
 
于是,我一画就画了几十年。2000年的时候,还专门去南京艺术学院进修。至今,画画仍是我最大的一件乐事。我特别欣赏爸爸画画的气势,看他的画你会走进去,它会抓住你的心!可惜爸爸没有给我和妈妈画过一张肖像。记得小时候爸爸的一个朋友一见到我就要对爸爸说:“小妞多好玩啊,给她画一个吧。”最后也没画。
 
我知道,爸爸的心思在更大更远的地方。“文革”结束后,他重新回到了画坛,完成他“十上黄山”的心愿。
 
云开日出,最后的心愿
 
忽然有一天,瑞金路家里来了一支工宣队,工宣队的人骂那些红卫兵说:你们怎么能让老先生住在这种地方!然后,就批准我们搬回复兴路,蜗居在“假四层”的阁楼上。楼下呢,竟神奇般地住进来一个杂技团,每天在我们家里排练走钢丝什么的,我看得几乎忘记了烦恼。
 
可没多久,爸爸又祸从口出了。有一次,学校里的老师带了几个学生来家里整理东西,翻到一张报纸,报纸上有蓝苹出演什么什么角色的字句。爸爸随口就说:“那个蓝苹啊,就是现在的江青。”于是,招来了公安局的人,也招来了大祸,有风声传爸爸要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
 
爸爸当时的心情一落千丈,本以为搬回家太平了,怎么就没完没了了呢?一个学生就说:“刘老师,要不咱找人算个命吧?”爸爸同意了。
 
那天,一个瞎子带着一个小孩来到我们家。我们将父亲的生辰八字告诉他,他掐指一算,对爸爸说:“放心,你还有十年大运呢!你头上的乌云会散开,太阳会出来。不久,你还能和一个从小就不在身边的儿子见面呢!他从很远的地方过来。”
 
说的不就是虎儿吗?爸爸心里一激动,叫瞎子给大妈也算算。结果算了好几回,瞎子始终说“她见不到儿子,见不到的”。
 
果然,后来借尼克松、基辛格访华的契机,大哥刘虎真的回国看望了爸爸。巧的是那时大妈真的已经过世了,没能见上儿子一面。记得大妈最后一段日子卧床不起的时候,是妈妈喂她吃饭,带她看病,还给她擦身洗脚,直到为她送终。
 
爸爸见到了大哥,了却了一个心愿。很快爸爸也迎来了欣欣向荣的好日子。1979年,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举办了“刘海粟美术作品展览”。没几年,意大利国家艺术学院又聘任他为院士,并颁赠了金质奖章。
 
改革开放后,爸爸心情舒畅,不断写生,创作精力不减当年,还不断出国展览、演讲,弘扬中华文化。但毕竟那时爸爸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不如以前。我和我先生就带着老两口从上海移居到气候更为温暖的香港。爸爸在香港的名气也很大,时常有年轻人上门拜访。妈妈也是一如既往地传播着她的好人缘,童年中那段幸福的时光仿佛再现。
 
爸爸的创作劲头未减当年。有一次,在美国的堂兄刘狮邀请他到美国大峡谷写生。爸爸九十岁的人了,一直坐在峡谷口风景最好的地方。妈妈说当时风特别大,真担心爸爸着凉,好在回来后他也没生病。我觉得爸爸之所以健康长寿,和他将生命与艺术拧在一块不无关系。
 
爸爸最后一次上黄山是1988年,当时他已经是九十二岁高龄了。因为画画非常挑地方,而这些地方往往地势险要,所以后来爸爸是坐滑竿下的山。这样走走停停的,差不多每天要画一张画。爸爸说:“见了黄山,心情就很激动,手就停不下来了。”

1994年,因为爸爸的健康问题,我们全家搬回了上海。我们都知道爸爸还有一个心愿未了。终于有一天,上海文化局的同志到我们家说:建美术馆的事情成了。原来爸爸想把他的作品和收藏全部捐给国家,让这些珍贵的书画能够好好保护起来,被大家所拥有、所欣赏。我们家人自然是支持的,大大小小统共整理出了一千多件。是上海市政府帮爸爸实现了愿望。是年8月7日,爸爸与世长辞,享年九十八岁。
 
去年4月,妈妈以九十六岁的高龄辞世,与爸爸在天堂相会了。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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