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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中学工作组的一般情况

--作者:杜钧福

最近几年,不少地方编纂了地方志,一些厂矿和事业单位也编纂了本单位的志书。而且,这样的活动在各地仍在持续。这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还注意到,全国各地的许多中学也编辑了校史或大事记,一些在网上可以找到,其中多数反映了文革期间的主要事件,可作为文革历史研究的材料。我搜集了71所中学的大事记,及少数其它有关文件,另有13个县、1个地区的面上中学情况,总共包含的学校数目过百。这些学校都是普通的中学,而在文革史研究中耳熟能详的那些大城市的著名学校不在搜集之列。

我的关注点主要在文革初期进驻学校工作组的作用问题。之所以研究这个课题,是因为对这个问题尚有不同意见,而且,我感觉,全国各地的普通学校,即使像北京这样大城市里的普通学校的情况,很可能与许多文革史著作所反映的有所不同。

对于文革初期所派工作组的作用,一些早期的文革史著作都是一致肯定的。但是近年来,对这个问题的提法有所改变,但主要意思还是派工作组的初衷还是好的,由于造反派的干扰,不能实现原来的目的。

例如席宣、金春明著的《“文化大革命”简史》是这样说的:“采取派工作组领导运动这种传统的做法,目的显然是希望保持党对运动的领导,试图消除许多基层单位已经出现的混乱现象。但是,由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本身是错误的,目的也是含混不清的;各单位群众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图理解不同,对本单位领导的看法和所持的态度也不同。所以,从运动一开始,就分成了‘造反派’(通常是少数派)和‘保守派’(通常是多数派),并且开展了颇为激烈的斗争。工作组派到各单位之后,不可能完全超脱于两派斗争之外,必然会同一部分群众和某些基层组织发生许多难以处理的矛盾。加以江青、康生一伙有意煽动和挑唆,以致发生越来越多的轰赶工作组的事件,结果工作组不仅未能扭转越来越严重的混乱局面,反而将自己置于矛盾焦点的困难地位。”(见该书第101-10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

卜伟华的《“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中则说:“无论采取什么态度,总的来说,作为上级部门派来的工作组,大都在不同程度上维护了学校党委或党支部。工作组虽然也赞成批‘反动学术权威’,批‘牛鬼蛇神’和‘黑帮’,但他们反对乱批乱斗,要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见该书第154-155页,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出版)

下面根据笔者所搜集的材料(简称为“材料”或“所见材料”)概括这些学校在文革初期的政治运动过程,特别关注工作组的作用问题。为节约篇幅,凡是在该校网站上登载的校史或大事记不再加注。

1,关于工作组的进驻

绝大多数中学在1966年6~7月(很少数在8~9月)进驻了工作组。很少数材料上未记载派工作组的情况,但也未必就没派。一般是上级机关如市委、地委、县委派出的。至于为什么派工作组,根据谁的命令,一般没有说明。

有的材料这样说:“为正确引导运动的开展,中共盱眙县委向学校派出工作组。”(《盱眙中学简史》,2005)“于是按照解放后历次运动的开展模式,县委于6月6日派出工作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宁强》,宁强史志网,2009),所以很多地方党委可能是按照政治运动一般惯例这样做的。

也有的材料这样说:“在北京市委向各大中学派工作组之后,县政府也于6月中旬向我校派了工作组。”(《峥嵘岁月》,泸县二中网,2003)所以北京市向各学校派工作组起了很重要的示范作用。

另外,在文革开始前,已向很多中学派驻了四清工作组,文革开始以后就转为文革工作组。在所见材料中,有山西、浙江、湖南、广东、四川等省7所中学,以及广东惠州各中学都属于这种情况。

如上所述,泛泛说在文革初期是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是不确切的。

2,工作组进驻前的情况

因为大多数工作组是1966年6月初进驻的,当时在多数中学里没发生什么重要事件,但是由于四清运动、批判“三家村”,已经破坏了原来平静的校园生活。6月初,受《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公布聂元梓大字报的影响,一些学校出现学生贴的大字报,矛头指向教师或学校领导,也有指向学生的。

在所见材料中,记载有25所中学,以及广州惠州各中学在工作组进驻前就出现文革大字报。

出现骚动往往有外在原因,除了《人民日报》的影响外,有的学校有别种因素。如河北卢龙中学,“6月13日,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在校实习生,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迅速掀起‘文化大革命’高潮。”(《卢龙县中学大事记》,孤竹霏雨博客,2008)河北的阜城中学则是受了附近北京、天津学校停课的影响。内蒙乌兰察浩特四中则受了附近一中运动的影响。

少数学校出现比较激烈的事件。例如江苏苏州中学,在工作组进驻前,运动由党支部领导,在6月18日,学生即开始斗争教师。(《苏州中学校史(1949-1999)》上卷)一些派遣工作组比较晚的中学则发生更大的动乱。如安徽潜山中学,7月份才派工作组。在这之前,“学校一片混乱,失去控制。”大字报铺天盖地,校长受到攻击。在安徽宁国中学,8月份才派工作组,“6月,揪斗教师和学校领导的大字报布满校园,受批判的教师被监督劳动,行政干部全部靠边。”在浙江丽水中学,工作组进驻前,发生了学生造反的“六二○”事件,工作组进驻后,宣布支持学生。(戴斌《丽水中学文化大革命始末》,莲都区门户网站,2009)

不管哪种情况,《“文化大革命”简史》所描述的工作组进驻前“从运动一开始,就分成了‘造反派’(通常是少数派)和‘保守派’(通常是多数派),并且开展了颇为激烈的斗争。”在大多数中学校里都还没有成为事实。

3,工作组干了什么?

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很多中学大事记篇幅不长,行文简洁,都很概括地描述了工作组进驻后的情景。典型叙述如河北衡水中学:“21日,地、县工作队进校,22日,撤消党支部对本校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宣布师生停课闹革命,把领导和教师当作革命对象进行审查。6月底,在工作队主持下成立临时文革。”

安徽东至中学:“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文化革命工作组进驻中学,领导学校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批判‘三家村’,揪斗‘走资派’,横扫‘牛鬼蛇神’,挑起群众斗群众。”

福建莆田中学:“1966年6月7日,7名学生贴出大字报,炮轰学校党支部。旋即莆田县委派出文化大革命工作组进驻学校,领导学校文化大革命。7月12日,驻校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召开批斗校长魏文洪大会。学校领导班子及中层管理机构处于瘫痪状态,学校秩序大乱。”

福建福鼎一中:“6月份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共福鼎县委向学校派工作组。工作组大权独揽,学校停课闹革命,发动学生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名,矛头指向广大教师群众,一夜之间,校园内大字报铺天盖地,方正老师首个被揪出挂牌游街示众。随之,打击面不断扩大。工作组的秘书组,根据大字报整理材料,把教师分成四类。”

湖北咸丰一中:“7月,县委派出文化革命工作组到校,12个领导和教师被打成‘黑帮’挨批斗,还有10人被打成‘反动权威’挨批判。”

湖南攸县三中:“‘工作组’进校后,根据上级‘上连黑主子,下对黑靶子’的指示,把矛头指向广大无辜的教师,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语文教师褚世宜成为这场斗争的牺牲品。”

湖南桃源一中:“6月8日,校内贴出大字报,矛头直指正、副校长,随即出现大字报高潮,大多指向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不好或有点政治历史问题的教师,并先后‘抄家’。6月12日,县委工作组进驻学校,停课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校园;高音喇叭频频播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歌曲,震耳欲聋。从批斗学校行政领导开始,先后有十几名教师被扣上‘牛鬼蛇神’、‘反革命分子’、‘文化特务’、‘修教路线黑标本’等各种帽子,逐一大会批斗。甚至遭受挂黑牌、戴高帽、剃阴阳头、游街示众。”

山东单县:“县委决定向县一中、师范派出‘文革’工作组。不久,又先后向县二中、三中等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派出工作组,进行宣传教育,维持学校秩序,坚持以《人民日报》社论引导的方向指导运动。”此荷泽市情网的《单县通史(现代篇全编)》说得比较含蓄,都是正面内容。但是当时《人民日报》的内容是什么?还不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类--直到现在,还有一种看法,就是认为,凡是根据《人民日报》社论,根据“十六条”办的事,都是正确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被否定,是因为违背了《人民日报》社论和“十六条”。

总之,工作组进驻后,做了这样几件事:夺权、发动学生整老师和学校领导、成立临时文革。而其效果,不是整顿了秩序,而是造成大乱。

在一篇关于甘肃环县一中的回忆文章中,关于工作组的作用仅用一句概括:“县委工作组进驻一中后,接管了学校,学校停课闹革命,正常的教学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王俊钰《“文化大革命”中的环县一中--“文革”的前六年回顾》,环县一中校庆网站,2005)这一概括能够反映许多普通中学的一般情况。

4,工作组迫害教师

在工作组进驻后,广大教师受到政治和生活上的迫害,包括批斗、抄家、殴打、关牛棚、劳改。

山东莱州六中:“6月12日,县委宣传部和教育局派工作组突然进校,宣布不放麦假搞运动。上午10时左右,把教师堵在办公室不准乱动,组织学生翻教师的办公室、宿舍,个别抄家。中午,工作组决定把教师集中到学校西区前排三个教室里,食宿和其他活动全由学生看管,教师集体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报纸上有关文章。学校从高中部各班选调部分学生干部到初中部各班任班主任。6月中下旬到8月份,在工作组的支持下,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学校成立材料组,组织学生写大字报。支持学生相继成立了‘中心组’、‘筹委会’和‘文革会’,并按‘十六条’的精神将干部、教职工分成一、二、三、四类,组织学生对划为四类的所谓‘牛鬼蛇神’反复揪斗。”

四川三台中学:“5月,以县委党校教员邹方通为首的县委工作组进校,发动和领导对‘三家村’的批判;实质上秘密将教职工划为‘一、二、三、四类’。一类为极少数左派、二类中左、三类边缘人物、四类阶级敌人,准备搞上挂下联的大批判。”“6月6日,工作组发动我校学生连夜写大字报,揭批‘三、四’类教职工。次日,台中校园贴遍挂满揪出‘白骨精’、‘干魔鬼’等牛鬼蛇神的大字报;‘一、二’类教师亦不能幸免,造成‘火烧百分之百’的混乱局面。”

宁夏吴忠中学:“很快学校在工作组的运作下,成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在文革领导小组的指挥下,学校运动又升级了。许多老师(至少二分之一)被管制起来,关进了牛棚,不准回家。胸前挂着牛鬼蛇神的黑牌子。白天学习,交代问题,挨批斗,有的还被皮鞭抽,打耳光,戴高帽子,站高凳子,举白幡,抄家……晚上几个人睡在一间小屋里,不准关灯睡觉,由专人看管。”

浙江瑞安中学:“6月23日 中共瑞安县委派工作组到校(9月5日,瑞安县委宣布撤出工作组)。6月25日 校领导和教师共6人被编入‘劳改队’,送飞云江农场劳动改造。”这一学校的工作组从进驻到送教师去劳改仅两天工夫。

5,工作组导致的死亡事件

在所见材料中,记载了18件受迫害而死亡的事件。

安徽含山中学:“当时含城正在修‘革命大道’,所谓‘牛鬼蛇神’们被迫干最重的活,精神上的折磨,身体上的重压,使校医蔡伯川、教师李之德、退休教师俞家康等都走上了不归路。”

在海南澄迈中学,1966年6月9日,工作组进驻,宣布停课搞运动,大字报贴满校园,继而开批斗会。语文老师陈觉上吊自杀。过了几天,数学教研组长用砖头将铁钉钉进头部自杀未遂。(何泽富《澄迈中学丙午“文革”四十周年祭》,澄迈政协信息网,2009)

四川简阳中学:“1966年6月,学校奉令开展以文化教育战线为突破口的‘文化大革命’。‘四清’工作组发动群众,开展‘四大’。在狠揭猛批所谓‘封资修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过程中,无限上纲和不实之词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大字报火烧百分之百,学校领导和教师被划为所谓三、四类(三类是有严重问题的,四类是阶级敌人)者达五十人,重点打击对象(即四类)七人。在‘批三斗四’中,政治教师陈绍宽、校医张振宗被迫自杀身亡。”

在福建武平:“7月28日,武平一中校长魏毓屏因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横遭迫害,含冤而死(1978年冬平反昭雪)。”他死后又被声讨,引起一系列暴力事件。“紧接着武平一中召开全校批斗声讨大会,当时在县参加学习班的中小学教师和县直机关干部共三千人参加了大会,打着‘支持武平一中革命行动’的旗号,会上批斗了一中副校长阙硕龄等16位教师。……他们一个个戴上令人触目痛心的黑牌子,像犯人一样被‘红卫兵’押到台上批斗,并强迫他们九十度弯腰、下跪、晒太阳,有些‘重犯’批斗后,则拘留在学校‘牛棚’(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不许回家吃饭、就寝。完全取消行动自由,边上厕所都要‘红卫兵’看守着人。人格的尊严丧失殆尽,学校陷入瘫痪状态。”

6,工作组迫害学生

一些学校在工作组进驻后也迫害学生,将一些学生打为“小反革命”,甚至将其逮捕。

工作组6月6日进驻兰州一中后进行试点,在学生中开展“批判”活动:“同学之间的批判,就是从工作组进校开始的。不少班级的批判进行的都很激烈,尤其是初中的同学,不仅对老师‘动手’,也对同学‘动手’。”(刘黑虎《文革初期的兰州一中与长征团》,《兰州文史资料》2006年12期)

山东东平县:“县委派工作组到一中、三中;同时,其他中学和农中也都派驻了工作组。工作组的任务:首先摸清底子,弄清面目,把牛鬼蛇神揪出来。该批判的,要经县委批准后进行批判斗争。批判斗争了部分教师、学生。据统计,9处中学斗争学生38人,打成反革命的15人,整了材料的9人,打成小右派的13人。”

贵州遵义二中:“然而,工作组进校后的动作却使人感到一片杀气。一天傍晚,落日的余晖把天空映得通红通红的。急促的钟声把全校师生召集到操场上。开会了,工作组宣布市委的决定:将‘反动学生郭××、狄××及其黑后台李××’逮捕法办。郭和狄分别是高二和高三的学生,李是数学教师。在一片‘拥护地市委!拥护工作组’的口号声中,警察给这三人戴上手铐,把他们带出了学校。”8月份工作组撤离后,被抓的三名师生才回到学校。

7,工作组大搞“血统论”

一般的文革史中关于“血统论”的记载都是从北京市中学生红卫兵的著名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说起,实际上早在此对联流行之前,很多中学工作组就已经在用“血统论”作为根据迫害老师学生。

贵州普定中学:“1966年6月,普定县委派工作组到普定中学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揪斗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校领导和教师的同时,又抓学生中的‘小反革命’、‘小牛鬼蛇神’,普定中学校园弥漫着恐怖气氛,出身‘黑五类’的学生,人人自危,终日惴惴;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家庭的学生,则成了运动的中坚分子。一时之间,学生反目为仇。学生斗学生的手段极为残暴,极尽侮辱之能事,被斗者想自杀者有,欲以命相搏者有。”

甘肃省镇原县:“1966年6月22日镇原县委派工作组进驻县属六所中学,领导和推动学校文化大革命,发动师生揭发学校问题,并对教职工分类排队,四类教师(家庭出身不好、历史上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社会关系有问题、有海外关系)被列为批斗对象。王文翰、赵和忠、刘登瀛等同志受到无情批判。”

8,集训教师

1966年7月14日,根据刘、邓的指示,北京市制定了《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送审稿)》,其中有组织中学教师集训一项。集训的目的和要求是:“采取集训办法的好处:领导力量集中,工作对象集中,便于更好地交代政策和掌握政策,便于教师洗手洗澡,坦白交代,有利于工作组做到胸中有数,有利于左派学生的教育提高,而且校与校之间可以互相带动,互相促进。”“集训的要求:一是着重解决各校领导核心的问题,重点批判党内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二是促进大多数干部,教师洗手洗澡,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三是提高左派师生的思想觉悟,锻炼他们的作战能力。”北京市的一些中学也根据这一文件进行了集训。

可能与此有关,许多地区在7月份后都组织了中小学教师集训。除去北京市外,所见材料中有辽宁柳河,山东淄川,江苏江都,安徽利辛、东至、潜山、寿县,福建武平,四川绵阳、蒲江、(重庆)綦江、涪陵,云南曲靖,陕西宁强、留坝,甘肃古浪、镇原,宁夏同心等18个县及陕西安康地区记述了集训事。四川蒲江中学老师参加的是温江地区组织的“揭批”运动。

安徽东至县:“7月1352名中、小学教师在县城(一中、梅小、南小、党校)参加长达三个月的集训。其间,三分之一的教师被打成‘牛鬼蛇神’,受到批判,失去自由。”

山东淄川:“7月,淄川城镇中小学教师以集训形式开展‘文化大革命’。19日至9月29日,淄川区委派出工作组,组织淄城、洪山公社区属中、小学教师和昆仑、西河公社的完小教师,计442人(其中公办小学教师253人,民办小学教师148人,区工读中学教师24人,农中教师17人),在洪山(后迁至淄城)以暑假集训的形式,开展‘文化大革命’。集训期间,经过‘大鸣、大放、大揭发’,有91人被错误批斗,许多人受到大字报攻击,在师生中和社会上造成了很大思想混乱和不良影响。”

宁夏同心:“7月-9月县委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师、学生代表、贫下中农代表400余人于县城,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并派出工作队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即58天集训。其间,有近百名教师被打成黑帮分子,200多名教师被游斗。县城一小教导主任侯文元因不堪受辱于8月26日跳窖身亡。学校停课。”

陕西宁强:“1966年8月1日,中共宁强县委根据汉中地委的通知精神,抽调120余名党政干部,组成整训工作组,把全县1100多名公、民办教师调集县城,举办整训会。整训会依据原驻校工作组和各区、社前期对教师的摸底材料为准,对全体教师分类排队,按照‘斗四类,批三类,帮二类’的层次,搞人人过关。利用大字报、漫画、戴尖尖帽、剃阴阳头、挂大牌子等形式,对教师进行诬蔑、斥骂、凌辱和摧残,对那些‘拒不交待’,或‘认罪’态度不好的‘顽固分子’,轻者罚跪罚站,重者拳打脚踢,作‘喷气式’(即令受整者两腿半弯,两臂向背后举起,腰向前作90度弯曲)、‘炒菜’(即将受整者置于中间,四周人对其乱拳击打)。如:阳平关区巨亭公社一姓王的教师,腰杆被打断,用4条长木凳支撑着继续批斗。有些教师忍受不了酷刑的折磨和无休止的批斗,不得不按照工作组的旨意乱揭发,乱交待,苦打成招造成更多无辜者受到伤害。”“这次整训会上,据有关方面统计,共动用体罚形式30余种;737名教师被批判斗争,占教师总人数的67%;45%的教师被打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三反’分子、‘反革命’和‘坏分子’等‘牛鬼蛇神’。”

陕西安康地区:“7月下旬,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和中共安康地委第二十九次常委会议的决定,全区各县以县为单位举办暑期教师学习会,以清理阶级队伍,纯洁教育组织。全专区参加集训的中小学教师四千五百多人,加上工作组成员共六千余人。在‘左’的错误指导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口号煽动下,许多教师遭受大小字报围攻,大小会批斗,站板凳,戴高帽,抹黑脸,挂黑牌,剃‘黑线头’,拳打脚踢‘触灵魂’,人格受到侮辱,有的在极度紧张、恐怖和备受摧残的情况下自杀身亡。暑期教师学习会于10月下旬结束。据安康、石泉、紫阳、平利、岚皋等县统计,有名望、有才干的教师60%~70%遭到揪斗。全区被打成‘反革命’、‘黑帮’、‘反动学术权威’等的教师共636人,受到错误批判处理,造成了严重后果。”(《安康地区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9,是否存在“反工作组”问题

大多数材料未见有反工作组事。少数材料有个别老师同学有反工作组思想言论,但绝无驱赶工作组事件。

载于陕西华县网的《咸林中学简史》谈到:“为了扭转混乱状况,华县县委按省委要求,于6月21日向咸中派出以文教局局长辛质安为首的工作组,宣布学校‘文革’运动由工作组领导,要求学生不要乱批乱斗,要服从教师管教,维持正常教学秩序,不要乱贴大字报。但这激起学生不满,贴出‘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的大字报,工作组立即将贴大字报的15名学生内定为‘右派’。当时北京、西安的一些大学已掀起反工作组的浪潮,咸中的部分学生也迅速将斗争矛头指向工作组,认为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攻击工作组长辛质安,张贴反工作组的标语和大字报。”

此文提到了工作组和学生的冲突,但其内容在时间上不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说起始于1966年10月初。此处记述显然有误。此外,另一当时该中学的学生也有回忆,谈到不同的反工作组原因:

“在咸林中学,历史上有问题的或地富家庭出身的子弟依然是被整的对象,但下手的并不是‘革干’子弟,而是县上派下来的工作组。很快,原咸林中学的教导主任(梁元武)就上吊自尽了。我并不认识这位梁老师,但我还是去了现场。……同学们缓缓地从死者身边走过,个个心里都有一股气,这股气是冲着工作组,冲着派工作组下来的县委(地委、省委……)来的。”(陈家琪《执着与迷惘》,《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徐友渔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上述两种材料记述不同,但教导主任自杀事恐怕是确有的,当局编纂的简史却未记载。

湖北天门渔薪高级中学:“六月底,工作组进校后,首先揪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韩童联盟’,为了调动天真的学生的斗争积极性,又非法地把出身不好的教师档案公布出来,并加紧进行揭、批、斗,历时约二月之久。共揪出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牛鬼蛇神、走资派等共二十余人。这些人中被整得最惨的是童家齐老师,童老师被整得吞钉子、钥匙自杀,经抢救后逃到巫山,又准备自杀,被捉回批斗,在批斗中,由于心力俱瘁,无法支持,竟至像倒门板一样倒在台上,真是惨不忍睹。工作组违背党的政策,扩大打击面的野蛮作法,引起渔中教师的强烈不满。当时有人提出:‘文件精神指出,一个单位的坏人不得超过5%,我们的打击面是否太宽?’而工作组成员说:‘不是打击面宽,而是挖得不够。学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抓一批阶级敌人,运动就不可能深入,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国家就会改变颜色。’运动一开始,渔中即陷于白色恐怖之中。”

黑龙江富锦市三中:工作组进驻后,发动学生批斗老师,给老师划左中右。8月21日,开会批判一位体育老师。“这次会议有名教师突然问工作组;‘老师是干部,还是群众?请工作组先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再辩论。’这话一出,立即得到与会教师的赞同,也问;‘请工作组先回答教师算当权派,还是群众。’因为‘文化大革命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很明显,在学校,教师算群众,不算当权派。工作组一位有地位的人回答:‘干部群众。’老师不服,说:‘这话不通,‘十六条’中没有干部群众这个词。’于是会议转向了干部群众的争论。”

浙江浦江中山中学:“6月25日,工作组把敢于向他们提意见的方能谱、黄世纯等老师打成了‘反革命’,撤了他们的职,并限制了他们的人身自由。”

很显然,老师学生反对工作组,普遍是因为工作组整了老师,而且整得很惨,而不是因为工作组不许他们攻击老师和领导。这一点,和北京那些红卫兵起源的著名学校很不一样。

当然主要区别还是:在这些学校里,绝大多数老师学生都服从工作组的安排,即使受到不公平待遇也逆来顺受,绝不反抗。北京市石景山中学的校长回忆北京郊区石景山区三十多所中小学的情况,也未提到反对工作组的事情。反工作组是个别行为,根本形成不了造反派。

10,不止“五十天”

毛泽东1966年7月18日回到北京后,严厉批评派工作组的做法。于是北京市在7月底全部撤回了向各类学校派遣的工作组。8月初,毛泽东在他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又严厉谴责“五十天”的“白色恐怖”“何其毒也”。此后,在工作组期间被打为“反革命”的许多青年学生得到解放。

但是,在全国绝大多数中学里,根本不止“五十天”。这是因为,毛所说“白色恐怖”主要是6月20日以后实施的,是对学生造反的一种反击。而在普通中学里,学生“造反”造的是老师和领导的反,是工作组鼓动起来的。而反工作组只是零星个别行为,因而无“反击”一说。从工作组进驻以后,对老师的迫害只能是愈演愈烈,并无任何波折和反复。而工作组撤出后,老师们仍在继续受难。其实在北京也是这样。著名的受迫害而死的25中郑兆南老师,她所受的罪,主要不在“五十天”里,而在“五十天”以后(她是9月3日被释放的,自称被监禁47天,应在7月19日被开始监禁)。

前边举例中的黑龙江富锦市三中工作组在8月21日开会批判一位体育老师,遭到另一老师质问的事,就说明该校的工作组专政时期远远超出了“五十天”。

一些学校工作组进驻长达70天,例如甘肃庆阳合水一中:工作组进校后,立即对广大教职工进行分类排队,并发动师生摆问题。工作组宣称,合水一中有三条反革命黑线。”继而挖出了两条“反革命黑线”,将一些师生打成反革命分子,严刑逼供。校门口站上了岗,不许师生自由出入。“十六条”公布后,批斗活动愈演愈烈。“在工作组进校后的七十天时间里,教学工作全部停止,师生整天参加批斗会,学校笼罩在一片阴森恐怖、风声鹤唳的气氛当中。”

许多地方老师们遭罪延长的原因是集训。毛泽东否定了工作组,但没否定集训。有些地方的集训达70天以上,如甘肃古浪县:“7月18日 各中学教师集中到县城搞运动,县上派出35名干部(其中科级干部10人),各中学调10名‘红卫兵’参加运动,形成了72天的‘白色恐怖’事件,县委书记、教育局长、学校校长和部分骨干教师遭到残酷揪斗和殴打。”

有些地方,老师们遭的罪还要长,一直到1966年底。在江苏金湖中学:“1966年6月19日,金湖县委派工作组进驻学校,揭阶级斗争盖子,原学校领导一律靠边。7月1日召开批斗‘三反分子’原校党支部书记夏效忠大会,并撤销其职务,接着,在教职员中大揪地主、国民党、叛徒特务以及三家村等‘黑帮分子’,把13人打成‘反革命’,对他们实行专政,边批判、边隔离劳动改造,时间长达五个多月。这时期,学校里处处充满了阶级斗争的火药味。”

又如陕西省定边县:“1967年,年初,全县中小学教师平反会在县城召开。”

11,老师们如何得到解放

一些老师是因为学生们外出串联,无人管他们而自行解放。如在宁夏吴忠中学:随后大批学生外出串联或去北京。“是年十一月下旬,被看管的教师自己解放自己,不再参加劳动了,回家住宿,牛棚的生活就此终止了。”广东广州九佛公社中学一位老师因和工作组冲突被监禁。他说:“不久,学生出外串连闹造反,我得以回广州的家。”(雷仲生《充满波涛的一生》)

更多的学校里,老师们的解放是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如甘肃庆阳县:“1966年9月初,全国开始大串联。批斗活动逐渐停止。11月县里派工作组给打成反革命的部分师生平反。”

主要的解放高潮是1966年10月份以后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

广西南宁六中:工作组于1966年6月进驻后宣布夺权,声称教师不是基本群众,而是革命对象。到8月29日,在77人的教职工队伍中,有27人被打为牛鬼蛇神,关进一间教室,失去行动自由,遭受迫害。另有8人被剥夺参加社会活动的权利。10月份,平反指示下达,市领导还迟迟不予平反。直到11月份,才结束这种非法迫害。(南宁教工《井冈山》总部六中《东方红》战斗队,本报调查员《彻底肃清“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广西日报》,1967年6月3日)

杭州二中:“10月14日,杭州市委‘文化革命小组’召集中等学校负责人会议,讨论进一步搞好文化革命问题。部分被打入‘牛棚’的领导和教师获得解脱。”

湖北咸丰一中:“11月1日,被打成‘黑帮’的领导和教师7人被送往十字路红水渠工地劳改。12月15日,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烧毁黑材料,县委给被打成‘黑帮’的领导和教师平反,学校停课,各种群众组织成立,师生外出串连。”

一些学校受到外来红卫兵的冲击,老师们得到解放。陕西宁强县“教师整训会于1966年10月中旬结束,历时76天。共抽调20名所谓的左派教师骨干,组成专案组,由县委派员主持,将58名所谓问题严重的教师,关押在县党校继续交待问题,称作集训班。集训班实行准监狱管理制度,由两名专案人员专门负责管教,其余专案人员分组分头调查被集训人员的‘罪证事实’,撰写‘罪行’材料。被集训的教师,每天清晨押到城郊社队劳动,晚上收工回来交待问题。12月7日,受外地来宁强串连的红卫兵冲击,形势骤变,集训班被迫草草收场。”

当然这是一种短暂的解放,在随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老师们又受到更残酷的迫害。

12,对所见材料的评价

所见材料中大多数是近年来各地学校自己编辑的大事记或校史,应为经过上级主管机关审查批准的,具有一定权威性。至于它们所反映的事实是否准确,只有当事人才能判断。但是我们根据一般经验,也能做出初步解读。例如那些日期颠倒,说在1966年6~7月份就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口号者,肯定不熟悉当时情况或编辑时不负责任,可信程度低。但是这样的材料只有两三件。绝大部分材料对史实的叙述都是客观的,可以说是真实的。

除去大事记校史以外,所见材料还包括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涉及人员包括工作组成员、积极分子、学校领导、受害老师学生。他们均从不同角度回忆了那个不堪回首的时期,并做出了恳切的反思。

例如北京市石景山中学校长,回忆了他在文革初期被批判斗争的过程,但也说,学生对他还好。可能郊区的孩子更纯朴一些。

又如湖南衡南一中一位当年老师中的积极分子在为该校撰写的《创业、磨难、辉煌--衡南一中百年校史补缀》一文中毫不留情地点了自己的名,真诚地悔悟当年贴大字报对同事的损害。“这张大字报抓住这些老师出身不好的弱点,或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或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极尽诬蔑之能事,极为严重地侮辱了这些老师的人格。现在想起来悔恨莫及,即使是‘赔礼道歉’也无补于受害者的精神伤害啊!然而,最可悲的是伤害了自己的同事。但这是‘为革命’,是‘革命的需要’,‘文革’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伟大运动’,有他亲自签发的聂元梓的大字报为榜样,点这些老师的名是工作队授意的,谁敢违抗潮流不照办?”

当年进驻贵州正安县楼台坝民办中学的工作组长若干年后对其孙子的口述中,诚恳地反思工作组所犯的错误并挖掘其根源:“工作组进校后,发动学生对当时一些有历史问题和对现实不满的教师,用大字报横加指责,责令检查,停止工作,搞劳动,下苦力,大会批,小会斗,然后逐个进行开除或辞退处理。当时工作组是钦差大臣,主宰学校一切,县文革小组对工作组提出的意见几乎是百分之百地采纳,所有报批处理的人员全部批准。所以仅在短短三个多月内,除一名公办教师外,六名民办教师和一名管理学生生活的会计全部被赶出学校。当年该校有一个初三毕业班,学生报考学校的政审等都由工作组包揽,连学生的毕业证书上校长的印章也是我的印章所代替。这是我作为一个党员忠实执行极左路线最突出的表现。不过当时并不知道那样做是错的。现在看来,这些受处分的人并没有什么大错,被处罚是无辜的。后来大多数人虽然得到平反,但当时的精神折磨是无法弥补的。这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以清算和纠正。”(《爷爷的回忆录》,织梦网,2009)

在历史学家用含糊不清,只能使人思想混乱的语言描述工作组进驻时期历史的时候,在基层,不管是领导还是群众,经历或了解那段历史的人们早已对其过程和性质达到了共识,并无很大争论,在如何描述历史,是否应有自己的立场的问题上,也毫不犹豫地作出了选择。

13,结论

从所见材料来看,在文革初期,进驻各地中学的工作组领导了文化革命运动,以学校领导和老师为革命对象,广大学校老师和领导受到严重的政治迫害,身心受到摧残。老师们受到迫害,正如前面所述工作组长所说的,归之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归之于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运动。具体的原因,应与毛泽东在文革前夕做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论断有直接关系。有了这样的判断,将学校领导和老师当作革命对象就不奇怪了。

在全国各地的普通中学里,工作组毫无忌惮,为所欲为,没遇到什么大的阻力,至少他们自己没感觉有什么困惑。当时还没有造反派保守派的对立。学生们在工作组领导下攻击学校领导和老师,他们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

有的研究者认为,对工作组的作用应做全面分析。我一般地赞成这提法。这批材料也表明,在文革初期一些中学老师的集训队里,还没有出现文革以后阶段的戴高帽子等人身侮辱现象。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工作组如果不撤,也许不会发生卞仲耘那样的事件。但是,卜伟华先生所说的“在不同程度上维护了学校党委或党支部”,在我见的百余所中学材料内均未见。他所说的工作组“反对乱批乱斗”是否属于积极方面也是可以讨论的。在我见的材料中,只有《咸林中学简史》谈到:“要求学生不要乱批乱斗,要服从教师管教,维持正常教学秩序,不要乱贴大字报。”但该简史连把教导主任被逼死事件都不写入,其记叙的真实性如何叫人相信?除此以外,几乎所有材料都将工作组进驻后的局面描绘为“学校秩序大乱”、“全校一片混乱”、“造成混乱局面”,没说“维持秩序”。至于有组织的打斗是否比乱打乱斗更文明,从这些材料里看也不一定。一般来说,工作组进驻后比进驻前更糟,而工作组撤出后,情况也没有好转。这是因为,工作组撤出了,又来了红卫兵。如果没有红卫兵运动,卞校长不一定会死。

卜伟华先生在他的书中和其它一些场合下的说法实际上部分继承了《“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对于工作组作用的提法。这种说法有其内在矛盾。这一矛盾在这类文字表述中其实有所反映,但是说得过于曲折。这个矛盾就是:工作组是去领导文化大革命的,而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动乱,所以工作组不可能维持秩序。它所做的仅仅是制止“乱打乱斗”,而在工作组领导下制造“有秩序”的动乱。

阿陀关于广州培英中学(原广州第八中学)文革的文章《一代培英人的足迹》中的描述也许可以算作“全面”分析工作组作用的样板:“大约十一号,市委派来的工作组进驻学校,运动得到控制,打人现象被制止了,批斗则有增无减。一批教师被集中关进‘牛栏’审查,运动的重点是审查批判所谓有问题的老师。”


附录:

笔者所见材料中71个中学和13个县、1个地区的名称

北京:回民中学,石景山中学;

天津:十六中;

河北:衡水中学,沧州中学,南宫中学,卢龙中学,阜城中学,安平中学,玉田一中,迁西县中学;

山西:太谷中学;

内蒙:乌兰察浩特四中;

辽宁:柳河一中:

黑龙江:富锦市三中;

山东:莱州六中,东平县,淄川,单县,郯城县,海安县;

江苏:苏州中学,金湖中学,盱眙中学,如东高中,江都县;

浙江:杭州二中,瑞安中学,富阳中学,丽水中学,桐乡高桥中学,浦江中山中学;

安徽:含山中学,利辛中学,东至中学,宁国中学,潜山中学,寿县;

江西:乐平中学;

福建:长汀一中,莆田中学,武平一中,东山县;

湖北:武汉三中,咸丰一中,天门渔薪高级中学,钟祥三中,汉川二中,荆州中学;

湖南:沅江一中,攸县三中,桃源一中,衡南一中;

广东:广州九佛公社中学,惠州,(今海南)乐东县抱由中学,澄迈中学;

广西:南宁六中,防城中学;

四川:成都大弯中学,三台中学,泸县二中,剑阁中学,简阳中学,蒲江中学,(重庆)綦江中学,涪陵一中;

贵州:遵义二中,思南中学,普定中学,正安县楼台坝民办中学;

云南:曲靖一中;

陕西:定边中学,华县咸林中学,宁强县,留坝县,安康地区;

甘肃:庆阳合水一中,古浪一中,环县一中,镇原县,平凉县;

宁夏:吴忠中学,同心中学;

新疆:喀什二中。


转自《昨天》文刊第9期,版权归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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